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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相关政策和长期效果

更新时间:2021-09-09 11:40:07
作者: 周小川  
比如,它每秒钟处理的交易笔数(TPS)还不高,占用的网络资源和处理能力也比较多,大家对它的一些特性比如去中心化、去监管等存在争议,但这些热点问题还需要“走着瞧”,要看看能不能在后续的发展中予以解决。但如果那些参与金融科技的人过于想挣钱,急于挣快钱,就很容易想通过交易回收自己的投资,甚至赚大钱,这样一来,就容易把加密货币变成数字资产、加密资产。从现在看,有一些加密货币要想再回到支付领域可能已经不太适宜了,它已经失去了机会,也不会被大家接受。所以,很有必要从理念上搞清楚,一些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是否致力于为实体经济服务。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我们指出某些金融科技方面的具体做法可能要注意服务方向的时候,有一些热衷的人士,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士强调,金融科技有非常强大、非常有用的定价功能,在风险管理上也有某种特定的对冲功能。比如,比特币是不是有对冲QE(量化宽松)的功能?其实,这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和说辞,因为任何一种商品,不光是金融产品,只要有交易就会产生定价需求,也就会催生定价的功能。关键是这个定价的用处到底是什么?同样,任何一样东西都会有对冲功能,它总会和它反面的事物产生对冲。就像字典中每个形容词都有它的反义形容词一样。所以,一些金融科技有定价功能、对冲功能,并不能说明它在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必然处于必要的地位。

   5、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注重长期效果

   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效果来讲,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关系到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的福祉。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从长远来讲,会获得巨大的好处。比较近年来中美经济规模及其全球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差别。

   改革开放以前,中美之间的经济规模不是太好比较,最大的难点是当时中国采用物质生产统计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是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两个系统差别很大。但总的来讲,国际上普遍认为,这期间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是一直在扩大的。当然,一些人对此有质疑,因为在比较的时候一般都采用美元计价,而以美元计价的国际比较会涉及汇率、价格及其他一些不可比因素,因而也有人主张用PPP(购买力平价)等来衡量,但PPP也是很粗糙的一种对照。

   改革开放以后的大约15年间,中国经济大幅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应该说会缩小中美之间的差距;中国也开始转向SNA,可比性更强。但我们观察到,直到1994年之前,以美元标价的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还是在放大。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汇率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为1.8左右,到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至约8.7,所以尽管经济增长了很多,但以美元折算后显得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1994年中国实行汇率改革以后的约10年间,人民币汇率开始稳定并略有升值。因而在1994—2004年间,中美经济实力的统计差距逐渐缩小,但缩小的幅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这里需要提一下两个因素: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也遇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另一个因素是90年代后半期爆发并一直持续到2003年左右的亚洲金融风暴。它当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经济增长放慢了速度,包括金融体系在内都处于相当困难和苦苦挣扎的阶段,这也是当时提出“国企三年脱困”、想方设法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等政策口号的背景所在。

   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真正迅速缩小是在2004—2018年。这期间,美国由于金融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和过度投机等问题引发了次贷危机,进而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相当于“摔了一个大跟头”,其后花了10年左右时间才逐渐爬起来。而在这10年中,中国总体而言避免了“摔大跟头”(当然我们也摔过“小跟头”),因此,中美的经济实力差距就大幅缩小了。2004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12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是中国的6倍;到了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20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只有中国的1.5倍左右。这期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元,差别不是很大,但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显著缩小。从中我们能得出什么分析呢?我个人认为,如果经济活动投机过度的话,就有点像一些年轻人吸毒,当时可能很兴奋,感觉很好,但事后肯定要摔跟头;摔了跟头以后再爬起来的过程,成本代价会非常大。这或许就是造成中美差距显著缩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知道,最近这些年,由于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缩小得非常明显,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气氛。表面上看,这是国际政治、国家外交等因素直接引发的,但背后可能还是与各国经济增长、经济实力变化高度相关。而这个因素至少一定程度上源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各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取向也是有关系的。因此,不仅中国要继续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持之以恒地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件事办好;同时,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是不是也可以花一点注意力在这方面进行思考、研究,以便大家共同探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并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摆正,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地长远发展。前段时间,我听一位企业家说,赛跑特别是长跑,不在乎一时跑得快慢,关键在于“耐力”如何,能否持久;如果一时太兴奋,弄出毛病,搞成关节疼或者摔跟头,就可能会导致不可持续的问题。他当时这个说法其实是在说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总之,在观察和分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上,要注意可持续性,要注重长期效果。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也希望有更多的专家花力气研究这个问题。

  

   (本文根据周小川会长2021年6月11日在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上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原文发表于《比较》第11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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