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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

更新时间:2021-09-10 09:53:04
作者: 张耀铭 (进入专栏)  
结果显示,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明显,涉及58个学科,分布广泛,主题多样。但分布不均衡,各学科之间的总体协作往往集中在几个关键领域。跨学科合作最紧密的三个社区:一是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相关的社区;二是与艺术与人文、文学及语言学相关的社区;三是与历史、商业与经济和社会科学相关的社区。[17]第三,包容多元观点。数字人文的多元性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对编码和转译、规划大量样品的陈列和制作一次性的展览、文本的数码转换和文本分析、研究和教学等各种技术方法的包容;[18]其次,对不同文化、身份、民族研究对象和研究群体的个人经验、小事件、故事、多样性被重视,并成为社会记忆中的一部分。总之,交叉研究与多元发展,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中,推动中国人文学术进入到横向连接的阶段。

   (四)项目与团队共生

   数字人文研究,多数是以项目的形式开展。项目是把设计、管理、谈判调解和协作等纳入研究的学术,“具有展望性和投射性,涉及多个循环反复的流程以及多维度上的协调、实验和生产”。[3]美国许多知名高校和图书馆,相继成立“数字人文实验室”,推进数字人文项目的落地。如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主持的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平民生活档案为主题的“影谷项目”、多个博物馆推出的“史蒂夫博物馆项目”、马里兰人文科技学院主持的“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和数字人文项目”、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主持的“发现、收藏、记忆:东方研究院100年”,等等。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梅隆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等多种类型机构和私人纷纷进入,资助不同主题领域、不同研究方向的大量研究项目。数字人文项目,较为关注的领域主要为历史、语言学、文学、考古学、图书馆、信息与博物馆、视觉艺术等学科,主题丰富,实践性强。我国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时间虽短,但依靠图书馆、档案馆开发的项目有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的“盛宣怀档案知识库”、天津市档案馆的“津沽史料”项目、青岛市档案馆的“老青岛”项目等。依靠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机构,推进的项目有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探索的“敦煌壁画数字图像语义描述方法”、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建设的“北京记忆”项目、清华大学孙茂松课题组开发的“九歌”计算机古诗作诗系统、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团队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浙江大学徐永明团队开发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等。

   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外延较宽,社会参与、交叉研究、团队协作已经成为标配,共同对研究问题进行抽象性、规模性处理并设计解决研究问题的实验性可能路径。项目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意味着需要从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两大领域内外吸收若干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如计算机科学家与软件工程师、人文学者与图书馆员、阶段性的开发者与投资者等,创造一个良好的知识共享、技术沟通与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数字人文小型项目,通常由学术带头专家带领小团队协作开展。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里夫·希斯金与加州大学教授威廉姆·沃纳共同主持的“回启启蒙运动计划”项目,从2006年启动已持续十几年时间,仍然活力十足。这个学术研究项目,举办了多个学术会议、演讲和学术活动,编纂出版文集、提出“媒介启蒙”概念、培养年轻的数字人文学者,在北美和欧洲的人文学术界影响深远。[19]数字人文大型项目,会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语言的团队合作,数量可达几百人之多。如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领导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项目,其合作机构和成员就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中国、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所大学及图书馆。总之,数字人文发展运行的主要模式是项目制,集体的学术研究。交叉学科,整体视野,团队合作,实践理论化,“以一种新的方式丈量文化”。[20]

   二、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启示

   学术评价的目的,在于鉴别学者的学术水平,规范学者的道德行为,评判学者的创造价值,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由此催生了学术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基本评价方法就是同行评议的定性方法与引文计量的定量方法。

   (一)欧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制度

   1665年1月法国议院参事丹尼斯·戴萨罗(Denis de Sallo)律师在巴黎创办了《学者杂志》,1665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森伯格(Henry Oldenburg)在伦敦创办了《哲学汇刊》,标志着学术期刊的正式诞生。两份学术期刊都在创刊号上说明其办刊宗旨和涉及范围,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功能就是展示学术成果和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21]1752年英国皇家学会为《哲学汇刊》成立专门的论文评审委员会,这开创了学术期刊领域引入同行评议方式的先例。不过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期刊同行评议并未被广泛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著名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写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亦称“布什报告”)给罗斯福总统。“布什报告”明确提出,政府只有支持科学的责任,而没有控制科学的权力。这份报告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被看作是矗立在美国科学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醒目界碑——标志着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此后,西方许多国家的科学管理模式发生了转变,政府在科研方向的制定、科研项目的资助与科研评价的监管中扮演了主导角色。20世纪70年代,学术期刊同行评议在实践中日臻完善,“逐渐运用于论著发表前的评审,论著发表后的评价,学位论文的评审,课题立项和结项的评审,以及学术奖励的评审,成了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22]这种标准化流程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取得了合法性并进而制度化。

   文献计量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23年英国学者修姆(E.W.Hulme)提出统计书目学,1969年英国学者普里查德(A. Pritchard)提出以文献计量学代替统计书目学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将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图书及其他交流介质研究”的一门学科。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提出的“布拉德福定律”、美国文献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提出的“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Derek Price)提出的“普赖斯指数”,这三大定律成为文献计量学的重要原理,也是学术期刊定量评价的理论基础。文献计量学应用于学科评价的最重要的标志事件,便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相继建立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三大科技文献引文索引,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根据尤金·加菲尔德提出的“影响因子”(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这个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这个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就是这个期刊在这个年度的影响因子数值)[23],又推出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和《期刊引用报告》(JCR)。运用引文分析法对学术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进而计量评价某个国家或地区、研究机构、科学家的科研绩效和影响力。

   美国是最早开展科研绩效评价的国家。“布什报告”不仅重塑了战后美国政府支持科学研究与教育的体制机制,而且推动政府在1950年设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NSF)。1968年美国国会正式授权NSF在支持基础研究之外,也要支持应用研究。美国基础研究成果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同行评议和文献计量分析,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在操作上较多采用通讯同行评议和会议同行评议两种方式。为弥补同行评议不足,引入文献计量分析作为补充和参照。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标准有真理性标准,包括科学性、延续性、创新性、完备性标准;价值性标准,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理论价值、伦理道德、环境价值、审美价值标准。[24]英国的科研评价是大学评价中最核心的部分,主要目的是通过给科研评定等级,作为以后几年给大学拨款的依据。以同行评议为核心形成的RAE(研究评价实践)基本评价框架在英国已经应用了多年,但由于同行评议存在的种种缺陷,英国下决心改制为以科学计量为核心的REF框架。在英国科研评价制度REF(卓越研究框架)中,学术性评价主要是采用定性评价为主,文献计量为辅的评价方式,一般采用同行专家学者评议的方式进行。效益性评价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价指标为引用率、科研人员数量、科研经费资助、经济报酬比和产出量与引文量的比例等构成。REF体系特别强调高等教育研究部门既要关注科研成果对建制单位的效益贡献,又要关注科研成果对社会经济的运用效益。[25]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简称SSHRC)是加拿大资助学术研究活动的三大重要基金之一,同行评议是基金会引以为豪的科研项目评审制度,被认为是“最佳的实践和国际最高标准”,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组织结构框架设计方面,设计了行政、治理与提名委员会、独立审计委员会以及程序和质量委员会,三个部门各司其职,分别从人员、内控和程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监管。二是在评审人选拔阶段,充分考虑了机构类型、机构规模、区域代表性、性别、语言能力和学科分布等因素,严格控制专家团队的质量。三是在评审过程中,通过初步评审、会议评审、项目官员监管等环节,保证程序上的公正性。特别是观察员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纠正评审过程中的错误与缺陷,使评审制度更加完善。四是明确的申诉环节,使得申请人可以通过“最终的权利”对自己的申请材料进行辩护,这也是SSHRC评价体系当中一项重要的质量控制制度。[26]

   总之,目前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广泛采用的方法是同行评议,但越来越多的国家辅以引文分析等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实现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有机结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同行评议方法与引文计量方法的结合,或许是未来学术评价方法的趋势。

   (二)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探索

   数字人文具有的协作性、交叉性与多元融合的特征,使其成为面向传统人文学者开放的一个学术空间,不少传统人文学者正利用数字人文研究的工具、视角和方法使自己的研究得到扩展与深化。更为新颖的在于,数字人文以实验室为工作平台的研究模式,“为人文学者的成果赋予一定的实体性载体,使得人文研究者的成果不再一味地局限于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文本形式,转而成为应用软件、硬件系统、搜索引擎、主题网站、数字档案馆、数据库、虚拟现实平台、科技商品等可见可触可感可用的虚拟—实体结合或者纯实体性产品。”[27]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估困难,恰恰来自这个学科本身的繁复、多样和新颖之处。经过多年实践,数字人文工具理性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制度化的肯定,但是数字期刊、数据库、可视化网站、博客、微信公众号、软件或算法等包罗万象、涵盖多个学科甚至溢出学科的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还不能纳入传统学术评价体制进行评价。因此,数字人文学者普遍存在着学术贡献不被承认的焦虑,他们的职位升迁、工作报酬和学术地位也将面临着严峻挑战。

新世纪以来,美国的许多学术团体、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已经认识到数字学术评价的重要性,他们呼吁扩展人文学科的传统学术定义,承认数字人文“实体性载体”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改善人文学者在招聘、考核与晋升方面遭遇的困境。“远读”概念的提出者莫瑞狄教授更建议:“也许数字人文接下来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自已的研究成果的性质,也就是如何评估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生产优异的成果如此之难,尽管我们的精力、人才和工具一样也不缺。”[28]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美国历史与计算机协会、美国历史学会等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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