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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如何发现文明演化的历史法则

更新时间:2021-09-11 10:48:53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本文源自于2021年7月金观涛教授在一次线上读书会的讲座,经《燕京书评》整理成文字稿后,由金观涛教授进一步修订而成。

  

  

   ▌历史法则存在吗?

   今天大历史研究正在兴起,寻找历史法则应该是大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受到了批判,历史学家不敢讲历史法则,因为它和人有主体性、可以通过历史学习之间存在矛盾。然而,“历史法则存在吗”,却是今天历史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近十年来历史学家突然发现:人会忘记或漠视历史教训,以至于过去会以某种方式重演。新冠疫情的爆发,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消失的真实》一书中所说:

   新冠病毒并没有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传染病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但奇怪的是,其对人类思想的冲击犹如滔天巨浪,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人们不再珍惜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挡,许多人的心态似乎回到了十九世纪,仿佛二十世纪的灾难从未出现过。

   今天人类社会的种种进步,建立在对二十世纪历史教训的汲取之上。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否定了曾一度相信的历史决定论。然而,回到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使历史呈现出怪异的面貌:当你承认历史被某种法则支配时,会否定人的自由,看不到人可以在历史中学习;但一旦否定历史法则的存在,将发现过去明明是会导致灾难的东西,正在那里重演,历史法则似乎是不可抗拒的。

  

   研究历史法则,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历史学家必须面对当代科学的宇宙观。无论是宇宙在大爆炸中起源,还是星系的形成以及生命的产生和进化,都可以归为系统演化中稳态的形成和复杂化。系统演化论已经证明:稳态的变迁不存在目的,也不一定是进步。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应用系统演化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蔡森认为:诱发整个宇宙变迁的关键是能量,能量倾向于选择更善于利用密集能量的系统,并同时引发其他系统的灭亡;其遵从的规律,大致是广为人知的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而生物大脑的能率密度值稳居最高位。尽管从绝对数量上看,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能量值远低于宇宙星系,但前者的能率密度却高出恒星和星系100 多万倍;人类社会及其发明的机器,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的消耗能量最大的系统。如果把系统演化投射到人类历史,历史进程完全是偶然的。正如已故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所说,我们对宇宙了解越多,它越是显得毫无意义。其实,一个人真正拥有的只是他经历过的事情。如果历史没有意义,人生还有意义吗?

  

   人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生活在思考“我是谁”、生命意义和死亡的焦虑之中,而历史意识就是用来克服这一焦虑的。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意识是现代人进入不死意义世界的重要通道,但这一通道,因对历史法则的定位困难,处于堵塞状态。否定历史法则,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那么,历史法则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最近,我围绕“历史法则是什么”做了一些理论上探索。但相关论述较为抽象,今天,我简单概括一下这方面的讨论。

  

   ▌因果律不是历史法则

   我要首先强调:作为自然法则的因果律不可能是历史法则。1942年,亨佩尔在《历史中普遍定理的功能》中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解释事件E为甚么发生时,通常是去追溯促使事件E发生的另一事件C(或条件组C1、C2、C3…),然后阐明C和E之间联系L的普遍有效性,这样才算解释了历史事件E。这里,C相当于原因,L即为因果律,而E则可被视为C和L带来的结果。亨佩尔认为,这种对E之所以发生的解释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分析完全一致。20世纪50年代后,亨佩尔又把概率解释补充到他的历史解释模式中来。如果亨佩尔定律正确,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历史法则,它和自然规律或因果律没有本质不同。

  

   一开始,历史学家拒绝接受亨佩尔定律,因为将因果律作为历史法则和人具有自由意志之间存在矛盾。在自然科学领域,承认自然规律并不妨碍人类的自由。社会科学领域亦是如此,法律和道德规范不都是普遍法则吗?它们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当然不会对人的自由意志构成否定。为什么历史法则会妨碍人类的自由呢?关键在于,历史法则既然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到的,属于实然领域,但如果它存在,立即会将应然领域(人的价值追求)包含在其中,人类的未来也就被过去决定了。这时,人的价值追求还有意义吗?我们还是自由的吗?但是,历史学家知晓研究史进程,就是寻找事件的因果关系。随着社会研究的科学化,使用因果律研究大历史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主体性和因果性的不相容,这一切构成大历史研究的巨大困境。

  

   20世纪70年代发现混沌的原理,一度使得历史学家认为,调和个人自主性和亨佩尔定律之间的矛盾是可能的。混沌是指一个由因果律规定的决定系统中,只要初始条件出现非常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别。由于混沌的存在,即使存在历史法则,历史进程亦不可能具有科学法则的确定性和完全可预见性。这样一来,历史解释一方面可以符合因果律,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决定论,保证了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出现一个类别叫虚拟历史。这是对传统历史研究的一次革新。

  

   借用奥克肖特的说法,传统史学“从来不去关心什么事情必然发生或什么事情原本可能会发生,而只是关心那些有事实证据证明的确发生了的事情”。而想象事件可能会怎样发展是“一个纯粹的神话,一种肆意过度的想象”。虚拟历史则主张:任何社会事件的发生需要一系列普遍前提,如果设想这些普遍前提受到扰动,即某些因素和真实发生的事件不同,历史还会这样展开吗?虚拟历史的理论根据,正是混沌原理。在一个由因果律规定的历史过程中,主体选择的自由只是对因果链的扰动,而混沌的存在使得因果律不能变成历史决定论。它保证了未来不可预见性。这样一来,历史进程一方面是被因果律支配,但又不否定人的主体性。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主编了一本书叫《虚拟的历史》。这本书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一系列“反事实”的推演,其中包括假定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在以往大历史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而虚拟历史认为,“反事实”分析有助于揭示大历史展开中的因果律。

  

   很多人认为,虚拟历史已经解决了历史法则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历史是沿着因果链展开;另一方面,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选择使历史因果性结果是混沌现象。也就是说,历史法则就是因果律,但它和人有自由意志不矛盾。正因为如此,科学宇宙观和历史法则是一致的,这是今天很多人接受的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让思想沉睡的答案,是人的精神被泯灭的答案,也是人的主体性完全被取消的答案。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历史法则就是因果律,“主体性”只对个人有意义,对历史发展来说则是可有可无的。这也意味着对“应然社会”的追求和人类历史进程无关,或“应然社会”一旦出现便永不改变,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人如果不去追求“应然社会”,人类又如何从历史研究中学习呢?历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因此,将混沌理论直接应用于历史研究,看似合理,实际是将大历史研究引入歧途。它是科学乌托邦泛滥的结果。

  

  

   ▌历史法则存在于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的互动之间

   为什么我认为用混沌来解释历史展开是错误的呢?如果大历史展开是混沌,那我们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存在社会秩序。哈耶克对自发秩序(市场经济)研究有一个重要发现:社会秩序来自人对自己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只有这样,才有社会组织不断复杂化。混沌讲的却是人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不可预见性。如果历史展开的后果是混沌,那社会秩序根本不会存在。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虽然会有短暂的社会脱序,但在绝大多数情况,社会秩序是存在的。历史的进程的主线,是社会秩序形态的改变和复杂化,而不是混沌。

  

   大历史研究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社会秩序,然后才能讨论社会秩序是怎样形成的,分析其变迁是否受着普遍法则支配。我认为:历史上社会秩序形形色色,但它们在宏观上都可以归为不同时期人对“应然社会”的想象。所谓“应然社会”,是指人认为社会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由终极关怀和道德规定。落实到每一个主体,“应然社会”就是组成某一个社会的成员认为自己应该做什么,即它是人对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规定,以及对他人会如何行动的想象。每个人在进入社会、参与社会行动前,都对其他人是否会和自己合作及自己行动的后果存在预期,正是这一切构成了社会秩序。如果历史展开处于混沌状态,也就是他人行动总是不能预期,人还会参与社会行动吗?请想象一下,当你在上班之前,你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平安回家,这种社会比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更可怕。当所有人处于社会行动完全不可预期的状态时,社会早己灭亡了。

  

   既然未来预期在整体上取决于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应然社会”的想象也可以称为社会组织蓝图,它由该社会成员终极关怀和道德原则规定。我认为:大历史的展开不是亨佩尔所说的事件因果链,而是社会组织蓝图和人的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换言之,如果存在历史法则,它一定是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的某种关系。社会组织蓝图规定人应该做什么,发生的社会行动是人实际做了什么。这样,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就是“实然”和“应然”的关系。从来,人们把“实然”和“应然”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领域。“实然世界”是由事实组成的,研究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寻找因果律。而“应然”领域是一个价值和道德的世界,它由终极关怀和相应的道德律组成。这两个领域的分离,是人有自由意志的体现。

  

   我认为,“实然”和“应然”的分离是人类精神世界发生超越突破的结果。它是轴心文明的现象。什么是轴心文明?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最早注意到,公元前数百年间出现了与消逝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此后,西方学术界用超越突破的概念来深化这一发现。我认为,“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生命终极意义。一种非社会的主体性从此起源。我把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则称作“轴心文明”。因为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为了克服死亡,人必须去寻找能够超越死亡的意义,即“终极关怀”。我证明:超越突破只存在四种不同的类型。它们分别是:(1)希伯来救赎宗教;(2)印度解脱宗教;(3)古希腊、罗马认知理性;(4)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四种超越突破,亦称为四种超越视野,任何一种超越视野都包含了相应的终极关怀及其规定的道德和价值,它们回答了生死问题并给出了应然社会的组织蓝图。

  

简而言之,人类社会进入轴心文明后,社会组织蓝图产生了,人的心中出现了“应然世界”。自由意志必须服从终极关怀规定的道德律,也就是“应然”和“实然”互相分离。然而,虽然两者处于分离状态,即“实然”不能规定“应然”,但随着超越视野的不同,“实然”和“应然”的分离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一切表现为终极关怀如何规定道德之上,其后果是不同轴心文明社会组织蓝图大相庭径,它们和社会行动的互动方式亦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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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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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京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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