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孔元:从治权到帝国:政制结构演变与罗马普世主义的生成

更新时间:2021-09-11 10:42:53
作者: 孔元  

   本文原载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第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一、罗马城在神话与历史之间

  

   世界起源于神话,但不同于两希文明关于世界起源的创世神话,罗马起源于一个建城的神话,人类意识觉醒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但不同于希腊文明的抽象观念和沉思理性,罗马人始终活在自己的传统、历史和记忆之中。因而,好沉思的希腊人对于政治和法的认识始终未脱离自然秩序和普遍理性,而鲁莽的罗马人却真正从神话和自然中构建了自己的法(nomos)。希腊的政治实践是“被哲学反思和哲学理解的惊人成就所照亮”,而罗马则在“冲动或命运”的带领下,凭借统治整个世界的使命这个信念发展出一个普世帝国。

  

   罗马的法来自于罗马城的建立,普鲁塔克这样描写建城的仪式:他们要挖出一道圆形的深壕,位置大约就是现在的公共会场或市民会议,进入这个地点要举行庄严的仪式,将所有作物的头一批收成投到壕内,这是表示丰收的习俗或出于自然的需要;最后,每个人将故乡带来的一块泥土,全部丢进去混杂在一起。这个深壕他们称为Mundus,和“天堂”有相同的名字;然后以这点为中心,将整个城市包容在一个圆周之内。

  

   建城行为是个宗教行为,其中凝结着罗马独特的宗教价值观,那就是祖先崇拜。正是因为此,新城要混合着“故乡的泥土”,这安葬其祖先的圣土,附着他们的灵魂。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诸神崇拜,罗马人崇拜自己的祖先,并在这种世代更替中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始祖对他们而言就是神灵,“任何人都不可以不带着泥土及其祖先而离其居所。必须完成这个仪式,然后才可以指着一个新的地方说,这里仍是‘我祖先的土地’,是我的家园,因为我家先人的灵魂安居于此。”这种崇拜采取的形式是“家内宗教”,家庭由守护共同圣火,并祭祀共同祖先的人所组成,每个家庭守护自己的家神,其中父亲/丈夫是唯一的祭司和解释者,孩子对家长的虔敬同时表现为对神的虔敬。在古朗士看来,罗马家庭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结合体,不如说是一个宗教共同体。

  

   以此类推,罗马发展出更大的社会单位:氏族和部落,并在这些集合内部发展氏族神和部落神。而当罗穆卢斯将这些不同的氏族和部落联合起来,通过建城的行为来组建一个氏族联盟体制的时候,罗马城就成为一个更大的家庭,罗马人在家内对家长的虔敬就扩大为对罗马王的虔敬,罗穆卢斯本人也就成为了罗马城的大家长和祭司,罗马人共同的王。西塞罗在一次演讲中很好地表达出这一建城行为所表现的神、城邦与王的关系,在他看来,“朱庇特,如这个城市一样,被罗穆卢斯以同样的征兆设立,我们奉你为这座城市和我们权力的保护者。”在其中,仿佛神、城邦与王神奇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罗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也正因为此,建城成为罗马的新纪元,罗马生活的一切意义都在于往后追溯到那个城邦初立的时刻,罗马人也在这种历史意识中,在对传统的追溯中形成独特的身份认同。

  

   这种建城行为对于罗马的意义而言,就是为罗马赋予了一个创始者(auctor),他为罗马王这个大家长和各氏族族长所共享,成为罗马政治连续性的象征,也构成罗马政治的权威(auctoritas)要素。权威在词源上源自augere,表示“增加、扩张”,而正是这层含义显示出罗马政制在建城初期的家族政治的实质,对罗马而言,犹如对一家之长而言,所有的政治努力都是为了保存祖先的基业,并让它永远增长下去,而这恰恰构成罗马的“目的”和“天命”,也因此构成罗马政治的精神实质,这个精神要素的核心就在于体现在家长权概念上的“传统、权威和宗教”的三位一体,这被阿伦特视为“至始至终构成罗马历史支柱”的要素。

  

   建城行为是一次联盟行为,它是诸氏族寄望于通过联盟营造某种共同体的意识和努力。而将他们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建城时人们彼此的承诺—这带着一种“契约”性质的伙伴关系,在奥克肖特看来,本身就是罗马宗教价值的表现,因为联盟的条约性质在罗马宗教中首先是体现为人和神的约束关系,这也正是religio这个拉丁词本身表现的含义—捆绑或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守信就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还涉及到与神的捆绑关系,这赋予一切类型的信用或承诺一种神圣根基,也使得罗马人之间的结盟变成一种神圣的伙伴。这种盟约意识一直保留在罗马人的政治意识之中,在罗马王政结束的共和时期,发展为罗马贵族和平民的政治盟约,并构成罗马共和时期对外关系的重要形式。在阿伦特看来,“罗马的抱负并不是让整个世界都屈膝于罗马的权力和帝国之下,而是将罗马的同盟体系推广到地球上的所有国度。”

  

   建城行为同时也是一次暴力,它在罗马家长权威和守诺意识之下,压抑着自己的原始本能,并随时准备迸发而出将自己的政治本性表现出来。无论是兄弟间的残杀,这伴随着罗马的建立就已经发生的悲剧。根据李维记载,在选定城址的时候,罗穆卢斯家族的诅咒—对至上王权的渴望—导致罗穆卢斯和其兄弟的争斗,最后弟弟败落而亡,罗穆卢斯用兄弟的献血捍卫了自己的城墙,“任何人不得逾越我的城墙!”。还是对城外领土的野心和渴望,它伴随罗马政制终始,“罗马人唯一关心邻邦之处,就在于征服它们。他们以老谋深算的残暴,还有相伴的鄙视,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普鲁塔克感慨道:

  

   罗马的起源来自一群胆大妄为的好战分子,冒险行动的英勇和战斗将他们从各处带到此地,因而罗马发现只有不断的战争和侵略,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危险和冲突是新生力量的泉源;他们就像木桩,靠着铁锤的重击才能牢固矗立地面。

  

   也正因为此,罗马的第二任王努马试图用宗教和典礼来培养他们的敬畏感,让冷酷和刚强的性格变得温厚和公正,并建造供奉地界神Terminus的庙宇,“看守和平的边界,证明双方保持友好的交往,与流血的行为毫无关联。”

  

   二、“罗马人民的治权”与共和帝国

  

   (一) 拉丁王与氏族联盟体制

  

   罗马城的建立开启了罗马人自我意识的新纪元,也带来了罗马政制的王政时期。罗马史家通常将罗马王制时期区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拉丁人统治阶段,包括四个王,以及埃特鲁斯人统治阶段。在前一个阶段,罗马相当于一个氏族联盟体制,而不具备以公民为组织原则的古典城邦模式,而“建设一个城市及其城墙和庙宇,各氏族联合成市民共同体,统一的集权国家的自治体制,所有这一切都与传统文献中提到的埃特鲁斯君主制的时代相吻合。”而在后一个阶段,埃特鲁斯人凭借其严厉、专横的民族个性,将保守的罗马人从氏族制度的组织中拉出来,向着一个以个体公民为组织原则的罗马城邦迈出关键性一步。

  

   两个阶段都涉及到王与元老、平民大会的关系,以及王与祭司团体的关系。在拉丁王阶段,尽管作为整个罗马城家长的王可以凭其身份对更多支配权提出诉求,但实质性权力仍然由氏族长老支配,这是由其氏族联盟的性质决定的。王的职责仅限于联盟的主要目的,即战争和宗教,相当于部落联盟的军事和宗教首领。元老最初由王所任,由氏族族长组成,不需要任何承认的行为。王的选任由元老负责,表现为摄政王(interrex)的形式,然后被选择的王通过占卜取得神的赞许,具体实施为王死后,占卜权(auspicia)回到元老院手中,他们轮流行使该权力,每人行使5天,直到选出新王,然后新王需要通过占卜取得神的同意。对于占卜,布林格曼指出:这种挑选国王的方式说明了为何在罗马不能建立世袭的君主制,因为国王死后其继承者首先必须被神‘抓住’,并在就职仪式上接受考验。这些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宗教渊源。公共权力建立在国王就职典礼基础之上,本质上是通过观察飞鸟神谕,使战时或和平时期的公共行为获得神祗认可的权利,同时还要神祗确保其成功(auspicium)。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治权便源于这种权利,即便最高军事权力和民政权力的概念在法律和宪法上初具雏形后,这种权利依然包含其中。

  

   民众大会是以家庭和氏族为根据的库里亚会议(comitia curiata),可能出现于罗穆卢斯时期,具体包括拉姆涅(Ramnes)、蒂提(Tities)、鲁切勒(Luceres)三个部落,每个部落又分为10个库里亚。在一个以家长权为权威主要表现形态的时代,根据家庭和氏族组织起来的民众大会的能动性也就可以预见了。库里亚主要处理家庭和宗教事务,如订立遗嘱、自权人收养等等,对政治或宪制问题的介入相当有限,《关于权力的库里亚法》(lex curiata de imperio)对王权权力的确认可能是在百人团民众会议取得选举执政官权力之后才开始使用,而且仅仅是一道认可的手续。但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它也表明罗马当时已经具备超越出家族和氏族生活的公共性,尽管其实质仍然表现为家族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罗马政制表现为一种家族政治和共同体政治的二元性。在迈克尔·曼看来,它有三种表现形式:

  

   1)“私人性的”家长制家庭同公共国家领域并列;

  

   2)与公民身份及其等级和“阶级”划分的法定关系相并列,还存在着强有力的附庸关系、政治派别和帮会;3)元老院与人民的法定政治结构中的二元性,表现为“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对王权构成制约的还有祭司团体。古罗马的祭司团体包括四个部分:大祭司(pontefici)、占卜官(auguri)和祭司(flamini),以及负责对外事务的战和事务祭司(Feziali)。大祭司团体是所有神圣事务的专家,他们“看护国家的最高仪式、历法、法律活动和法律诉讼的程式、风俗习惯,即整个市民法。他们在司法领域以及在公法与私法的解释领域的职权是垄断的,并且他们把全部一整套的古老传统,作为一种独断的秘密保存下来。”祭司也因此成为罗马最初的法学家。占卜官主要解释占卜,同时由于王需要通过占卜取得神的确认,因而他是当然的占卜官。祭司团体系由官方任命,包括大祭司(Flamines)、战争祭司(salii)和贞女(Vestali),大祭司又包括15人,最著名的为朱庇特大祭司、战神大祭司和罗马大祭司。严格讲,在一个政治和宗教权力尚未完全分清的社会,王的权力和职能是政教合一的,但由于罗马初期权力实际控制在氏族长老手中,因而祭司职务成为元老们捍卫自己利益,分享甚至对抗拉丁王的重要途径。

  

   (二) 埃特鲁斯王、治权与罗马城邦

  

埃特鲁斯人统治罗马时期,不仅重新塑造了王权,而且为罗马人带来了治权的观念,以及为治权设置外部标记的做法,如肩扛“法西斯”束棒的侍从官,以及象牙王座、紫红色长袍、凯旋仪式等象征王权的外部标志。该词在词源上来自impero,在拉丁语中指命令、统治,带有明白无误的军事色彩。在芬利看来,这一有着神圣意味的权力,“仅仅是战争在罗马国家宗教中—包括正式的仪式体系—核心地位的一种表达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49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