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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莅: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及其政治哲学效应——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对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超越

更新时间:2021-09-14 20:44:44
作者: 王莅  
而上述思想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的关注对象。

  

   在当前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学者主要依据马克思借鉴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来批评梅恩、菲尔、拉伯克在氏族、婚制、父权等问题上的观点,从而将摩尔根确立为“人类学笔记”的思想核心。但是,从19世纪人类学的发展线索来看,构成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理论焦点的人物显然是梅恩。梅恩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一套反驳自然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和研究范本,而且其研究成果还为其后的人类学家构筑了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在他之后,摩尔根的贡献主要是对当时广泛存在的氏族遗迹进行全面研究,从而将历史法学通过残余法复原古代社会的工作推进到更加系统化的层面。其中,摩尔根借助巴霍芬的母权论来批评梅恩的父权制理论,并以此论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被视为最大的修正。以此为基础,下文将详细论证19世纪文化人类学如何通过古代社会的开辟来说明自然状态的历史化过程。

  

   在《古代法》中,梅恩首先批判了自然法理论的不可证实性,而不可证实的学说在他看来将不可能通达历史的真理。他明确指出:“凡是似乎可信的和内容丰富的,但却未经证实的各种理论,像‘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之类,往往为一般人所爱好,很少有踏实地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的;这些理论不但使注意力离开了可以发现真理的唯一出处,并且当它们一度被接受和相信了以后,就有可能使法律学以后各个阶段都受到其最真实和最大的影响,因而也就模糊了真理。”⑩更严重的是,对历史状态真实性的忽视造成了一系列“智力上的恶习,如对现实法的蔑视,对经验的不耐烦,以及先天的优先于一切其他理性等”。(11)进而,梅恩发现自然法理论之所以疏于考察古代历史的真实性是因为他们将现代社会的观念错误地植入古代社会的研究中,从而将古代社会简单地作为论证现代秩序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注脚。他说:“逻辑上,它意味着曾经一度由自然法支配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法学专家并不明白或确信地说到过有这样一个状态存在,这种状态除了偶然在幻想黄金时代的诗歌中被发现外,的确也绝少为古人们所注意到。自然法从实际效果讲,是属于现代的产物”。(12)最后,梅恩道出了自然法学说以现代观念改写古代历史的目的在于制造现实的政治革命,其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他清楚地意识到,“‘自然’学说及其法律观点之所以能保持其能力,主要是由于它们能和各种政治及社会倾向联结在一起……它们明显地大量渗入到不断由法国传播到文明世界各地的各种观念中,这样就成为改变世界文明的一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13)由此可见,自然法理论对自然状态的预设从一开始就具有现实的政治意图,至于古代社会的历史真实性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无从考定或无关紧要的问题。

  

   被自然法理论有意或无意忽略的问题被梅恩以降的历史法学和受其影响的文化人类学系统展开了,其突出的理论成果体现在对于古代社会的具体解析。梅恩的历史法学研究主要通过古代法律遗迹来还原一个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奇怪”和“异样”的古代社会,他认为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在控制着我们行动以及塑造着我们行为的道德规范的每一种形式,必然可以从这些胚种当中展示出来”,(14)而这恰好是自然法理论以现代观念去粗暴干预古代社会时失之交臂的东西。

  

   具体而言,梅恩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主要提供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古代社会的基础是家族,其核心是家父权。梅恩从比较法律学研究出发,发现《圣经》的历史提供了人类最初的社会样态描绘——“人类社会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的,这种集团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15)甚至,他更加绝对地表述到:“在人类原始观念中,除了家族关系之外,不可能理解在各个个人相互之间可以有任何关系”。(16)所以,家族构成了最初的社会组织,此后许多家族集合形成氏族,进而是许多氏族集合形成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因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家庭“原祖”,所以其权力结构实质是“家父权”的扩大。自此,文明时代和政治社会便从父权制家庭开始了。第二,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趋势。梅恩通过比较考察雅利安语系各个民族的历史发现了一个共同规律——所有的进步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体现为“家族依附的逐步消失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17)即个人之间通过立定契约从而取代了家族体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此后,独立的个体、自由的意识、契约的精神便逐步推动现代社会的产生。

  

   从19世纪文化人类学的进程来看,梅恩较早完成了对古代社会的系统构建,其后的发展线索主要体现为对他的继承或批判。在诸多后学之中,摩尔根实现了重大推进。类似于作为英国法律学家的梅恩以雅利安语族的古代法律集中表征早期人类社会特征时所具有的文化自觉,作为美国法律学家的摩尔根在研究中也自觉突出了美洲大陆特有的人类学价值。按照摩尔根的理解,“由于人类起源只有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历史和经验,多少可以代表我们的远祖处于相等状况下的历史和经验。”(18)不难看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了一种以“共时态中的历时性”来求解古代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路。具体而言,由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早期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遗迹,因此基于人类共同的起源、相似的需要和类似的心理作用(即智力原理的一致性)可以假设,与现代人同处一个时空之下的印第安人部落实际代表着更为久远的历史阶段,并且以之为参照可以推断全部人类社会的早期状况。

  

   概括而言,摩尔根对早期人类社会图景的揭示已然不同于梅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考察要点包括各种发明和发现、政治观念、家族观念和财产观念,它们代表着人类从蒙昧社会经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展中所平行发展的四类因素。这既与梅恩专注于古代法律研究不同,也与恩格斯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理解的社会单线进化不同。第二,氏族而非家族构成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组织,作为梅恩理论基石的父权制家庭是氏族社会解体后的产物。摩尔根指出:“氏族组织给我们显示了人类的一种时代最古、流行最广的制度”,而氏族代表的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19)被梅恩视为古代社会基础的父权制家族并非是始终如一的家族样态,而毋宁说,它的产生是极为晚近的。(20)并且,正是由于父权制家族产生之前古代家族缺乏类似于“家父权”的整合力量,才产生了氏族、胞族、部落这类型的早期社会组织。至于国家这种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则是人类社会诸种管理方式中“最晚近的一种”。(21)第三,氏族的发展经历了以女性为本位到以男性为本位的变迁,这一点从根本上挑战了梅恩的父权制理论。摩尔根依据亲属称谓与家庭形式的对应关系,以及前者相较于后者更稳定而推断,早期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女性为本位,只是“当财产大量出现以后,世系就转变为以男性为本位”(22)。财产(特别是私有财产权以及作为其保障的继承权)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但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私有制成为人类社会无法控制的力量,因为这种单纯追求财富的社会心理孕育了人类社会自我消灭的因子。

  

   从上可见,19世纪文化人类学通过开辟古代社会具体说明早期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同样代表着勾连古代与现代的理论努力,只不过这种努力相较于自然法学说的强烈政治诉求而更多突显了古代社会的异质性,以及这些异质因素如何经过复杂历程演变为当前的现代社会结构。就梅恩和摩尔根的研究而言,他们在古代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中都注意到了财产问题的重要性,但与这种强烈关注意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文化人类学在分析财产的现代形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时表现出了实质性无力。以摩尔根为例,当他从古代社会中洞察到财产这种后起因素可能会造成现代社会的自我瓦解时,给出的应对方案却是在更高形式上复活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并且尚不能就如何从政治上实现自由、权利上实现平等、社会中实现博爱给出可行性方案。由此可见,文化人类学对于自然状态历史化问题的解答主要借助古代社会的历史遗迹还原出人类早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架构。至此,自然法理论从逻辑上对自由个体的论证与文化人类学从历史上对古代社会的开辟构成了论证自然状态历史化的两条路径,因而也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方案。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思想背景和理论价值便呼之欲出了。

  

   三、共产主义:马克思探索的现实方案

  

   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集中关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项工作首先见诸于18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判定与介绍,然后零星见诸于20世纪40—60年代俄国思想界的翻译与传播,最终较为集中但远不全面地见诸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为题整理出版的马克思对摩尔根、菲尔、梅恩和拉伯克人类学著作的读书笔记。(23)在理解这部分聚焦“公社”问题但尚未获得定论的研究材料时,不能忽视19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的巴黎公社运动和东方社会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充当了马克思彼时理论研究的现实引导。以上述两大事件为背景,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古代社会的公社(commune)遗迹与现实政治中的共产主义(communism)革命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历史关联,自然法论证的自由个体和文化人类学开辟的古代社会可以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行动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结合,从而颠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

  

   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与人类学关系的理解主要被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引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以文化人类学家,进而是马克思学研究者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晚年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标志着他回归到早年的哲学人类学视野,而正是这种兴趣转移促使他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计划;与之不同,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学术界却倾向认为,马克思晚年对古代社会的关注意味着他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东方社会,而这种转移的实质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资本论》的主要结论探索东方国家的革命和现代化问题。深入分析将会知道,上述两种思路的提出都有现实的问题关切:西方学术界致力于弥合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撕裂的“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而东方学术界着力于探索马克思理论之于东方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意义。因而,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马克思当时的思想语境。(24)基于此,下文将从马克思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出发,详细分析“人类学笔记”与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内在勾连及其实现的政治哲学效应。

  

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对19世纪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运用方式,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曾区分了历史性和修辞性两种视角。其中,历史性视角是指借助文化人类学对氏族、家族、婚制、古代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力求还原出一个可证实的早期人类社会;而修辞性视角则是着力突显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差别,并以古代公社的公有制反衬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历史阶段性及其内在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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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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