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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从治权到帝国:政制结构演变与罗马普世主义的生成

更新时间:2021-09-11 10:42:53
作者: 孔元  
进而整合共和时期分散的治权体系,并统一纳入到以元首为中心的授权体系中,构建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保证权威的统一性和效能;他被任命为“首席元老”(princpes senatus),从而成为元老院这个团体的最高代表,使得元老院在君主指示下行事;他剥夺了公民大会的选举职能,他们对于元首权力的授予仅仅限于对于结果的“欢呼”;他自己本人还是祭司长,从而集中了宗教权力。“罗马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权力和权威集于一人之身。”对外则对已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地区加强管辖和治理,使之成为罗马城邦宪制结构的部分,并在行省重建秩序和正义,建立行政管理机制,结束不公正的剥削。元老院在行省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罗马行省划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后者主要集中在军团集中,需要用兵的地方。

  

   在战乱频仍、共和国支离破碎的局面下,新秩序无疑成为普遍接受的方案,罗马贵族们既然从革命得到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新秩序在各行省也颇受欢迎。元老院和人民在那里的统治却由于权贵之间的倾轧和官吏们的贪得无厌而得不到信任;法制对于那些弊端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暴力、徇私和作为最后手段的金钱早已把法制搅得一塌糊涂了。

  

   伴随着共和权力的收缩,共和帝国的支配形式也在发生改变,一种地域意义上的“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开始取代“罗马人民的治权”,一个作为“政治实体”的罗马支配体系开始转化为一个“地域实体”的罗马帝国,在Richardson看来,奥古斯都是这一观念的始作俑者。元首一方面使用共和时期关于治权的观念,即拥有治权的长官代表国家掌握军事权力,与此同时将该观念蕴含的军事功能有效地转移到自己一人手中。作为治权的唯一(有效)拥有者,它拥有“准行省”(quasi-provincia),后者包括几乎整个世界,而这个“准行省”之后便被称为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

  

   在此意义上,罗马从“支配性帝国”发展为“地域性帝国”,罗马共和时期的多元化支配体系随着罗马行省化建制的实施而趋向于一统。而Provincia这一原初指拥有治权的长官的职权范围的词,也渐渐被视为罗马所征服和纳入的领土,这些“行省”最终被视为罗马统治领土的构成部分。伴随着对地域的统治和占有,“维持领土安全的任务被有效地从羸弱的附庸那里转移给分布广泛的边境部队,与此同时强劲的附庸不再能被容忍,因为它们的实力现在可能危险地超过邻近的帝国部队的实力。”

  

   对于这一治权的双重转变,Richard Koebner指出,虽然“罗马人民的治权”与“罗马帝国”都指“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普世支配关系”、都传达了“国家荣耀”、并提醒罗马人民这种支配和荣耀来源于他们的“义务和服务”,但这一词汇的转变却在深层意义上意味着罗马人民主导地位的丧失,以及“罗马帝国”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应予尊重的更高秩序的诞生,而这种服从义务,在事实上导致了一个接管了共和事务的君主制,而君主本身就成为imperium的“活的代表”。

  

   当然,就罗马史研究分期而言,更多学者将由奥古斯都缔造的政治形式称为“元首制”,以区别于罗马帝国后期的“君主制”。乔洛维茨将二者的区分选定在公元284年戴克里先上台,并指出,在“元首制”时期,尽管皇帝事实上是最高统治者,但他的权力“被披上共和政体形式的外衣”,而不似后期赤裸裸的主人—臣民关系。事实上,随着罗马扩张,罗马的共和结构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城邦内部的阶层关系,也无法有效处理和诸盟友、行省的关系,共和制度向元首制的过渡,可以视为罗马终结内乱,并平衡城内各阶层,以及城内外的支配关系的必然。当然,随着王制推翻后,罗马事实上一直处在贵族精英的主导之下,这与罗马业已确立的根深蒂固的共和意识相结合,共同制衡着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化。凯撒意图称王的意图,以及其被刺杀的悲惨下场殷鉴不远,奥古斯都自然不敢和不愿步其后尘,故而在他“终结罗马内战后,尽管所有人同意我拥有所有权力,但我将我的权力转移到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手中”。

  

   (二)君主、空洞的治权与破碎的帝国

  

   奥古斯都奠定的“帝国和平”在其逝世后重新陷入混乱,帝国精英间的裂隙和猜疑、庞大帝国的统治成本以及地方军团势力的威胁、帝国北部日耳曼部落以及东部亚洲君主的侵扰构成帝国的内忧外患。共和晚期的数次内战使得共和-帝国的治理结构不再可能,而在缺乏一个有效精英轮换制度,或者继承制度的境况下,每一次的元首轮换几乎都免不了一轮血雨腥风的权力争夺,后奥古斯都时代的帝国就在这种情境下惨淡经营维持了200年,并在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222年 - 235年)被刺杀后进入“三世纪危机”,帝国陷入长达50年内战,在帝国东部,萨珊王朝取代安息帝国,成为罗马的东部边患,而帝国北部的日耳曼总督波斯图穆斯发动叛乱,建立高卢帝国。虽然后者最终被奥勒留诏安,但皇帝本人没有逃脱被刺杀的命运,进而元首继承在“世袭、前任选定、军队选定、元老院选定”四种方式中不断轮换,政治权威无法确立,暗杀皇帝屡见不鲜。

  

   帝国的重要转折发生在戴克里先时期,他不仅开启了罗马史的君主制时代,而且为稳定帝国局面,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创设“四帝共治”制度。他首先选择马克西米安将军与自己合作,授予后者“奥古斯都”称号,并让其负责管理西部地区,而自己管理东部。之后两位皇帝又分别选择两位君主,后两者被称为“凯撒”,以辅助自己工作,并在出现危机时接替他们。

  

   君主制的实现在制度上意味着对罗马共和传统的背弃,在此背景下,君主和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团体的关系进行急剧调整,就前者而言,除了保留形式上的威严,元老院已日益萎缩为橡皮图章,它再也无法像共和时期凭借其权威和睿智、理性和刚毅的长老风范充任共和国的脊梁,而罗马公民这个共和国的中坚力量,随着罗马社会的分层也迅速分化,早已不再是昔日那个相对平等,并凭借隐忍、耐性和牺牲精神为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公民兵团体。随着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告示》授予帝国所有人罗马公民权,罗马最终消除了罗马和行省的政治差别,罗马的传统和帝国的罗马性最终让位于更加普遍、均质的公民,而后者已经“不是以早期的市民观念为基础,而是以那种较一般的臣民观念为基础”,进而罗马皇帝根据这种观念“针对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使用统治者(dominus)这一称号”。在罗马共和的元老院和公民体系的控制体制日益消亡的同时,共和国官制要么消亡,要么融入君主宫廷,在此基础上罗马君主开始发展起自己的官僚体系,并依靠这个中央官僚机构来控制社会和汲取资源。

  

   另一方面,随着向领土性帝国的过渡,帝国军团开始主要用于边境防卫,以对抗蛮族和东方王国的侵扰,而在一个无法通过参与型公民体制汲取兵源的情形下,军团日益地方化和军阀化,其本身成为侵扰帝国和平的重要因素。由于军团对于帝国政治的决定性影响,罗马皇帝始终没有摆脱对军团的依赖,士兵皇帝成为常态。在缺乏一个有效的君主继承制度的情形下,皇帝日益沦为地方军团角逐的对象,从而形成一种“间接的世袭制,皇帝可以从其儿子中指定共同执政者,如果没有儿子,就从家族选择。这样,皇权的继承基本上是以王朝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在不同王朝之间的间隔,元老院和军队才会推选皇帝。”

  

   君主制试图在政治结构上通过更进一步的政治集权来解决分散的政治权威带来的政局动荡、种族多元带来的同一性难题,这其中仿佛有某种必然性。内莫指出共和体制的舆论同质性,预设了通过彼此间的回应达到和谐的状态,而在罗马帝国这样一个种族多元的混杂大型集合体中,“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可成为代表,所有做出的决策均注定会因帝国其他部分的争议和不理解而彼此发生冲撞”。而君主制:用统一体的另一种原则来替换同质性的舆论,君主和国家机构均听命于它。国家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统一体,因为它只有一个统治者,所有人都能见到国家不同部分的‘和谐’,所有人均以他马首是瞻,而统治者则确保管理职能上的一致性。

  

   St Isidore of Seville合宜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并将罗马的统治者并入到“君主制”的名讳之中,在他看来,“君主,是那些拥有唯一统治权的人,比如希腊的亚历山大和罗马的凯撒。”

  

   但这种看似坚实的统治其实早已丧失了其固有的根基,罗马的权力虽然庞大但很脆弱。在迈克尔·曼看来,它的根源在于帝国权力被各个社会阶层的权力区隔而弱化了,“罗马人民降到了半自由状态且失去了对国家的参与,他们的主要构成是地方居民,受到地方上层阶级的支配。”而“上层阶级(由土地所有者构成,主要是来自罗马和土地精英的元老院和骑士等级)成员获得了对自己地区的可靠控制,包括其中的人民,但在中央却被剥夺了集体性的制度化权力。”在这个意义是,帝国已经和它们已经越来越不相干,而这个主要由皇帝和其军队构成的国家精英,也可能在“上层阶级中间的派别斗争压力和人民中间地方主义的支配下”,本身已经分化了。于是罗马的军事主义最终将它推向反面,“一方面是集权化的军事控制,另一方面是随之而来的国家破裂,因为将军、总督和包税人带着作为私有财产的国家政府的果实消失于行省的市民社会之中。”以军团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帝国权力在各种边患之间奔波,它本身也间隙地成为霍乱的根源。正是在这种内外结构的双重作用下,罗马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统一,在历经几个皇帝短暂的统一之后,永久性地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而随着统治权力的分裂,罗马的统一性也日益体现为一种罗马意识和罗马精神,它最初寄托于罗马城以及它所体现的历史传统之中,并随着罗马权力的普遍化而发展为一种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四、治权、罗马与普世帝国

  

   (一)治权与普世帝国

  

   权力的行使在于其所实现的目的和所追求的意义,就罗马而言,它的征服所追求的意义来自于罗马城初建的宗教行为—壮大罗马的权力,将它发展成一个世界性帝国。而作为罗马的初建者,罗马的王、氏族长老作为这种意义的承载者,成为罗马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这种正当性后来随着罗马社会结构的变化,融合为以元老院为载体的罗马贵族精英群体。而当这种共和制度无法支撑起这种普遍性权力的时候,罗马适当地调整了自己的统治模式,并经过数次内乱完成向元首制,以及更为集权的君主制度的嬗变,随着这种转变,罗马君主成为罗马权力意义的承载者。但这种政体的转变仍然可以从罗马固有的宗教意识中寻找支撑,罗马君主作为罗马“父亲”的意义呈现出来。但与此同时,当希腊文明开始侵染帝国的上层阶级,罗马精英也开始寻求另外的概念意识来表达自己的普遍权力,以试图从帝国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政治现实中构建出一个统一的意义世界。在帝国后期,随着帝国权力的碎片化,这种对普遍意识的依赖愈发强烈,罗马最终通过和基督教的结盟消除了这种意识焦虑,但也带来了政教关系的深刻紧张。

  

帝国意味着对已知世界的征服,而这正是罗马帝国主义历经半个世纪达成的功绩,在对比了波斯人、斯巴达人、马其顿人的帝国事业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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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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