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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从治权到帝国:政制结构演变与罗马普世主义的生成

更新时间:2021-09-11 10:42:53
作者: 孔元  
”要理解imperium的含义,首先要辨明potestas和imperium的区别,Andrew Lintott指出,potestas在制度意义上指由法规或习惯所正当化的权力,一般只有罗马人民有权授予这种权力,而imperium则是这种权力的最强形式,因而对于不拥有治权的官职来说,potestas表现得很单纯,它表现为“或宽或窄的权能,以致使人把拥有某种支配权同拥有统一的imperium视为两种不同的地位”。

  

   王政时期对治权的引入和塑造,使得治权具备了直接和原本的含义,成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主权”。在此基础上,城邦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元老院不再是“主权”的唯一拥有者,王取得对元老院的任命权,但作为妥协,他必须从氏族的族长中挑选。同时,虽然王通过任命取得对元老院的控制权,但元老仍然保留了古代的摄政权力。人民通过《关于治权的法律》获得了对王权的形式认可权,王的宗教权力和军事权力加强,具备占卜权,并成为祭司长,尽管他仍然要和贵族垄断的祭祀团体分享宗教权力。同时,库里亚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军事战争的需要,在赛尔维·图流斯(Servio Tullio)时期,建立了以居住地为根据的部落会议(comitia tributa),以及以户籍和年龄为根据的百人团会议(comitia centuriata)。在此基础上,罗马渐渐完成从部落联盟向统一城邦公民体制的过渡,马尔蒂诺将这两种制度的对立表达为:城邦是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共同体,它超越了古代氏族的最高的自决权,因此在法律上,城邦是建立在一种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这种中央权力越强大,就越需要去抑制单个团体的本位主义。古意大利的村落或村庄是这样一些团体的集合体,它们的联系纽带是在部落内部确定的,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相对于这个部落的必要的自主权,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相对于种族来说,统一且独立的共同体。

  

   (三)“罗马人民的治权”与共和帝国

  

   罗马王政最终被推翻,但王的驱逐不是人民的解放,而只是贵族的胜利。至此,罗马进入寡头共和时期。失去王的庇护,罗马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并搅动着共和之初的几个世纪。在这种两元结构中,氏族贵族掌握主动权,而平民通过进攻贵族组织,以及极端时候的分裂和退出方式为自己争取权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平民为自己争取到一系列政治权利:公元前494年的一次分裂,导致护民官制度发生。至此,平民拥有自己的神圣护民官,后者有权帮助平民抵抗执政官的权力。公元前462年设立十人委员会的领导结构,取消普通官职、申诉制度和护民官,并派遣使团去雅典学习梭伦的法律和其他希腊城邦的制度,制定出《十二表法》,但第二个十人委员会流露出专制意图而被推翻,公元前449年制定《瓦勒里和奥拉兹法》恢复共和国制度,以及保障平民的申诉制度、护民官制度,确认平民会决议有法律效力;公元前445年,废除贵族和平民不得通婚的禁令;公元前444年,平民获得担任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的权利;公元前421年,平民获准担任财政官;公元前367年,平民获准担任执政官;公元前287年,平民会决议获得与法律相同的效力。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在公元前4世纪末达到平衡状态,这种阶级斗争不仅创造性地将罗马平民吸纳进罗马国家之中,并且也刺激并保存了罗马贵族的活力,它为罗马贡献了一个理想的政体形态,并一直持续到公元2世纪。

  

   共和国最高执法官从王政那里继承了治权,并保持着他的外部象征,即肩扛束棒的侍从官。能够取得治权仅限于高级官吏,包括执政官、人民长官、骑兵长官、裁判官、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等,以及非常时期的独裁官,它有城内治权和城外治权之分,前者主要指实施法律,后者主要是统领军队。二者区别在于城内治权受到向“人民申诉”(provocatio ad populum)制度的限制,而城外治权作为军团长的军事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司法权(iurisdictio)指执法官对私人争议的干预,它的产生系治权在私人裁判中的运用,由裁判官负责,但趋向于独立于治权而存在。治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强制权(conercitio),可以对财产和人身实施强制和制裁,归拥有治权的官员所有。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官的治权实质上是王权,但受到同僚制原则和一年的任职期限的限制。

  

   但在向共和政制过渡中,宗教权力从王权中剥离出来,并成为独立于治权的权力。祭司团首领的职位传给了一个独立的官员—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并且为某些较次要的宗教目的,“王”的称号由一位被称为“圣王”(rex sacrorum)的祭司所保留。但这种分离并不能抹杀宗教、祭祀和占卜在罗马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只不过罗马常年的战争较多地将治权凸现出来,而祭司团体则在世俗化过程中变得隐秘但并不缺场而已。

  

   与此同时,元老院的构成也随着罗马社会变化而有所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旧的氏族结构松动,氏族长老和平民中的有产者相混合形成新贵阶层(nobilitas),而平民也在共和国获得进入元老院资格,因而元老院发展为贵族—平民的复合体。而公元前4世纪颁布的《奥威尼平民会决议》授予监察官对元老院成员的任命权,并且元老选拔不再局限于前任官员或者贵族阶层,而是从各个阶层中进行,元老院的家族性质被削弱,它作为罗马城邦的政治机构的性质加强。而库里亚大会作为氏族组织的遗留,也随着百人团大会和部落大会的发展而仅具备形式意义,主要处理家庭法、以及与此相关的祭祀和占卜活动等和家庭、氏族相关的宗教事宜。城邦的选举、立法和司法主要由百人团会议、部落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负责。最高级别或拥有治权的执法官由百人团会议选举产生,而寻求神的同意的占卜程序则在共和国晚期逐渐衰落,仅在罗马将军回城的凯旋仪式中得到保存。在这个意义上,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成为罗马治权的最终授予者,而罗马城也成为罗马的公共事务(Res publica),“罗马人民的治权”(Imperium Popupi Romani)成为罗马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的最高主权结构。

  

   罗马在这种家族/贵族政治(社会分层)与平民/共同体政治(政治平等)的二元性中找到了平衡点,它为这个城邦赋予了最原始的权力欲望,也为这个欲望的喷发赋予意义。罗马的军事主义在这种充满张力的联合中滚滚向前,走上极速扩张的帝国构建之路。也正是在这共和的黄金时期,罗马基本上完成了征服异邦的使命,在吉本看来,“罗马对外重大的征讨作战,均在共和时期完成。后世皇帝们大多安于保有这些领土,它们是通过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们的积极竞争和人民的尚武热情获得的。”而对共和时期最高的颂扬则是由另一位古典史家发出的: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人们满脑子对光荣的渴望竟是如此强烈。首先,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他们便在军营中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更加喜爱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战马,而不是妓女和狂欢。因此,任何劳苦对他们这些人都不陌生,任何地区都不过于崎岖或过于陡峭,任何手持武器的敌人都不足畏惧;勇气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为争取荣誉他们相互间还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每个人都力求第一个把敌人打倒,第一个登上城墙,并且力求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样的事迹。他们把这视为财富、美名和高贵的地位。他们渴望人们的赞美,但对金钱却挥霍无度,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声名,但财富则只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

  

   在相继征服拉丁姆、意大利、地中海地区、高卢地区之后,罗马共和权力达到巅峰,一个以“罗马人民名义”为支配形式的“共和帝国”逐渐成型。对此,Lintott指出,帝国的构成方式为:作为政治实体的帝国,在罗马人看来表现为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和他们的盟友们(socii et amici)。后者根据他们的政体形式和与罗马的关系被区分为不同的范畴,但他们都被视为罗马权力的贡献者,以及为罗马利益考量意义上的适当臣民。

  

   这具体表现为罗马跟盟友缔结的条约体系、作为罗马人民的“朋友”的地方王国、以及享有自治地位的自由城市等,通过拉拢地方精英,罗马成功地将自己的扩张与他们的利益绑架在一起,由此形成自己的“共和帝国体系”:在其核心地区周围,帝国是霸权性质的,有附庸国自治地负责执行罗马的必需事务,供出它们自己的资源,并且通过它们的服从去促成核心地区的领土安全。通常没有罗马部队部署在附庸国或附庸部族,但体系的稳定要求有持续不懈的外交努力,既为确保每个附庸将依旧明白罗马的全部权势,也为维持附庸结构之内部的和地区的平衡。于是,大小附庸国由于它们自己对罗马权势的认知而保持臣服,同时这威慑力得到积极的引诱物、特别是津贴的补充。在这体系下,武装部队被附庸们认作是一种强得无法抵抗的统一无间的力量,实际上却被分布成一个环绕罗马的巨大圆周。然而,这些部队依然集中在多军团大军之内,不被投入领土防御,因而它们固有内在的机动性,并且可任意调动。

  

   在勒特韦克看来,“罗马的外部附庸政体观念,连同罗马人对帝国与附庸之间关系的看法,植根于罗马市政生活中的庇护—依附关系传统模式”,而罗马的目的在于“确保获得政治、军事层面上的霸权,而不直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强加自己的全面统治。”

  

   三、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元首与君主

  

   (一)“治权”的危机、元首制与罗马帝国

  

   伴随着罗马征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的结构性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体现为希腊化对罗马古制的颠覆、货币经济导致的奢侈糜烂风气、土地贵族巧取豪夺带来大量失地者,导致兵源短缺、行省官员滥用职权等一系列危机,这反映在宪制层面体现为一场“治权”的危机,其根本在于作为治权授予者的罗马人民被分解了,保障罗马参与型公民兵体制所预设的政治平等瓦解了,罗马的社会分化加剧了贫富差异,大土地所有者对小农土地的巧取豪夺,造成大量无地者,对他们而言,要么加入军团去行省冒险,要么就凭借罗马公民的身份寄养在城邦之下。而正是由于这些失地者带来的财产不足以及兵源短缺,导致格拉古兄弟改革,试图通过对土地的重新调整保障共和国的兵源,并在失败后最终使得马略将以财产为基础的公民兵体制变为征兵制,进而培养起拥兵自重的军阀。大量的无产者和贫民荫蔽在军团首领的旗帜之下,公民兵退化为私家兵,维持罗马共和的二元体系无法运作。这些军团首领通过不断地战争和掠夺来分封战利品,兑现对自己追随者的承诺,同时并借助自己执政官的权力来试图进行强制性土地分配立法。这些混合着个人野心和利益纷争的举措最终激起了罗马元老院的反对,并成为三次内战的导火索,而盟友对公民权的呼声,以及行省对于苛政的反抗,无疑火上浇油。“罗马陷入无政府状态,有如一只没有舵手的船随波荡漾。”这些争斗最终终结为奥古斯都的元首制(princeps)。通过压抑元老院的权威和罗马人民的权力,奥古斯都以元首制的名义营造了一个凌驾于共和国宪制之上的“准王权”体系,并为罗马重新赢得了和平,在塔西佗看来,奥古斯都顶着“元首”的称号,“将一个在内部纷争中不堪虚耗,奄奄一息的世界归于其治权的统治之下。”

  

奥古斯都对内外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对内他集中起所有的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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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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