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曹循:明代武举与武官选任新探

更新时间:2021-09-06 09:29:32
作者: 曹循  

   摘要:

   明代武举由正统年间考试选拔京营、镇戍将领的政策发展而来,是军制与武官制度演变的产物。武举会试、乡试俱开设于天顺八年,最初以荐举的名义推行,成化末年始有武举之名。因将领选任资格和职业户计制的限制,武举长期只能发挥从卫所武官中选拔将领的作用。嘉靖中叶以后选将资格放宽,户籍限制也被突破,武举方成为军民进身为将的重要阶梯。明后期的武举在录取规模与任用规格两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武举制度发展的顶峰。武举依赖政策保障,在出身主导的低级将领选除中超过了世职,但在功绩主导的中高级将领升迁中仍逊于世职。明季过度重视武举,任用大批缺乏练兵作战经验的人员为将,是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明代;武举;武官选任;营兵制;

  

   明代武举的基本规制已大抵探明,但有若干重要问题仍未解决。一是学者对武举开设时间仍有天顺八年(1464)、弘治六年(1493)、弘治十四年(1501)等意见。二是学者或认为武举在明代不受重视,只是武官世袭制的补充,或认为其选拔了一大批人才,并逐渐压倒世职。三是武举乡试的开设时间说法不一,学者普遍认为乡试中式者大多得不到任用。1本文利用兵部档案等史料,希冀厘清前述问题,进而探讨明代武举的作用与历史地位。

   一明代武举的开设

   明初制定卫所武官、兵役世袭制。卫所武官子弟平日观习军事,父兄老故即袭职管军。都司、五府的武官不能世袭,由卫所世官积功升调。武官的除授贯彻功绩制原则,明太祖多次强调武官的功名利禄、世袭特权来自军功。2卫所军士也由军户世代充任,这意味着官兵间存在世代统属关系。因此,洪武二十年(1387)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被太祖否决的原因,或并非名义上的反对“析文武为二途”3,而是武举与明初的官制、军制格格不入:通过考试选拔武官既有悖于功绩制、世袭制原则,也难以统驭卫所军。

   永乐以后,京营成立,镇戍制产生。营兵由挑选的卫所军或募兵组成,原来的卫所部伍被打散重编,明廷要重新简拔五府、都司、卫所武官充任总兵、坐营、把总等营兵武官。此时,开国勋贵基本覆灭,靖难功臣在漠北、安南等战争中表现不佳,具备较高军事素质的人才比较匮乏。4另一方面,武官人数急剧膨胀,宣德初年“不下九万余人”5。如何从数量庞大的卫所武官中广泛选拔智勇者统领营兵,成为明朝亟待解决的问题。英宗即位后“三杨”秉政,文官崛起,而功绩制、世袭制的主要受益者和维护者——功臣集团在朝政中趋于边缘化,考试选拔将领的政策得以出台。这种政策始于宣德十年(1435)四月:

   升京卫指挥使王钦等十八人俱为都指挥佥事,指挥同知李信等十五人、指挥佥事陈文等二十三人俱署都指挥佥事事。先是,行在五军都督府奏各营俱缺都指挥管军操练,行在兵部请于指挥内会官试其弓马擢用,上从之。于是,试中四矢以上者升用,故有是命。6

   这次考试缘于京营缺官,则中式升任都指挥的王钦等人并非供职都司衙门,而是在京营领兵。正统八年(1443)再度举行选拔,群臣“奉命推举天下武臣堪为将领者”34人,兵部奏准“于大教场内试驰射及答策”,考试内容在弓马之外加入了策论。明代官方文献中的“将领”通常指皇帝钦命的京营与镇戍武官,又称将官,7其后备人选常谓之“将材”。这次考试取中的王斌等8人受命“协同都督王祯守备延绥”“协同会川伯赵安守备凉州”“在京管操”,就是被任用为将领。8

   正统年间,考试选拔多次举行。实录载,正统九年(1444)五月取中26员,十年(1445)五月取中3员,十一年(1446)四月取中2员,十二年(1447)四月取中4员,十三年(1448)四月取中4员,呈现每年四五月定期举行的趋势。从正统九年始,中式者按成绩分为两等,各升署职二级、一级。9参加考试的不仅有武官,也有一般军民,并可自举报考。正统七年(1442),编修徐珵奏准:“乞敕兵部行移天下军卫、有司,察访军民之家,但有军谋勇力之人,并从选举。”10正统十年,参将石亨奏请:“国家设法推举武职,诚当然矣……今后乞许其自陈,起取试验。”明廷准其议,并令“兵部凡有举荐及自陈者,具名奏闻定夺”11,官员军民从而得以自举应试。这种政策在当时谓之“举用将材”,也有官员吹捧英宗“肇兴武举以网罗英豪”12。“土木之变”后政局不稳,考试未能连续举行,《明英宗实录》中仅见景泰三年(1452)四月、八月和天顺六年(1462)九月有将材赴京试验,“照旧例俱升署职一级”,“如旧例试之”的记载。13这里的“旧例”应即正统时例。

   实录记载宪宗初即位,太仆寺少卿李侃等请开武举,宪宗命“所司斟酌行之”14,天顺八年十月,明廷“立武举法”,其内容就是正统朝考试办法的汇总。15然档案记载与实录有一定出入,李侃之请并未被廷议全盘接受。先看李侃奏疏:

   行移天下卫所府州县分,不分军、民、校尉、舍人、余丁、吏卒、监生、阴、医生、僧、道、匠役,每岁各举通诸家兵法,或弓马熟闲,或勇猛才力,或武艺绝伦者一人,礼送至京,与两京武臣之第通兵法者,同试之……或取三十人,或取五十人……中者进之大廷复试之,分三甲,赐之品级出身。16

   再看廷议结果:

   武举之设,固为今日要务,但立法取人,贵合时宜,不必拘于设科常制,而常以荐举为先。合无行移南北二京、天下军民大小衙门,令于所属官员、军、民、旗、校、舍人、余丁人等内,广询博访,不拘岁月,不限名数,但有通晓兵法,谋略出众,弓马便捷,堪为举用者,即便从公保举。属军卫者,礼送该管都司,属有司者,礼送该管布政司,俱从巡抚都御史、巡按监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官从公考试;如无三司去处,从巡抚、巡按考试;其南北二京,亦令军卫、有司,送南北直隶巡按带管考试。所考人材如果谋略弓马可取,就令各该衙门礼送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马上中四箭以上,步下中二箭以上者,官员于本职上量加署职二级,其、军、舍、余人等俱授以试所镇抚司,民人授以各卫试经历,俱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马上中二箭以下,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官员本职上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人等俱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各卫试知事,俱月支米二石养赡,送京营总兵官处赞画方略,量用把总、管队,听候调遣……如果策略弓马俱试不中者,听其回还原卫原籍,各从本等职役。其北二京、天下司府卫所州县并在山林幽隐之处,官员军民人等之中,若有着实才兼文武,韬略迥出,武艺殊绝,抱大将材,足以建立奇勋伟绩而耻于自显者,亦合行移两京文武大臣官员并各处巡抚都御史、都布按三司官员,务在尽心多方询访,果有其人,不分有无官职,明着实行实迹,具本奏保,行取到京,另行奏请擢用。17

   两者相比较,可知实录所载“武举法”是廷议之法而非李侃之法。但廷议认为“不必拘于设科常制,而当以荐举为先”,似未同意李侃等的奏请,所议之法是荐举而非武举。这段记载也引起学者对天顺八年开设武举的质疑。18

   李侃奏疏与廷议内容的主要区别是招考对象是否包括官员、周期是否固定、是否设殿试、是否有固定名额、是否授甲第科名等具体规制方面,而在通过考试选拔武官这一主旨方面,两者是一致的。尽管廷议之法并未冠以“武举”之名,但已具备科举的基本要素:招考面向全国军民官员;地方与中央举行二级考试;允许自举报考,这也是科举与荐举的关键区别。19只有“耻于自显者”才由地方官“多方询访”“另行奏请擢用”,说明应试者都是自举的。所谓“从公保举”是指州县卫所要查审报名者的身家和基本素质,然后举送,正德时的武举条格也有这道程序。20既然如此,当时廷议为何要将此法谓之“荐举”呢?

   一是便于卫所武官参加。当时不少官员认为卫所武官已是官员,不必再参加科举。如成化十四年(1478),太监汪直“请设武举”,廷议认为:“见任武职官员皆系荫袭父祖之旧,下自六品,上至一品,俱已有官有禄,非是不遇之人。前项官员,止合随时推荐,以资任用。”21然而现实是明廷急需一种从卫所武官中选拔将领的机制,故天顺八年廷议要以“荐举”的名义将“官员”包括在内。

   二是避免公开违背“祖制”。明太祖曾明确反对武举,而武官职级原则上要凭军功升授。宣德四年(1429)有御史“请开武科”,廷议以“非旧制”而告罢。22正统四年(1439),有官员奏请举考升擢武官,得旨:“武职升擢以功,我朝俱有常宪,若举考升擢,则在边终岁勤劳将士何以示劝!”23但此前就曾考试升擢王钦等56人。明廷的说法与做法并不一致,对制度变革有意掩饰。

   因此,明廷没有全盘采纳李侃等的提议,而是将正统以来粗具规模的考试办法汇总完善,仍以“荐举”的名义正式颁布,以减少新制推行的阻力。部分官员比照文举的规格,认为这样的考试不足“激励人心”,于是在成化、弘治时,仍有官员“请设武举”,举行殿试,钦授三甲科名。24正是明廷的权宜之计和这些官员的意见,制造了武举未设或旋设旋废的假象。

   天顺八年之法的实施应在成化年间。成化时,尽管圣旨中出现了“武举不必设科,只照旧例推荐”等语,25兵部尚书余子俊也说“当今武举既未设”26,但事实上的武举多次举行,终被朝野认可。实录载,成化六年(1470)五月“会试武举”,取中刘良等6人。27十四年六月,有王宣“校试合格,遂援例奏请升署职二级”28。十九年(1483)五月,“校试各处所举将材,指挥使文锦答策二道,中马箭五、步箭二……冠带小旗刘宝答策二,中马箭四、步箭二,例授试所镇抚”29。这场考试也留有档案记录,锦衣卫选簿载“外黄查有”:刘宝“十九年中武举,升所镇抚,弘治五年遇例实授”30。外黄是一种选官文书,“兵部选官后,武选司官必于内府贴黄,所贴有内黄、外黄”31。可见当时明廷已认可这种考试就是武举,否则兵部官吏岂能将刘宝升职缘由写作“武举”。弘治四年(1491)八月成书的《明宪宗实录》就追认事实,将天顺八年廷议写作“立武举法”,成化六年考试写作“会试武举”。正是修纂者的认识和彼时之实际在此书中并存,才呈现武举已设又未设的矛盾叙事。“弘治初”,明廷以“武举”的名义重申天顺八年之法,并定会试“每六年九月一次考试”32。参与修纂《明宪宗实录》、时任会典总裁官的李东阳,在所撰刘良墓志铭中说:“宪宗初设武举,命兵部及诸总戎校天下应试者若干人,彦方刘公……遂得首选。”33内阁大臣明白宣称武举为宪宗所设、成化六年首行会试。弘治十五年(1502)底,初修《大明会典》成,“武举法”就载入了这部国家行政法典。档案、实录、会典书写的变化,揭示了武举从变通开设到名副其实的曲折过程。

   “举用将材”在成化以后仍有施行。《大明会典》所载历次条例都是要官员“各举所知”,举荐范围包括现任将领。34应是武举实施后,明朝仍需要通过官员荐举等办法进一步选拔军事人才,这些办法仍统称“举用将材”,与武举并行不悖。

   总之,明廷的变通之法导致成化年间有武举之实而无武举之名。名义与事实的差异,是造成史料对武举开设时间记载歧异,后人说法纷纭的主要原因。武举会试、乡试俱始设于天顺八年,不仅得到明廷的承认,也是可信的史实。

   二会试武举的授官与任用

弘治十七年(1504),明廷定武举三年一行,与文举规则相符。因武举最初主要是为了从已具出身的卫所武官中选拔将领,故长期不行殿试、不授甲第科名,会试与乡试中式者俱谓之“武举”,实录、档案常称前者为“会试武举”。崇祯四年(1631)议定传胪之制,钦授三甲科名,始有“武进士”35。将领都是无品级的差遣,其官阶等级系于所带的都督、都指挥等职衔。因此,无论是会试武举还是明末的武进士,都要先升授都司卫所官职以获得或提高官员身份,再候选将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404.html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1(01)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