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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平: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判中的“亲亲相隐”

更新时间:2021-09-06 09:43:43
作者: 王东平  

   摘要:

   根据清朝制度的规定,天山南路地区重大政治案件和严重刑事案件需要按照《大清律例》审理,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大清律例》重要原则的“亲亲相隐”相关规定得到运用。清代档案中保留有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活动中依据“亲亲相隐”原则量刑的一些案例,这些案件案发时间、地域不同,案件性质和涉案群体也有差异。本文从这些案例入手,分析了“亲亲相隐”原则在该地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情况,探讨了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清朝法律制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其意义。

   关键词: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大清律例》;亲亲相隐;

   作者简介:王东平(1967—),男,河南开封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

  

   天山南路地区在清代文献中,因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被称为“回疆”“回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后,在这里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清朝根据维吾尔社会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了一套特殊的统治政策。民国时期曾问吾在其《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论述清朝天山南路地区的统治政策时称,清朝“对其宗教纯取放任,不加干涉”,教民“判断诉讼,引用教规,不从国家法律”[1]291。“回疆八城回民归阿奇木伯克治理,故司法裁判亦归阿奇木伯克行使之。审判悉遵教律习惯。”[1]603《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清政府在天山南路地区“对于伊斯兰教和当地习惯持不干涉政策”,“由伯克和阿訇组成的这个官僚阶层住在土著城镇和乡村,直接治理当地居民,并按照流行的哈乃菲学派的法律成例审理案件”[2]。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过于强调当地社会沿袭旧制,忽视了清朝对当地的司法管理。实际上,清朝对于如何治理天山南路地区,其原则是明确的,即在坚持清朝权威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沿用旧制。在司法上,清朝在保留旧有宗教法和习惯法的同时,对其进行某些变革,对重大案件(包括反叛、谋逆等重大政治案件和命盗重案等严重刑事案件)按《大清律例》办理,逐步统一这一地区的司法制度。1

   清代档案中记载了天山南路地区驻扎大臣衙门依据《大清律例》中“亲亲相隐”规定量刑、拟律的案例。所谓“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3]。“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2,源出儒家思想。孔子曾说过“子为父隐,父为子隐”3。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立法既大受儒家的影响,政治上又标榜以孝治天下,宁可为孝而屈法,所以历代的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4]。“亲亲相隐”也为清朝法律所承袭。《大清律例》“充分总结吸收了二千年封建立法、司法的经验,是集封建法典之大成”[5]。《大清律例》卷五《名例律下》第三十二《亲属相为容隐》条及例文,卷三十“干名犯义”律文,对“亲亲相隐”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活动中“亲亲相隐”的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白京兰在《一体与多元:清代新疆法律研究》一书中指出:“清政府在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命盗重案时,亦将中原地区伦理法特有的司法制度如容隐制度……引入案件处理中,”容隐制度“被广泛运用于清代新疆南北各路刑事案件中”。她例举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英吉沙尔乌舒尔挟嫌故杀内地民人张步富的案例。4除此之外,学术界相关成果并不多见。“亲亲相隐”法律原则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审判中具体实施的情况怎样,有何特点?实施的时间、区域,涉及的案件性质和适用的群体如何?这些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一

   根据清朝制度的规定,天山南路地区发生的命盗重案,须由驻扎大臣衙门负责审理,依据《大清律例》进行处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等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天山南路地区命盗等刑事案件审理的材料,其中有各城司法官员依据“亲亲相隐”原则量刑的一些案例。

   案例一:嘉庆十五年(1810年)英吉沙尔“乌舒尔挟嫌故杀残毁尸身案”

   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初,英吉沙尔城汉民张义向官府报告,其子“张步富携带货物向回庄贸易,久出不归,寻觅无踪”。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责令署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鹿土皮顶严密访查。后据该伯克报告,在阿墩齐回庄麦地内找获口袋一条,内装残尸一具,经张义前往辨识,死者确系张步富。在案件侦破过程中,阿墩齐庄的乌舒尔引起怀疑,经审讯,乌舒尔交代了杀害张步富的事实。乌舒尔与张步富“素相识认”,曾向其借普尔钱,未能偿还,张向其屡次催讨,两人多次发生争执,乌舒尔“起意将他致死泄愤”。乌舒尔行凶后,藏匿了张步富的尸身、物品等,吩咐其妻子、孩子“不许告诉外人知道”。几天后,见官府访查甚严,乌舒尔还作出抛尸之举。

   天山南路地区的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认为,依据《大清律例》,“斗殴杀人不论金刃他物绞监候,故杀者,斩监侯”。乌舒尔“欠债不还,临时起意致死泄愤,其为故杀无疑。又将尸身肢解抛弃,以致骸骨不全,实属凶恶已极”。乌舒尔被押赴市曹正法。本案中乌舒尔的妻、女知情,但未举报,清朝官员依据《大清律例》中“亲亲相隐”的原则,没有对乌舒尔妻、女追责,“讯无加功情事,例得容隐,应毋庸议”5。

   案例二:道光十一年(1831年)乌什“斯迪克图财谋毙阿布都拉依木案”

   这个案子发生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乌什。该年七月,署阿奇木伯克木萨呈报,闢展庄6阿布都拉依木正月间出门未回,令明伯克等在各处逐细访查,仍未见其踪迹。后哈拉和卓庄人斯迪克的雇工迈玛特向伯克衙门报告说,阿布都拉依木正月初七日曾在斯迪克家中住宿、饮酒,次日一早不见,斯迪克对人说,阿布都拉依木五更时起身往阿克苏去了。木萨对斯迪克及其家人进行了审讯,讯问中斯迪克之妻等供出,“正月初七日夜晚,有闢展庄回子阿布都拉依木在我家中饮酒,醉后被斯迪克砍死”。乌什办事大臣奇成额命印房章京、粮饷章京等前赴哈拉和卓庄,照斯迪克之妻所指,起出了阿布都拉依木尸身,案件告破。斯迪克系种地为生,有孀居姐姐托胡他爱连与他一同居住。正月间斯迪克去城里,在茶铺偶遇进城购物的闢展庄人阿布都拉依木。斯迪克贪其褡裢内钱物,遂诓骗阿布都拉依木来自己家中,饮酒招待。三更时分,斯迪克趁阿布都拉依木酒醉熟睡之机,用锄地之克特满将其打死。其妻惊起,看见阿布都拉依木被害,非常害怕,斯迪克则逼令其妻一同将死者尸体抬去掩埋。斯迪克同其妻把姐姐叫醒,告知谋害阿布都拉依木情由,求其姐姐不要向外人说。斯迪克将阿布都拉依木钱物据为己有,并清除了作案痕迹。

   案件审明后,办事大臣奇成额依据《大清律例》对斯迪克等人量刑,进行处置。斯迪克“合依图财害命得财而杀死人命者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恭候命下之日,将该犯即行正法”。对斯迪克妻子、姐姐的量刑,则依据了“亲亲相隐”的条款。“该犯之姐托胡他爱连、犯妻帕特万和卓,实属知情,讯无同谋情弊,例得容隐,交阿奇木伯克管束。”7

   案例三:咸丰六年(1856年)库尔勒萨底克“因分粮食杀死罗喜成案”

   萨底克是库尔勒人,咸丰年间与其胞兄伊斯拉木一起,和陕西礼泉县人罗喜成在鹦哥峡尔合伙种地。在伙种过程中,萨底克与罗喜成产生矛盾,“已有挟嫌”,在秋后分配粮食时,双方又起争执,“至秋后将粮食盘明,所有萨底克应分粮食被罗喜成推诿不给”。萨底克气愤不已,“心想等至黑夜再去找他要粮食,他再推诿不给,乘着黑夜无人知晓,便将他致死泄愤”。果然,萨底克找罗喜成理论时,双方再起冲突,萨底克打死了罗喜成,并抛尸河中。萨底克“次日早晨,回到家中,将打死罗喜成情由与伊斯拉木说了一番。伊斯拉木问说,‘有人看见否?’该犯答说,‘无人知晓’”。后来由于与死者罗喜成耕地相邻的张义全等人的怀疑,官府在萨底克院内搜获罗喜成物品,案件告破。

   案件审结中,萨底克“依谋杀人者斩监侯律,拟斩监侯,秋后处决”。凶犯胞兄伊斯拉木知情不举,清朝官员在对其量刑时考虑了“亲亲相隐”原则。“回子伊斯拉木,□伊弟萨底克告知打死罗喜成情由,及看见该犯窃回罗喜成衣服,说破授意藏匿,知情不举,系律得容隐之人,应请免议。”只是,伊斯拉木“惟知萨底克与罗喜成平素有隙,彼时伊弟兄同声应允改日寻取粮食,未便仅令素有仇隙之萨底克一人催要,以致酿成命案,实属咎有应得。”最后判定“伊斯拉木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8。

   案例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喀什噶尔“斯底克因被索欠谋杀命案”

   喀什噶尔的塔斯浑所属图扈奇庄人斯底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向陕西民人马占万借过普尔钱三百文。后两人在集市相遇,马占万向其索讨欠款,并强拉斯底克家的驴抵债,双方发生冲突。斯底克将家里的驴在集市变卖得钱用以还债。在归还马占万钱文时,马占万本利相加,索要欠款四百四十文,争吵之后,斯底克无奈如数付给马占万钱文。马占万骑马走后,斯底克“因其索债屡次刻薄□辱,心中怀恨,起意中途等候谋杀泄愤”。斯底克假装中途偶遇马占万,结伴前行,在无人处,将马占万杀死。在斯底克行凶时,恰有卡巴克、帕尔图、爱散等三人途径该处,斯底克仓皇骑马占万之马迅速逃离。卡巴克认出斯底克,称“此系我邻居斯底克,其人素非安分,伊既杀人,□□凶器,若往□拿,恐致受伤”。爱散等即听从而止。事后,斯底克向其姨弟阿布都拉偷告前情,后又反悔,用言威胁,不许泄露,阿布都拉当时应允。案发后,斯迪克被抓获归案。

   此案审结时,斯底克被地方官“依照谋杀人造意者斩监侯律,拟斩监侯,秋后处决”。对于同样知情者,地方官员依据《大清律例》量刑,对他们的处置不同:卡巴克、帕尔图、爱散等,“路经瞥见该犯逃跑,并不即时首报,商同隐讳,固非藏匿,究属不合,应以照事未发非官□捕唤而藏匿者止问不应,合依不应重律杖八十罪上量减一等,拟以杖七十,折责发落”。对斯底克姨弟阿布都拉的量刑,地方官员依据了《大清律例》中的“亲亲相隐”条款,“律载,其小功以下犯属相容隐者,减凡人三等”。本案中,凶犯姨弟“阿布都拉,既经该犯向其诉说原委,而阿布都拉并未即时报官,甘为隐讳,亦有不合,应将阿布都拉,合依小功以下亲属相容隐者,减凡人三等,应于回子卡巴克等所得杖七十罪上减三等,笞四十”9。阿布都拉虽然受到责罚,但由于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他所受到的责罚显然轻于其他人的。

   案例五:同治二年(1863年)叶尔羌“迈买底敏被索借项杀死民人李魁元案”

   喀什噶尔人迈买底敏移居叶尔羌卖杏干度日。迈买底敏借过民人李魁元钱文,陆续还过一些。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李魁元赴迈买底敏家中催讨余款,“彼此争嚷”。迈买底敏一时气愤,用秤锤打死李魁元。行凶过程中,恰巧迈买底敏之妻进来,该犯曾“教伊妻寻取木棍,伊妻回说,没有木棍,现有个木榔头,即与该犯拿来”。迈买底敏用木榔头再次击打李魁元,致其死亡。迈买底敏同其妻子将死者抬进房内,天黑时,令其子在门口看人,该犯在院内挖坑,同其妻将李魁元尸身掩埋。

   案件审理中,叶尔羌地方官员判定,迈买底敏“合依故杀人者斩律,拟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子“热依满于该犯叠殴李魁元死时,仅止给予木榔头,尚无帮殴情事,惟帮同该犯埋尸,希图灭迹,咎实难辞。热依满一犯合依弃尸不告减等律,拟杖一百,折责发落。”迈买底敏之子,依“亲亲相隐”原则免议。“犯子迈买底里听从该犯嘱咐,隐匿不报,亦难辞咎,惟系父子情切,律得容隐,应照律勿论。”10

   二

除了上述命盗案件审理材料之外,在清代档案中所载天山南路地区私铸钱币案件的审理中,也有依据“亲亲相隐”原则量刑的案例。有清一代私铸钱币案件频发,清朝立法予以严厉惩治。天山南路地区私铸钱币案件也时有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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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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