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邓静秋:厘清与重构:宪法家庭条款的规范内涵

更新时间:2021-09-07 10:01:10
作者: 邓静秋  

   摘要:  我国宪法第49条是家庭条款。该条内容涉及家庭的形成以及家庭的内部关系两个方面,对这条的理解需要将视角从婚姻转换为家庭,从上述两个方面来建构其解释体系。就家庭的形成而言,婚姻是现代家庭的主要形成途径,而非唯一途径。对宪法上家庭的理解应该适当扩大其内涵,承认家庭形态的多样性,以尊重和保护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宪法上的家庭内部秩序含有多重面向,包括男女平等、夫妻计划生育义务、“父母之慈子女之孝”,以及对弱势家庭成员的特别保护。对第49条的解释需要重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的个体感受和自主性,并适度保持其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既尊重历史规律,也充分回应社会变迁的时代需求。

   关键词:  家庭;婚姻;宪法第49条;规范内涵;基本权利

  

   一、引言

  

   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无论在哪个时代,家庭都是观察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基点。重拾家庭的重要价值,发挥家庭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功能,并以法治化路径来保障家庭的发展,在当下社会确有必要。我国现行宪法第49条被认为是家庭条款,第48条还特别规定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上述条文共同为家庭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实施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一)条文内容的丰富与既有解释的局限

  

   家庭是整个社会最基础的单位,承担着组织生产经营和人口再生产的功能,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古代中国,家庭曾受到封建礼教和宗教习俗的束缚。新中国的诞生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奠定了基础。根据许崇德教授的回忆,新中国家庭关系的主流和特色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尊老爱幼、夫妻互敬,以实现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妇孺安康。无论内容还是规范目的,都足以彰显第49条内涵的丰富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对这一条文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路径:制度性保障和基本权利。其一,制度性保障。这种观点否认了婚姻自由以及与家庭事务相关的基本权利属性,认为婚姻和家庭要受到国家的保护,主要依靠立法者进行制度设计,建构多层次的法律规范体系。根据制度性保障的要求,立法者不得破坏家庭制度的核心。而至于该核心是什么,则有不同观点,包括:对弱势家庭成员的保护、维护异性婚姻、自愿结合、夫妻相互扶持和男女平等、甚至是维护传统的家产制。 其二,基本权利。在这种观点中,早期部分教材更关注本条中所涉及的妇女、老人、儿童等特定群体,将该条作为对妇女、儿童的权利保障条款。而更多的研究将家庭权明确界定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并从不同角度分析家庭权的具体内容。有观点认为婚姻家庭权是典型的社会权,以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作为该权利的主要方面;还有观点认为家庭权的保护范围包括家庭的组成、亲属关系的维持、和谐家庭关系的维护等。

  

   上述两种认识对于第49条的基本属性和规范宗旨都存在一定的盲点和误区。施密特通过制度性保障理论,意图区分出性质上不属于基本权利的部分,并将此部分架构出一套立法者所不能废止的宪法制度。原因在于魏玛宪法将各种新兴权利类型都纳入其中,导致基本权利篇的“肥大”现象,使基本权利的规定空洞,沦为单纯纲领。立法权处于中心地位,基本权利的保障被置于法律保留之下,内涵尽失。而时过境迁,施密特提出制度性保障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区分制度性保障和基本权利的特殊背景已不复存在。基本权利规范不再仅具有纲领性和宣示性的含义,而是已经对公权力产生了具有实效性的约束力。制度性保障的内涵和理论定位已发生变化。若继续采用古典意义上的制度性保障内涵来理解我国宪法中的家庭条款,这一解释框架以及得出的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并非是相互对立、完全区隔开来的两个概念,而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此外,单纯的家庭权概念也无法完全涵盖第49条第3款的义务性表述,无法对第49条所呈现出来的理想家庭生活图景作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二)传统价值与现代观念的张力

  

   家庭之于中国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每一个人的人生观形成来自其原生家庭的影响,其幸福感来自于其他家庭成员的体验及其在相互交流中的感受。家庭的伦理亲情形塑着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积淀。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民众价值观念的变迁,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的家庭生活事实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婚姻虽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再是人们形成家庭的唯一方式;生殖辅助技术为生育与婚姻的分离提供了更多客观可能性,使婚姻传宗接代的功能弱化;国际社会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使人们对婚姻的理解也不再限缩在既有道德评价体系或单一价值观中;在市场经济理性行为逻辑的冲击下,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逐渐淡化,离婚率上升导致家庭稳定性下降,婚姻成为财富集中再分配的方式,家庭被物化,其价值内涵发生了错位。在多元价值充斥的时代背景下,宪法的功能之一在于促进社会价值的协调与整合。现代家庭制度的建构需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对新的时代变迁作出回应,使家庭所具有的传统价值和现代多元生活方式共存于宪法的统一性当中。

  

   宪法家庭条款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对其认知需要符合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客观变迁。笔者认为,单运用制度性保障抑或家庭权都无法完全搭建起第49条的体系结构,应该着眼于家庭的整体和全局,从家庭的形成路径与家庭内部关系这两个角度,来建构宪法第49条的解释方案。基于此,本文将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和家庭形成途径的多样化趋势,分析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变迁,以开放的视角界定宪法中的家庭形成路径,以回应现代社会中的新形势和新现象。同时,尊重家庭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特征,结合凝聚在我国历史和生活实践中的智慧与价值,以男女平等、计划生育义务的内涵变迁、“父母之慈子女之孝”和保护弱势家庭成员这四个方面为核心,明确宪法第49条的体系结构和价值内涵,对宪法所希冀的现代家庭关系加以审视。

  

   二、宪法中家庭的形成:婚姻自由与多样化的家庭形态

  

   宪法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就婚姻与家庭的关系而言,这一规定的表述说明:一方面,现实中多数家庭的形成都是婚姻的产物,婚姻是组建家庭最主要的途径,因缔结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关系也是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人们也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和表达,即“婚姻家庭”。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结构即延续了以婚姻作为主线和核心的体例传统。另一方面,从第49条第1款的表述来看,“婚姻”和“家庭”之间是并列关系,在强调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时,也应该看到其内涵中各自独立的面向。也就是说,因婚姻的缔结而形成了家庭,但二者并非直接等同,家庭关系的延伸范围远超出婚姻关系可以连接的规模。

  

   (一)作为基本权利的婚姻自由

  

   如前文所述,既有研究多采用制度性保障来解释婚姻自由,否定了婚姻自由的基本权利性质,认为其只是国家法律建构出来的婚姻制度的核心,其效力在于约束立法者,使立法不得破坏该核心。

  

   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用制度性保障来界定这一条款的性质。其一,该观点对于制度性保障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其古典意义层面,忽略了制度性保障作为一项理论的新发展。基本权利的实现,原则上都依赖国家提供一定的给付或者建立制度。国家对家庭的保护同样也落实在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和贯彻之中。有关制度性保障部分的论述,都可以转化成为基本权利具有的客观法功能之一。其二,这样的理解将宪法上的婚姻等同于法律上的婚姻,明显限缩了婚姻自由的保护范围,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婚姻是早于国家和宪法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不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特权。宪法上的婚姻概念赋予了早已存在的社会关系以规范性,并基于该社会关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法律层面建构了婚姻制度来予以规范、调整和保障。其三,婚姻自由的基本权利性质被模糊,排除了其防御权功能,这与我国宪法规定婚姻自由,防御和对抗公权力以及他人侵害个人婚姻自主权的目的不相符。我国婚姻自由的确立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主要是针对我国历史上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强制或非法干涉公民结婚自主自愿性的现象。这一点从历史角度界定了我国婚姻自由含义的特殊语境。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强调当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选择,不受除本人之外的任何第三方干涉。

  

   此外,人权入宪带来了价值观更新,“为整个基本权利章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评价关联”。婚姻受到国家保护,最终应该体现为个人有关婚姻事务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一副理想的家庭生活图景必然是由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个体构成。个人的自我探索、人格的完善与发展、心灵的休憩与慰藉、与人形成平等尊重的亲密关系、共同生活且不受干涉与侵扰的私领域空间等,这些都与人格尊严的建立和实现密切相关。婚姻寄托着个体之间的情感,以及双方作为整体对下一代(如果有下一代)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情感。这是人格最深层、最私密也是最核心的自我认知。一个社会人将无可避免会透过这些亲密的情感关系完善其自我认知,然后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宪法将婚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也是对前述这些美好情感的肯认,以及对这些情感之于人格尊严的重要性的肯认。

  

   (二)婚姻自由的保护范围和规范功能

  

   作为基本权利,婚姻自由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的双重性质。制度性保障仅是其功能体系中的一项。需要运用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发展来理解我国宪法文本中婚姻自由的规范内涵,以审视婚姻制度和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否具有合理性,而不是将婚姻理解为“现存的”、“既有的”制度,提前将宪法上的“婚姻”的范围和内涵进行人为限缩。

  

   从保护范围来看,婚姻自由不仅仅局限于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如果以一种过程的视角来看待婚姻,它包含婚姻关系的建立、延续和终止的全过程。因而婚姻自由的保护范围贯穿婚姻从其缔结到存续期间再到可能解除的全过程,即结婚自由、婚姻的维持、夫妻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离婚自由。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的语义表述,采用了传统的自由权话语,体现了婚姻自由具有对抗国家干预的防御权面向,突出了公民个人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行为负责和排除他人干涉的目的。具体而言,婚姻自由要求国家尊重公民个人在婚姻事务方面的自主决定权,保护婚姻关系的完整性,以及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的权利,允许双方自行处理其内部的诸多事务,包括夫妻财产的安排与分配等事由。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个人价值和个人能力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国家需要相信公民作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个体,足以对婚姻这样的事务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选择和判断。同时,婚姻之于国家的价值同样重要且不可或缺。婚姻自由具有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是对于整体婚姻相关法领域具有拘束力的价值决定,要求一切公权力机关受此约束,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促进和实现宪法对于公民婚姻自由的保障。至于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包括如何建立并完善婚姻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41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