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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记跟随张世英先生,修习德国哲学的岁月

更新时间:2021-09-14 16:50:06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只是强调“国家”是包含国家和市民社会(由自由的个体组成),因此,在张先生强调“国家主体性”时,这就构成了我理解黑格尔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现在来看,张先生之前的黑格尔论著,除去1960年代的“批判”文章之外,在我读硕士的1980年早中期看到的,实际上都是其最为精华的部分,即对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的追求,这种一贯性甚至一直延伸到2001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可以说,《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最为系统地表达出了他自己黑格尔哲学思想研究的最高峰。而我对黑格尔理解的限度也就停留在这里,未能理解的问题一直留在了心中,成为激发以后学习的一个意识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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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没有继续跟随张先生研究黑格尔,而是选择研究当时刚刚引进国内的伽达默尔释义学(Hermeneutik)。一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张先生自己在出版了《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之后已经发生了转向,一方面在主持新黑格尔主义的研究,尤其是主编《黑格尔词典》,而我对新黑格尔主义则没有多大兴趣;二是张先生转向了对海德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并以海德格尔“在的澄明”转向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注重中西比较哲学。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张世英先生1987年在湖北大学成功举办了国内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国际哲学学术研讨会:“德国哲学中的人的问题”,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这次大会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次见识了那么多来自德国、瑞士、美国、日本的著名哲学家,特别是在参与接待中还得到了时任汉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施耐德尔巴赫教授(在两德统一之后成为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惠赠的《1831-1933年的德国哲学》,这是一本描述黑格尔逝世之后到纳粹上台这一百年的德国哲学史,他非常精练地论述了价值哲学的兴起和演变、历史哲学的演变、科学哲学和生命哲学的兴起与演变、释义学的兴起与演变,论述了“存在”问题和“人的问题”的学术史等等,对我而言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国内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的视野,把我紧紧吸引到现代德国哲学反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的思路上。

   但这种思路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那里却有了改变,对黑格尔哲学明显地有了正面的接受,他一方面直接承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及其释义学,这无疑是继续反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此在的存在论复活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传统。所以选择研究伽达默尔哲学,无疑既可保持自己对哲学史的长期兴趣,又能在现代哲学最前沿的哲学问题背景中进入哲学,这对自己未来的哲学研究无疑可以起到扎实的基础训练。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张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我由此发现,张先生对于我们学生的哲学研究相当宽容,鼓励我们探索新的自己感兴趣的哲学主题而不限于德国古典哲学,对此我在内心充满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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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也涉及直接原因的第二个,我一直非常感谢命运赐予的机缘,让我在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认识了张志扬、陈家琪、朱正琳、鲁萌等风华正茂的“新锐教师”。确实,“新锐教师”是他们当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他们每一个都个性鲜明、意识新潮,在哲学、艺术和文学领域有着巨大影响,尤其是张志扬老师,在湖北美术界具有精神领袖的地位。他们之中除了张世英先生嫡传弟子朱正琳从德国哲学研究所成立一开始就来到了湖北大学之外,都是在1987年之后陆续从湖北社会科学院(张志扬)和华中工学院(陈家琪)调入的,我最先认识的是朱正琳,而后慢慢认识了张志扬和陈家琪老师。由于陈家琪老师当时主要研究叔本华,我们一个同学选择了陈家琪做导师,而张志扬老师当时写了多篇关于释义学的文章,尤其是《论解释的边界性》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此,我在张世英先生之外,主要是由张志扬老师具体指导我的硕士论文。

   他们及其他们周围所凝聚的武汉地区文学、艺术和文学的圈子,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武汉欣欣向荣的精神生活的一个缩影,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个性的精神中心。他们不是一帮掉书袋式的学究,而是一帮试图以新潮的思想改变世界的探索者,体现了1980年代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他们各自独特的经历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眼光,在经历了激情的造反与革命、上山下乡之后,又梦幻般地考入名牌大学读研究生,研究西方哲学。他们心中充满了惊喜,但也实在感受到世界的“荒诞”。耳边唱起的是“让世界充满爱”:

   仿佛都已是从前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

   依然蕴藏在心间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

   激起了心中的波澜

   ……

   而心中感受到的是“世界”对他们浪漫之心的“沉默”。即使在那个我们现在无限怀念的1980年代,对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呼唤也与理想浪漫之心无处安放的苦闷与彷徨是紧紧地联在一起的,特别是对于这帮既具有浪漫派的心灵又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生入死后的生命意志的哲学家而言,此时已经把世界的荒诞感归纳为这样一种对立:“什么是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陈家琪老师语)

   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哲人在一个国家遭受文化浩劫之后充满希望地探寻未来出路而一时又不知出路何在的“苦恼意识”的反映,陈家琪老师有篇文章的标题《知的执著与思的迷茫》表达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苦闷。我在张世英先生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系列著作的理性文字和他们这些近在身边的老师的感性情绪和灵动的思想之间看出了巨大的张力。张志扬老师此时主编的《边缘丛书》:《渎神的节日》(张志扬著)、《浪漫与幽默》(陈家琪著)、《快乐与理性》(朱正琳著)、《死与道德》(陈宣良)、《与莎特对话》(黄忠晶著)以及两本论文集《风从两山间吹过》《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每一本看得我都深感经历了灵魂的洗礼,酣畅淋漓。另外那时流行的随笔,陈家琪的《人生天地间》,朱正琳的《侃大山余响》都对我的思想产生极大的触动。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哲学正在经历着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从理性进入感性,从古典进入现代,从建构进入到解构的进程,而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我而言,无论是跟在张世英先生后面还是跟在张志扬老师后面,都非常吃力,无论怎么勤奋和努力都追赶不上他们的思想节奏。拙朴而稚嫩的我发出的心声是,需要沉溺在稳靠而理性的哲学史上下功夫,而渴求新潮与灵气的我发出的心声是,密切关注现代哲人对传统的批判与解构,在现代人的精神处境下寻求现代性的出路。在这两种心声之间,常常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最终张志扬老师对我的担忧还是发生了:从现代被拉回到古典,从对“主体已死”的断裂意识、解构意识重新被拉回到黑格尔主义的实体主体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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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这样的,我们五位硕士生都通过了武汉大学组织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武汉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在答辩中陈修斋和杨祖陶两位先生加深了对我的印象,而当我作出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定得到了海军工程学院批准,但依然不能报考北京大学跟随张世英读博时,我只能报考武汉大学,这样我有幸成了陈修斋、杨祖陶先生那年唯一招收的博士。作为国内哲学史的两位大家,他们严格要求我只能在德国古典哲学里选定研究课题,于是我就从现代德国哲学,准确地说从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研究,转向了当时基本上无人研究的谢林哲学。

   现在想起来,无论是后现代的结构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远没有当时所设想的那么对立和断裂,古典哲学史和后现代的结构在张世英先生苦心经营的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持着各自的姿态与协同,这无疑属于一段传奇,正如那时武汉的哲学精神生活也属于传奇一样。我在这里跟张世英先生有了师生缘分,也跟张志扬、陈家琪和朱正琳有了师生缘,我既受到了张世英先生哲学史功夫的训练,也受到了张志扬等诸师现代哲学艺术精神的熏陶。这段弥足珍贵的岁月,留给了我生命历程中无限的憧憬与美好记忆,我一直感激在湖北大学的时光,也因此感恩给予我帮助的老师们。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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