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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祥记 易美宇: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现实启示

更新时间:2021-09-14 20:25:06
作者: 卜祥记   易美宇  
恩格斯借此再次表明,消除贫困、实现无产阶级自由解放是其毕生信念和全部的实践旨归。

  

   二、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独特贡献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表现为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尽管在与马克思“会师”后,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以马克思为主导,但这并未掩盖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与现实价值。

  

   1.全面贫困: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

  

   一般来说,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主要是指物质贫困。但是在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贫困绝不仅仅表现为物质贫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贫困结构。总体上来看,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全面贫困。具体来讲,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生态贫困。

  

   其一,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一是工资微薄。出卖劳动力是无产阶级仅有的谋生方式。残酷的竞争使得工人被迫接受仅能维持其基本生存繁衍的微薄工资,“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4]678。二是居住环境恶劣。无产阶级大多生活在肮脏、粗陋、狭小的贫民窟中,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居所,饥饿、犯罪、疾病、道德的堕落充斥在穷人的聚居地。三是衣食条件极差。绝大多数工人穿得很差,即使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适应不同的气候。无产阶级只能吃到质量很差的食物,激烈的竞争使得供给食物的商贩不仅在食物中掺假,还在量上缺斤少两,“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4]411。四是身体健康状况堪忧。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身体健康。肺结核、消化不良、瘰疬、佝偻症等疾病是大多数无产阶级身上常见的慢性病,伤寒、热病、瘟疫也随时威胁着无产阶级的生命。无产阶级所能享受的医疗资源十分短缺且费用高昂,不仅如此,假药、庸医还趁机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大都快速衰老、寿命短暂。对此,恩格斯发出诘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4]411他认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谋杀”:“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4]409

  

   其二,精神生活空虚堕落。恩格斯转引西蒙斯的话指出:“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4]429导致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原因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稀缺。资产阶级提供给无产阶级的是充满教条和偏见的宗教教育,“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4]424-425,这直接性地导致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二是劳动活动的强制性。作为机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必须严格遵循机器的节奏。长时间的强制劳动“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4]432,导致工人失去了鲜活的生机和丰富的情感,“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4]433。三是家庭伦理瓦解。妇女和儿童由于能够充分满足资本家最大化降低成本和延长工时的要求,逐渐成为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大部分男人则失业在家操持家务。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4]63。家庭生活日益扭曲,工人失去了家庭这一最后的精神家园。四是被偶然性支配的恐惧。无产阶级“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4]429,失业随时都可能到来,工人们生活在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恩格斯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更使人堕落。”[4]431

  

   其三,政治权利丧失殆尽。资产阶级通过实行代议制,赋予资产者以选举权,从而组成议会和政府,从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手中夺取了全部政治权利。这样一来,财产成为权力的代名词。恩格斯指出:“这里是财产统治一切,因此这种恩惠只赐予‘值得尊敬的’犯人,而穷人、贱民、无产者却承受着法定野蛮行为的全部重压。”[7]702以宪法为主的法律也成为抽象的概念和纯粹的形式,沦为资产阶级奴役穷人的工具,“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7]705。贫穷与罪恶成了同义词,“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4]482,享受法律所规定之权利和减免法律所规定之惩罚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金钱,而无产阶级就理所当然地丧失掉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无产者争夺政治权利的方式还仅仅局限于“政治原则”,试图通过议会改革来谋求政治权利,改变自身的悲惨境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摆脱政治权利贫困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其四,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一方面,农村的生态环境被工业城市肆意侵占和破坏。恩格斯描述了美丽的伍珀河谷被工业污染的情况:“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7]493工业集中化把无数环境优美的农村改造为工厂城市:“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市的萌芽。如果工业的这种疯狂的活动还能这样持续100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就会在沃灵顿或牛顿一带相互毗连。”[4]407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另一方面,工业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到非人的地步,无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杂乱无章的建筑使工人区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给无产阶级“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4]411,“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4]410。

  

   2.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历史透视

  

   在对无产阶级全面贫困的“经济事实”进行了实证研究后,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透视无产阶级贫困根源,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得以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境域的关键。

  

   在恩格斯看来,较之于重商主义时期对商业不道德本质赤裸裸地呈现,经历了18世纪产业革命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也仅仅“前进了半步”。因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4]57。这里的“新的经济学”指的是由亚当?斯密开启的自由贸易学说,它宣称自由的商业活动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4]58,是人类幸福的泉源。但是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困的现实揭示了它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矛盾,因此它不得不借助于“诡辩和伪善”来掩盖这种矛盾,把自由贸易学说包装成消除贫困的“万能药方”。恩格斯认为,“新的经济学”之所以陷入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原因就在于“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正因如此,马尔萨斯的贫困思想才显得如此荒谬,以至于恩格斯严厉谴责道:“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4]58也正基于此,一代代经济学家才越来越走向“诡辩和伪善”的极致,其学说愈是系统和完整,其结论就愈荒谬,“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须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4]59。恩格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极其失望,因为他们都是站在私有制的立场上来思考贫困问题,怎么能期望他们找到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和消除贫困呢?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4]58。国民经济学家从不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这是他们贫困理论之所以荒谬的原因。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不仅无法解决贫困,反而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苦难。例如,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下颁布的《新济贫法》创建了被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的习艺所,给贫困的无产阶级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因此,恩格斯意识到仅仅停留于把私有制视为贫困根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私有制的本质来历,即资本主义制度前史,必须找到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并以此重构国民经济学体系理论前提,创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涉足了这一工作,他从政治经济学家对商品的生产费用的组成要素的界定中推断出“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劳动。劳动……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7]60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历史的真正前提乃是现实的个人的劳动活动:“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516-519在确定了真正的历史前提之后,他们借助于对自发分工史的梳理,初步阐明了私有制的历史演变,进而厘清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生成逻辑:自发分工导致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导致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贫困在强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历史顶点。也正是在这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论断才得到了科学论证,其反贫困思想终于深入到历史本质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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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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