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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 杨鑫:以儒学为业——试说儒家与儒学家

更新时间:2021-09-09 11:37:15
作者: 林存光 (进入专栏)   杨鑫  

  

   摘要:在当代中国,“以儒学为业”既具有职业的含义,也具有“志业”的含义,而且,随着“大陆新儒家”的现身,“以儒学为业”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职业”,而变成了一种必须为之献身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志业”。“大陆新儒家”所秉持的是一种绝对而不负责任的“信念伦理”,但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则是那种适应新时代需要、能够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儒学家”。

   一、何谓“以儒学为业”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发表过两篇著名的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深刻阐述了作为一种职业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我们亦可仿韦伯之意而就“以儒学为业”的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以期引发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以及进一步地思考与讨论。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韦伯所说的“业”主要是指“职业”的含义,然似亦含有“志业”的意味,因为对韦伯来讲,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的职业,都要求从事者为之献身或负责。换言之,韦伯所论说的乃是一个人决定献身于学术或政治并以之作为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我所谓的“以儒学为业”,同样包含这样两层含义,它既是指以儒学为职业,同时亦是指以儒学为志业。不过,“职业”和“志业”在意涵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多指人们所从事的某种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而后者则指人们依照自己的志趣所从事的某项值得为之献身的有意义的事业。

   对上述两种含义加以明辨区分,也许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职业”与“志业”之间的分与合的问题。比如,具体就某个人而言,其所选择的“职业”与其所欲从事的“志业”一开始可能恰好就是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却可能是不相关的,但由于长期从事某种“职业”,随着时间和岁月的增长,有时人们也常常逐渐地对其“职业”产生一种深深的情感与认同,以致于“职业”最终变成了“志业”。

   就“以儒学为业”而言,我们可以首先从职业的意义上来理解,亦即它首先是指以儒学研究为业,而且在今天儒学研究无疑首先是一项学术性质的工作。因此,儒学研究也正像其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一样,在职业意义上必然受到现代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一般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同时,研究者也理应遵循现代学术研究的内部规范与职业操守要求。按照韦伯“以学术为业”的观点,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世界已被除魅”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正唯如此,对从事科学性职业或专业化的学术教育的教师来讲,“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亦即“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1这就是“价值的多元性”。换言之,在课堂上,教师不应扮演领袖或充当先知的角色,“在课堂里,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从科学性职业或专业化学术教育的意义上讲,我认为,韦伯所强调的所有这些,都同样适用于“以儒学为业”者。

   然而,在当代中国,“以儒学为业”(或以儒学研究为业)似已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或专业化的学术教育问题,它已逐渐变成了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志业”,甚至是一种党派性很强的“志业”,或者也可以说,对许多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或教师来讲,“以儒学为业”逐渐由“职业”的含义变成了一种人生的“志业”,乃至在课堂上,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思考”的意义,而是开始从价值和文化认同的立场讲授、宣传和弘扬儒学。后一类人显然多从前一类人发展而来。而当有一类人开始自称为“儒家”或被人称为“大陆新儒家”时,2今日中国儒学界的情况也就变得更加地错综复杂化了。因为这些所谓的“儒家”或“大陆新儒家”已不甘心于只是在课堂上宣传和讲授儒学,而是以更加决绝和坚定的态度与立场,开始公然充当儒家先知或中国的精神领袖,罔顾令人不舒服的“价值的多元性”的事实,不仅向世人派发只准人们信仰而不许质疑的绝对唯一“政治正确”性的儒学价值观,而且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高调现身,极力煽动性地鼓吹政治化和宗教化的儒学儒教观,甚至公开主张“立儒教为国教”或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实行“儒士共同体专政”。对这样的“儒家”而言,“儒学”不可能只是一种学术性的“职业”,亦即“儒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一种专业化、知识论性质的“学术”或“科学”工作,而只能属于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信念性质的问题,是一种需要全面复兴而值得为之献身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志业”。说到底,对他们而言,“以儒学为业”已不再是“以学术为业”,而是“以宗教为业”或“以政治为业”。

   二、秉持“信念”而不负“责任”的“儒家”

   正如韦伯所说,“以宗教为业”意味着秉持或恪守一种不问“后果”的“绝对伦理”或“信念伦理”,与之不同,“以政治为业”则意味着应秉持或遵循一种为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负责的“责任伦理”。这两种指导人们行为的伦理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换言之,“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当然,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但比较而言,“信念伦理的信徒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

   那么,何以“以政治为业”须遵循“责任伦理”呢?这与韦伯对“政治”的独特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依韦伯之见,“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韦伯由这样一种对“国家”与“政治”的独特理解,所推导出的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结论就是,“政治的运作,要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种十分特殊的手段”,而正是正当暴力本身这一特殊的手段及其所具有的特定用途,决定了“政治中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亦即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势必让自己周旋于“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的恶魔的势力之间,有时为了“获得‘善的’结果”,甚至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而且“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因此,这也就要求他“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而“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通俗地讲,权力意味着责任,或者拥有与行使以正当暴力为后盾的权力意味着必须为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承担起应付的代价与责任,而真正的政治家也就是面对现实的“道德困境”而仍愿意“以政治为业”并负责任地努力做点什么的人,因为“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相反,“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虚荣心,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种过失”,而且,“对政治力量最有害的歪曲,莫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所有崇拜”。

   由上可见,韦伯所理解的“政治”可以说就是一种现实的“权力政治”,但这与美国学者萨托利所说的“权力政治”,即“指那种不管理想,只以权势、欺诈和无情地运用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韦伯所谓的“权力政治”是指那种遵循责任伦理、审时度势而负责任地运用以正当暴力手段为后盾的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以此作为参照,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大陆新儒家”“以儒学为业”的真实的宗教和政治含义。毫无疑问,“大陆新儒家”所秉持的正是韦伯所谓的那种不问“后果”的“绝对伦理”或“信念伦理”,他们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不过就是仅仅盯住儒学信念之火而不要让它熄灭,或者使儒学信念的火焰不停地燃烧。正唯如此,他们“教主”自命或汲汲于充当煽动性的“先知”,不仅像暴发户一样自我标榜和炫耀自己“我们儒家”的身份,而且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沉醉在对权力本身的崇拜中;他们立场鲜明,态度决绝,亟欲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急切地希望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立儒教为国教,重新恢复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拥有和享有的独尊性的“王官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以期建立或复辟“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他们在自家书斋中想当然地“杜撰”出这些“儒化中国”的宗教与政治方案,并亟欲以中国而试吾说,曰:“中国必须再儒化!”孰不知“以天下而试吾说,玩人丧德之大者也!”(王夫之:《思问录·内篇》)很显然,这些所谓的“儒家”完全不顾思想、文化与价值之多元多样性的事实,坚称欲解决或应对当今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或难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复兴儒学”,而且虽然口口声声鼓吹什么“政治儒学”,其实他们对韦伯所谓现实“权力政治”的本质却缺乏客观而深刻的了解与反省,所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所应负的“政治责任”为何物,天真地以为只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儒教立为国教,似乎一切便万事大吉了。在我看来,从“责任伦理”的意义上讲,秉持如此这般“信念伦理”的所谓“儒家”,对于儒学创新或者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可能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因为他们绝对而纯粹的“信念伦理”只能使他们成为不问“后果”、不负责任的“儒家”,或者只能使自己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狂热的宗派”!

   三、时代需要“儒学家”而不仅是“儒家”

   王国维先生尝言:“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然而,秉持绝对“信念伦理”的“大陆新儒家”却毋庸置疑且一味地向人们宣示这样一种儒学一元独尊和儒教至上论的儒家主义的激进立场与信念。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在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思想—意识形态方案中,“儒化”是一种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中国人天然是儒家”,而且,儒家“王道政治”优越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只有“政治儒学”或重新建制化地立为国教的儒教才是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或唯一正确的“全能教义”。

   不过,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是不可能的”,“从原则上说,这样的鼓吹没有意义,是因为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1价值信念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就是“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而且,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不仅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即使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人们所生活其中的也同样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

历史地讲,“儒”本来是一种相礼和教育的职业,经由孔子的改造发展才逐渐形成了“儒家”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和“志业”意义上的“以儒学为业”。如果我们承认孔子才是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宗师,那么,说“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孔子之前的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而不一定是儒家,即使是孔子之后的中国人也同样是如此。也许主张“重建儒教”的人会说,“儒教”早在孔子之前就被伏羲创立并已经存在延续了几千年了,但这一说法不过只是出于其个人的信念抉择而已。在孔子的时代,孔子本人已经明确而深切地意识到“道”是多元而相互冲突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这是孔子对价值多元之现实世界状况的真实描述与切身体会。在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时代,既有墨子的“非儒”,亦有孟子的“辟杨墨”;既有庄子的“削曾、史之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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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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