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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

更新时间:2021-09-12 09:37:53
作者: 赵月枝  
与简单的工具论不同, 这里我要强调, 新闻记者是客观性这一知识/权力体系的重要利益主体。虽然记者从来就不是与医生和律师一样的自由职业人, 而是在劳资关系下雇佣于媒体的“知识劳工”, 但是, 对客观性的标榜和有选择的实践成了他们确立自己在政治上独立于党派和其他社会利益、在经济上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利益的专业地位, 使其在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认同上把自己定位于像其它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 (医生, 律师和学者) 一样的独立于社会的其他阶级利益之上的“中产阶级”。同时, 正如美国社会构建论者格尔·塔克曼 (Gaye Tuchman) 所论, 客观性也是新闻从业人员用于规避例如错过截稿时间、诽谤诉讼、新闻源和上级的责备等职业风险的一套“策略性仪式”。

   不过, 客观性对西方记者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了维护客观报道的表象, 记者不得不压制自己的主体性。所以, 卢卡奇就曾论及, 新闻客观性是资产阶级社会里记者的劳动被“异化”的表现。[8]最重要的是, 客观性在为记者争取相对于政府和资本的独立性提供了依据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同时, 不仅掩盖了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新闻与权力的关系, 而且最终也掩盖了西方新闻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间的关系。

  

   三、新闻客观性在国际垄断媒体资本时代的式微与挣扎

  

   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峰期是20世纪中期的美国新闻业。事实上, 对“表面客观性” (或“伪客观性”) 的遵守往往使媒体被动成为官方声音的传声筒。麦卡锡主义时期, 麦卡锡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 就是被美国新闻界以“客观新闻”的形式放大和流传, 成为主流话语的。而这正也证明了“客观性”实践与反共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冲突, 而且互为彰显。事实上, 如《维系民主?》第6章所分析的, 正是新闻客观性为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以来的普遍“向右转”提供了烟幕。当然, 在美国主流新闻体制内部, 对客观性理论与实践的修正与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 2003年,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2003, 7/8号) 就发表长文, 检讨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 美国媒体奉行的“伪客观性”是如何为媒体不深入调查和传播“官方真理” (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提供了方便的。

   事实上, 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以来, 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权 (如里根时代废除了作为客观性核心要求的广播电视“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 , 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更明显的霸权倾向, 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大有连最基本的表面客观性也不顾的新发展。在市场垄断加剧的条件下, 在媒体受众市场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 在反恐的语境下, 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已成了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 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

   到了本世纪初, 美国国家和媒体掌控者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在加强, 加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 甚至基督教原教旨化, 使美国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4月19日, 《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性报道, 揭露美国军方是如何通过操纵出现在媒体上的藐视客观独立, 实则与美国各大军火商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军事评论专家”, 从而把一场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卖给美国民众。同时, 西方媒体中一些基于新闻商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新闻价值, 如注重突发事件、冲突、猎奇与耸人听闻等, 又在特定的条件下, 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效果。新闻客观性的危机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危相辅相成, 构成了我和哈克特在《维系民主?》中所论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双重危机”,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有了书名中对西方新闻能否承载“维系民主”重任的疑问。

   然而, 复杂多面的新闻客观性依旧是西方新闻中的“不死之神”。在我们深感它在报道西藏问题中的虚伪, 甚至在反恐旗帜下通过传播“官方真理”欺骗美国民众的时候, 又何尝不是上文提到《纽约时报》的长篇调查性报道那样的新闻维系了新闻客观性的真实性?同样是在西方, 与美国盛行的被认为是服务于政府权力的“伪客观性”情况相反, 在英国,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曾正是以客观独立为原则和武器, 在有关伊拉克是否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问题上与政府的“官方真理”进行过抗争。

  

   四、新闻客观性、文化共识和对西藏的报道

  

   在日常的报道中, 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势力作为新闻源对媒体的影响, 政府日趋高超的操纵新闻的手段, 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对客观性等职业规范的主动和灵活使用, 已经取代了政府的新闻审查。这使西方媒体能占领拥有新闻自由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 不仅在“国际社会”中更有合法性和可信度, 也使其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功效更为隐蔽。而西方国内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的存在, 也使客观性不仅能服务于统治精英内部的讨价还价, 而且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干预新闻报道和影响社会话语内容的有限的机会。

   在这次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中, 西方媒体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新闻价值观恰好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政治势力希望孤立与分化中国、从而建立世界霸权的策略相辅相承, 从而它们的倾向性和客观性的相对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一些西方媒体的支持“藏独”的煽动性报道使人想起了在美国报业的“黄色新闻”时代, 报业大王赫斯特 (William R.Hearst) 为了挑起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在古巴的战争而发给记者的电报指令:你提供照片, 我提供战争。如果西方一些右翼势力真的希望分裂中国, 进而借“国际社会”人士云集北京参加奥运会之际, 帮助中国的一些社会力量进行中国的“颜色革命”的话, 那么, 这些相对独立于西方政府的媒体, 这次几乎充当了这种企图的舆论先驱和我们曾经熟知的列宁的党报原则所规定的“集体鼓动者”。在我所在的温哥华, 《温哥华太阳报》的一位专栏作家一篇有关北京奥运的文章的结语就是“西藏队, 加油” (Go Team Tibet) 。

   然而, 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和西方一些势力希望以此为突破口, 在中国看到一个听命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的政权的问题。这里还有更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令一些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他们希望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独特的西藏文化能在精神上满足自己的需要, 希望在那里找到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失去的东西。所以, 西藏越在整个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她离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就越来越远。而不平衡的自上而下、从外部到本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使阶级、民族和宗教间的矛盾盘根错节。

   正如温哥华的华裔媒体人丁果在与我的对话中所言, 达赖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并不单是一个政治角色, 更多的是“心灵导师”的角色, 而且这种认知已深入到民意的基层中, 形成西方媒体深层的预定“共识”。虽然达赖在政治上保守, 与西方右翼政客为友, 如1999年, 他为智利独裁者Augusto Pinochet向英国政府求过情, 使后者免于被引渡到西班牙面对反人类的审判, 但是, 在西方主流媒体中, 达赖不仅代表自由主义人权“共识”, 而且是世界级的精神文化领袖。这样, 他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正是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对藏独势力和达赖的报道没有“客观”的必要的深层媒体文化背景。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西方媒体事实。这一方面显示出达赖及其支持者在西方媒体中的经营的成功, 一方面也向中国媒体如何在西藏问题的报道中在国际舆论中争取主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仅仅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新闻道德层面上对西方进行回应是不够的。虽然简单的中西方二元对立能强化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 但是, 这掩盖了、也无助于解决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触及世界每个角落, 包括位于世界屋脊西藏的今天, 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其实,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环保、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的多元共存是全球性的问题, 在美国, 在欧洲、在中东、在拉美, 在世界每个地方都存在, 是东西方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对西藏的报道, 跟对中国其他问题的报道一样, 有必要探索和寻求全球视角。仅仅捍卫中国的主权, 仅仅挑战西方新闻客观性的虚伪和西方话语霸权, 是不够的。在全民族讨论“中国崛起”的道路的关键历史时刻, 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对现代性问题和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全局性反思机遇, 也为我们在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挑战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霸权中寻求全球正义提供了契机。

  

   五、展开我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想象?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网络的兴起不仅成就了跨国垄断资本媒体内容的全球化, 而且成就了美国媒体制度和自由主义媒体理念的全球霸权。本文开篇所叙的我们在“新启蒙”过程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逆反和《报刊的四种理论》在这一现有的批判的武器已失去其说服力的语境下以“供批判用”的名义的出版、从而或多或少正面影响一代学人的理论框架的过程何尝不是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10]然而, 就象我当时的“第三世界国民”的自我身份定位使我直觉地带上中文版的《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去西方留学一样, 我们的“非西方”身份使我们无法接受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为我们预定的“共识”。在霍尔所分析的三种解读定位中, 我们许多人做了一次在总体上接受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上的“主导性代码原” (dominant code) 的前提下, 对其某一具体新闻报道表达异议并就其进行商榷的“活跃受众”。更具体地说, 我们是用西方客观性原则的普遍性来“协商”特定的西方新闻内容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 西方媒体报道西藏事件之所以不顾事实和客观性要求, 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开放媒体采访。当然, 如果中国在新闻报道领域能够更加开放, 就能够占据国际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全世界, 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报道的重要途径。但是, 如果接受本文以上的分析, 那么, 中国不开放对西藏的新闻采访, 就不是西方媒体在报道中违背客观性基本要求的充分理由。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西方媒体对国际问题报道, 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报道中有明显的双重标准。一个国家会不会被西方煤体妖魔化和污名化, 与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性质有关, 而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力量是不是维护西方 (主要是以美国国家为核心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 在该国的利益。这不是为新闻审查辩护。

   这不免要涉及对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另一重要原则-新闻自由-的理解。在把西方新闻客观性当作官方新闻理论的对立加以理想化的时候, 我们也把西方的新闻自由抽象化和去历史化了。我们崇拜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 向往它所体现的自由主义境界, 甚至暗暗希望它成为“普世”法律。当然, 我们更景仰美国国父们的伟大、英明和民主精神。但是, 我们好象缺少对新闻自由、尤其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负面自由的法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认识。

事实上, 在美国, 新闻传播学者对第一宪法修正案的历史研究和当代批判从来没有中断过。例如, 一方面, 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的另一同事、自由主义传播学者麦克·舒德森的历史研究证明, 第一宪法修正案原本规制的是国会和州议会的分权问题, 而不是国家要不要和有没有管媒体的权力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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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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