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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 沙伯力 路瑶:合同流动、自主流动和中国人在非洲的本地化

更新时间:2021-09-05 10:12:33
作者: 严海蓉   沙伯力   路瑶  

   【内容提要】 常常有评论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族群中心主义,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我封闭”,与当地社会缺乏互动。这样的评论突出了中国人“自我封闭”的特殊性,却没有把在非洲的中国人与其他外来族群相比。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半外围特征,当代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具有同质性,因此不能一言概之。利用问卷调查、访谈和文献数据,本文分析了中国人在非洲的居住、社会化和语言习得情况,并区分了中国人的两种流动:合同流动和自我流动。除了流动的方式外,影响中国人“本地化”的因素还包括当地政治环境、移民的早晚、语言障碍以及企业规章制度等。我们认为,大多数在非中国人不是自我封闭的,而且与其他在非的亚洲和白人移民相比,本地化程度并不低。

   【关键词】 半外围经济,本地化,族群关系,歧视,非洲

   一、引言

   西方人士常常坚称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愿与当地人分隔,认为“与其他侨民不同,他们经常生活在封闭的营地里”(Hanauer & Morris, 2014:69; Kushner, 2013)。①此论断还时有加入别的说法,比如中国人主要雇用中国人,比其他雇主对待非洲工人更差,来非洲只是为了获取资源(Ozawa, 2015:14, 24)。然而,现有很多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说法(McKinsey & Co, 2017:11; Sautman & Yan, 2012:3; Chen et al., 2016)。因此,认为中国人实行殖民式或美国式种族隔离的推论(Lee, 2009:653)是不确切的。

   族群或宗教群体的自我封闭当然是存在的,这样的封闭往往具有文化性、空间性,且“自愿的,即一个群体选择与多数群体分隔,以保护其文化及传统,或维持某些优越性”(Moore, 1996:120; Zuma, 2013:192)。不少观点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人选择在居住环境、语言使用和社交生活等方面与当地人分开,并归咎于中国人的同质性和族群中心主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英国专家写道:“中国人的世界观有某种一致性,即对多样化的不容忍和厌恶,其表现为许多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与其生活中的文化保持距离。”(Brown, 2014)一位澳大利亚商科教授援引英国记者的说法,称:“大多数中国主管和到达非洲的劳工既不了解也不尊重非洲文化;他们也不会说英语或者当地语言,(而只是)自我封闭起来。”(Zheng, 2015:86)美国一位主流评论员说,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对陌生的非洲大陆及其人民没有好奇心,对非洲的长期发展也漠不关心。他们(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低,而且不具备在其他文化地区生活的能力”(King, 2009)。但是,以上说法均无证据支持。

   将“中国人的自我封闭”视为独一无二的问题,符合西方语境里“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负面叙述”,然而大多数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并非简单粗暴(Morlin-Yron, 2016)。根据我们对在赞比亚的中国人和赞比亚人的调查,我们在非洲国家的实地调研数据,以及其他研究人员与观察者提供的大量证据,我们认为,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我封闭”,在某些方面与指责在欧美地区的移民和少数族裔“自我封闭”一样具有误导性。

   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半外围特征,中国人在非洲的生存情况是多变的,而且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特征(Muttarak, 2017)。当自我分隔或者封闭发生时,通常是由于结构性而非主观性的障碍,比如语言障碍、反华歧视,以及避免犯罪和冲突的需要。在本文中,我们从比较的角度审视了在非中国人的居住、社会化和语言习得情况,并得出结论,即在非洲的中国人一般不会自我封闭,而且比起大部分在非洲或美国的白人,中国人可能更少与当地黑人分隔。

   二、比较和质疑“自我封闭”的论述

   中国人在非洲的生存状况在许多方面与在欧洲和美国的少数族裔不同。但是,对在非中国人的指责与对其他在欧美少数族裔的指责有相似之处:经常指责且放大他们的封闭性,却很少谈及他们受到的限制。研究英国族群住房模式的学者们提出了两个命题:“选择”和“限制”。前者认为,现有的族群住房模式是人们偏爱族群关系的结果,即他们喜欢与同种族的人一起生活;而后者则认为,贫穷、歧视和移民历史等结构性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McGarrigle, 2010:37-38; Skirmuntt, 2013)。部分学者认为,选择和限制辩证结合,形成了黛博拉·菲利普斯所说的“有限选择”(Phillips, 2012:52)。最近的英美研究得出结论,“限制”在移民及少数族裔的住房和学区区隔中起着主导作用。

   英国的少数族裔被指责自我封闭,但相关报道中有超过半数的少数族裔称他们大部分朋友是白人,而超过半数的白人称他们所有朋友都是白人,且高达95%的白人称他们“大部分或者全部”朋友是白人。英国的少数族裔一般不会通过选择子女的学校来加强种族之间的隔离(Finney & Simpson, 2009),而且如果说少数族裔居住有相对封闭的情况,那么“白人外迁”至人口更为稀少、族群关系更简单的地区,可能才是更严重的问题(Kaufmann, 2014)。

   同样,本土主义者声称欧洲的穆斯林是自我封闭的,但学者们发现,“白人控制和有限选择”比起穆斯林的自愿选择更决定其封闭的处境(Phillips, 2006:36-37; Vertovec & Wessendorf, 2010; Miah, 2015)。四分之三的美国穆斯林认为他们受到很多歧视,且几乎半数表示他们在过去12个月中遭受过歧视,但只有36%的人称他们所有或最亲密的朋友是穆斯林(Lipka, 2017)。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穆斯林遭受过种族歧视,但他们并没有自我封闭:三分之二的悉尼穆斯林表示“他们在社交生活中经常与非穆斯林混在一起”(Dunn et al., 2015)。事实上,证据指向另一个层面:在澳大利亚公共场合,白人比少数族裔更有可能选择自我封闭(Priest et al., 2014:36)。

   有观点认为非裔美国人更喜欢居住区域的封闭,这是经不起验证的。比起“自由选择”,结构性因素,尤其是白人歧视,才是造成种族隔离的最主要的原因。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都说社会上存在着对他们的歧视,半数称在过去一个月遭受过歧视。②如果说担忧遭受敌视的非裔美国人避免迁移到全白人地区,那么谈论“自愿选择”是误导性的,也“与自我封闭的假设不相符”(Denvir, 2015; DeFina, 2007)。与此相反,美国白人没有遭受群体歧视,但许多人觉得受到移民及少数族裔的威胁,并寻求族群相对单一、封闭的社区(Chang, 2017)。在美国,四分之三的白人称他们只会与白人讨论重要的事情(Cox et al., 2016)。社会学家还发现,许多白人在反黑人情绪的驱使下,认为全白人地区是最理想的(Krysan et al., 2009:527-559)。

   长期以来,西方认为中国人有宗族主义,因此指责中国人自我封闭。在19世纪的大段时间里,美国西部的中国人因语言障碍、契约束缚和歧视受到许多迫害。然而,中国商人及自由打工者确实有参与到主流文化中(Van Bueren, 2008:80-96)。不过,当中国人尝试在白人之间工作、生活以及进行社交的时候,白人是心生疑虑的(Agnew, 2014:94)。美国报业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是一名“反华领袖”,他认为“中国人的‘宗族社会结构’是他们为垄断准备的工具”(Bonner, 1997:29)。在加拿大,华人建立唐人街以减少与白人的冲突和竞争,但白人种族主义者称是中国人不想融入当地、永久定居或者将收入用于当地(Wang, 2006:3)。19世纪末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抱怨道,“宗族的排他性”导致香港华人“故意拒绝任何对欧洲社会的认同感”,尽管(实际上)是香港的白人定居者对他指责的那些华人有歧视(Carroll, 2009:96)。

   这种刻板印象在20世纪60年代持续着,当时英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写道,“在西方曾经的殖民地区,(中国人)是宗派式的入侵者,一直想要取代我们”(Roberts, 2017)。西方主流人士将当代在非中国人描述为特别具有族群中心主义,前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也说过类似的话(MrOkadaman28, 2012)。一位研究在安哥拉的中国人的现状的学者指出,“对中国人自我封闭性和族群中心主义的长篇大论”“往往与西方人所谓的中国人的不可理解性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有关”(Schmitz, 2014:48)。尽管学术上已否认了中国人的自我封闭(Benton, 2007),但是一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曾写过在非洲的中国人的“排他的冷酷性”(clannish hard-heartedness)(Burleigh, 2011),而美国媒体因此断言这导致了中国人的自我封闭(French, 2007)。类似的主张还有不少,比如中国在外交和知识产权上同样闭关自守(Sim, 2016; Fallows, 2015),但这类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Taneja & Wu, 2014:297-309; Anderlini, 2017)。

   实际情况与美国学者声称非洲人认为中国人自我封闭的说法相反(Larson, 2014)。通过以下调查和访谈,会发现非洲人更多地认为经过几代人之后,中国人比白人和印度裔更快地融入当地。此外,西方精英忽略其他国家的侨民族群在非洲的自我封闭,但中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确实有敦促在非同胞与非洲人民加强互动(Gui, 2014; Tao, 2017; 周海金, 2014; Johnson, 2014)。一些非洲人也是如此期望的,即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到达非洲的时间较短,当地人对他们不熟悉,容易产生偏见(Sharma, 2017)。③在非中国人很少会主动与当地社区或非洲人分隔开来。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在非洲的中国人是自我封闭的?这个问题的影响因素需要我们进行考察验证而非简单地假设。

   三、在非中国人的多元化状态

   当代中国人在非洲的状态不能一言概之。据估计,在非中国人有100万人,不到中国境外人口的3%、非洲人口的0.1%(Park, 2016)。其规模不到非洲印度侨民的一半,也比非洲的白人少(Gupta, 2014)。④一些在非洲的中国人是外派的工程师、主管和工人,他们在中国大型企业里从事建筑、开采和电信类的工作。受聘于中国企业的合同工,合同期通常是几年,但有少部分工人工作会长达十年,他们的技术要求可能很高。除此之外,更多在非洲的中国人是从事贸易、小型制造业、农业、餐饮等家族生意的侨民。但应注意,合同流动和自主流动并不是固定的,因为有些外派的中国员工在结束合同后可能仍旧在非洲侨居,如下文所述。

   中国人在非洲的多元化状态是中国经济动态的体现。虽然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巨大,但它具有半外围经济的特点。“半外围”概念源于世界体系分析,是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建立的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经济政治学研究方法。该理论提出,所有国家的发展条件和前景主要是世界经济进程和各国关系的结果(Klak, 2002:107-112)。⑤

核心国家的经济特点是拥有高科技和高利润,目前主要包括“三巨头”:北美、日本和西欧。外围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包括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大部分中东和中亚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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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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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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