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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

更新时间:2007-01-16 10:57:03
作者: 徐迅雷  

  

  文化的蓬勃,从来不是一时所为,不是公众制造出来的。不要以为我们是文化制造大国,不能以为我们正在实现“大国文化崛起”,其实我们如今还是很没文化。回顾2006年文化的度过,瞻望2007年文化的行进,我们期待文化的挺拔勃兴。

  

  一、狭义的“恶搞”是一种“反文化”、“负文化”

  

  2006年倏忽间就过去了,朋友在一本新书序言里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几个人恶搞了一把,一年就过去了。”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恶搞”,渐入高潮。

  胡戈在2006年初恶搞了一把《无极》,没承想竟然就开启了“恶搞年”。从电影《无极》那“一个馒头的故事”,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一堆馒头的故事”,所映照的“恶搞年”倒很完整。从大片到名人到文化经典,都成了恶搞对象。有些名人则在博客里相互恶搞。相信下一版《现代汉语词典》一定会收入“恶搞”这一新词。

  其实我们不能将一切“搞笑”都看成是“恶搞”。有的所谓“恶搞”,其实是“善搞”,是讽刺幽默、批评批判,可惜搞得不错的“善搞”太过稀少。“恶搞”的无边际发展,就弄成了“搞恶”。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恶搞,将《红楼梦》搞成了“林妹妹穿三点式、宝姐姐陷入婚外恋”的“现代版”;对红色经典的恶搞,《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

  网络不是流水线,但网络确是集装箱,体积巨大,容量无比,恶搞成了“网络文化制造”,甚至从制造变成了竞赛,长势如雨后蘑菇。更夸张的是,网络恶搞的“文化制造”很快就“下载”到了现实生活中,商业恶搞开始大行其道。雷锋上了安全套包装盒、屈原成了猪饲料“品牌代言人”、“姚明”牌卫生巾也出笼了……“文化制造”变成了“商业制造”。文化为商业服务本来也不坏,问题是没心没肺的“文化商业化”,是对民族人文精神的蚕食和摧毁。

  在一种扭曲的环境中,文化必然以扭曲的形态出现。“恶搞”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的表现。“恶搞”与“善搞”之间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那是可怕的。“善搞”与“恶搞”的区别是:“善搞”是草根们话语权利的体现,它同样可以带有“娱乐至死”的黑色幽默,但与“恶搞”不同,“恶搞”不仅是侵害真善美,而且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赤裸裸的损害。

  在我看来,狭义的“恶搞”就是一种“反文化”或者“负文化”。冀望将“善搞”从如今笼里笼统的“恶搞”概念里独立出来,分水岭就是是否侵害他人的权利。在文化共同体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侵害他人权利的权利。或许,我们不必夸大“恶搞”对人文精神方面的损害程度,如若在现实层面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则需要让法律来调整、由法庭来辨是非。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法庭之外的“文化裁判所”。

  龙应台曾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别人的态度。”美国《时代》周刊2006的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的“你”——网民。冀望聪明的网民在2007年多一点“善搞”而少一点“恶搞”,去解构、去批判、去讽刺假丑恶,而不是拿真善美寻开心。这,就是一种文化责任。

  

  二、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复兴”

  

  这是一个没能出现文化大师的时代。如今在我们的“文化制造”领域,已经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大抵是“山中无猴子,蛤蟆称大王”了。

  学者许纪霖比较了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三位华人导演,分析说,他们三人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横扫欧洲影坛,而目前只有李安笑傲江湖;“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背后的文化底蕴”;关公不能翻跟斗,因为他是儒雅的,关公之像,“没有瞪着眼睛拿刀乱砍的,他一定是在读《春秋》”。相比于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确实太没文化,若让他俩来导演“关公”,那保不准又要搞出一个或一堆馒头的。

  如果说没有“文化大师”还不可怕,那么没有“文化”是很可怕的。歌德曾说:“在文化水准最低的地方,你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恨行为。”尽管这是歌德两个世纪前所说的,今天依然基本如此,你看看新闻里多少灭门案件、动不动连杀十来人的凶案,就知一二。而不少影视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恣意践踏自然、毁坏文物,则更是典型的弄文化的人“没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寄托,“没文化”何谈“有文明”。文化的面积与沙漠的面积成反比,文化的深度与大海的深度成正比。美国学者威尔 \"杜兰曾把文明比作杀戮之河的两岸,在两岸“人们建筑房屋、温暖做爱、抚养孩童、写诗歌咏、雕刻铜像——文明的故事即发生在河两岸的事迹”。

  岁末年初,学者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一文,引发了一轮中国如何能够“文艺复兴”的热烈讨论。“新人文运动”是否“即将到来”?这个似乎也没必要深究,就像季羡林老先生提出“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观点,有人反对,他则高挂免战牌,其态度就是“不争论”。

  相比“文艺复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当然,也可以把“文艺复兴”理解为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文化复兴”的本质在“康复”与“创新”两个关节点上。今天,面对我们“缺大师”、“没文化”的现实,面对既有“外伤”、又有“内伤”的文化,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文化康复”,在康复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发展与兴盛。“康复”就是修复好“内外伤”,它不能是“锯箭行动”——只将露在外头的箭干锯下就完事;康复之后才能求得“重生”或“新生”、求得“创新”与“振兴”。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必然要求走出创新之路,创新之路也就是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必由之路。然而,“创旧容易创新难”。如果说胡戈那第一回以“善搞”为本质的“恶搞”算是一个“创新”的话,随后跟风的一切“恶搞”,都是“创旧”。张艺谋“商片”《满城尽带黄金甲》被称为“《雷雨》加大型团体操”,那故事是从话剧《雷雨》里偷来的,这也是“创旧”而非创新。

  如果只有“文化制造”而没有文化创造、文化创新,就没有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广义的,它要求跨国家、跨时代、跨文化,作为人文精神,文化如果不能跨文化就不成其文化。文化复兴更不是复古,也不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它必须具有世界眼光。

  

  三、以“保护主义”善待文化遗产、用“拿来主义”对待传统文化

  

  2006年可看成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元年”,因为这一年里设立了“文化遗产日”,从今以后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就是保护文化遗产的节日。

  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比开发重要。所以当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建议把某皇帝陵墓“开发”出来的时候,被公众当作外行嘲笑了一把。在2006年,我国的安阳殷墟遗址申遗成功,至此中国距离第一次成功申遗已有20周年。“申遗”的目的更不是开发而是保护。我们必须以“保护主义”来善待我们的文化遗产,站在2007年的门槛上看未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是“知易行难”。许多人“开发遗产”,就是一种“文化制造”,终极目的是旅游商业、产出钞票,这永远值得我们警惕。

  而“知难行亦难”的是,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2006年“国学”成了一个热议的焦点,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当然,没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文化复古。贬者云:“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它是反人文、反正义、反理性、反科学、反道德、反规则、反开放和反革新的。而褒者认为传统文化是国宝。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就说,面对民族历史文化,我们万万不能丢了“温情与敬意”。

  笔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的观点很鲜明:对待传统文化,态度只有一个——拿来主义。我曾注意过不少论争传统文化、论争国学的文章,发现根本就找不到“拿来主义”这个词。这是一个怪象。这些论争中的学者们,似乎有一种集体无意识,那就是把“拿来主义”给彻底忘却了。鲁迅先生当年论及“拿来主义”,再清晰不过了:“他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的重要性,最后归结到“能不能成为新文艺”上。

  反对国学、反对传统文化者,是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皇权造就了东方式的“专制文化”。是的,这是必须“毁灭”的对象。那么,糟粕与精华如何区分?我比较认同一位思想家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同概念的界定——“传统文化”是各种具象文化的集成,比如唐诗、宋词、元曲,值得“拿来”;而“文化传统”就是指“专制文化思想”,必须抛弃。

  关于国学,章炳麟曾有一段名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尤岌岌乎!”章炳麟的看法还是比较辩证的,他也看到在竞争之世,光有国学是不足以立国的。至于没有国学是否亡国,我看也不必争论,关键是如何研究、如何“拿来”。可怜可叹的是,我们的学者研究出“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研究出“张飞原来是曹操的远房侄女婿”之类,远不如两会期间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与网民交流时“随便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现在的桌子、椅子,直到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椅子是学当时胡人的。

  看看那些哗众取宠的文化研究,难道它不是一种“学术恶搞”吗?它恐怕连“文化制造”都算不上。

  

  四、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需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

  

  “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这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说过的一句有分量的话。在2006年年初,在第三届“文化讲坛”上,韩美林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演讲,那讲稿就是一篇不错的随笔。他开篇就讲到:在21世纪的经济浪潮中,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时期,我们的民族要更重视“文化”这两个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

  韩美林直言不讳:“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我们进一步理解:没文化的文化,实质是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只是一个文化躯壳而已。文化如果总是“钱权说了算”,始终停留在“制造”层面,而不能提升为“创造”,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是一直在制造“没有文化的文化”。文化制造如何兴盛也只停留于“文化产业”,只融于经济范畴,成为所谓的“新增长点”;而只有文化创造,才有文化精神和人文精魂;文化制造造就的是工匠,文化创造才有望造就大师。

  “文化制造”是可以“软件化”操作的,能够大量复制拷贝。仅仅从“发展文化产业”来说发展文化产业,就“文化体制改革”来说文化体制改革,那注定会导致文化物化、体制硬化。在一个只有“文化制造”的国度,文化衍生产品如何之丰富,也不能说明其“有文化”。说我们如今“没文化”,除了恶搞搞不出真文化,就是因为“文化制造”造不出真文化。比较典型的是“帝王剧”的“文化制造”,尽管制造的量很大,看的人也很多,它其实属于“没文化”之列,所以有识之士就发出了“扫皇比扫黄还重要”的声音。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制造大国,而缺改革少开放的文化思想领域,至今还仅仅是个文化制造弱国和文化输出小国。经济要真正强大,就需变“制造大国”为“创造大国”;而文化的真正强盛,则需从“文化制造小国”跨栏般跳过“文化制造大国”,而直接走向“文化创造大国”。

  以上是宏观与中观层面的情况,在个人的微观层面,同样有着“文化制造”和“文化创造”之别。听过大师马三立相声中的“意识流”,其实也是讽刺“文化制造”的:“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作家艺术家如果“商业意识”过于发达、过于灵敏,使劲于“文化制造”,成功的可能仅仅是商业,艺术则不好意思,恐怕只能“免谈”了。今天“有钱了”先买一幢别墅住,与那“先买一棉帽子戴”也没啥区别。

  什么是“文化创造”,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就是典例。如今在互联网的热闹之外,我们很需要有“局外人”、有“沉默的极少数”、有“麦田的守望者”、有“上帝唇边的长笛”、有“百年孤独”,做不到百年孤独那么一二十年的孤独也好,心无旁骛专心静心于文化艺术的创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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