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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潇雨: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

更新时间:2021-09-05 09:59:54
作者: 李潇雨  

   【内容提要】 近代西方体制、概念、知识在20世纪中的进一步舶来使中国的社会情境从以往的“帝国”“家族”向“民族国家”“国民同胞”转变,不同性质的革命实践也导致了国家形态、边疆领土、边地少数族群的意义被重新界定。本文根据摄影师庄学本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所拍摄的系列边疆摄影作品,讨论其摄影经验如何反映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延续与转折,并考察国家转型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又如何导致其摄影发生范式转换。此项研究有助于解析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庄学本,国家转型,摄影,边疆,民族

  

   一、前言

   上海人庄学本的摄影人生由两个特殊的十年组成:前一段始于1934年,当时25岁的他携两台照相机与洋场职员生活中攒下的几百元钱,进入四川与青海的交界一带展开考察拍摄。此后,庄学本于1936年、1937年游历甘肃与青海,1937年年底转入西康地区,持续行走、考察五年之久。1942年,庄学本取道印度入藏失败,遂转战新德里、孟买、大吉岭等地旅行采风,这个出乎预料的插曲最终以1945年抗战胜利,庄学本回到上海收梢。后程则以1949年为滥觞。新中国成立之后,庄学本从上海调往北京参加民族工作,再次拿起照相机紧锣密鼓地出访边缘地带——1950年至1951年赴四川、西康、云南、贵州,1952年到访内蒙古、东北和广西,1953年考察吉林延边,1954年与1956年两入内蒙古,1958年重走四川羌族地区,最终以1962年拍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活动为自己的行旅生涯画下句号。①

   廿载时光中,庄学本矢志不渝地以记录中国边陲的地理山川,拍摄少数族群的生活与劳动为志业,体现了一位旅行家、探险者对艺术与新知的终生追求。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并不寻常的个体选择,就会发现庄学本的拍摄经验其实与中国国家近代转型的复杂历史紧密相连。这一复杂、持久和庞大的工程发轫于19世纪中后叶,其中心议题是在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基础上,熔炼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并最后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为此,中国经历着“从天下到国家”与“纳四夷入中华”②这两个历史进程的彼此交错,也主动追求着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变化——这些变动所引起的制度、结构、规范转型与全新知识体系的输入,不仅使得“边疆”“国民”“民族”“少数民族”等现代政治概念渐次浮出历史地表,也直接导致原来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成为国家事务的中心问题。由此观之,庄学本的摄影以及日记、行记聚焦于关键区域,并且持续时间久,涉及族群多,无疑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国家转型提供了复杂细致的观察记录。而他的诸多作品与记录也可作为宝贵的文本,让我们一窥图像、个人意识与国家话语之间如何关联,探查新兴的、关键的概念如何通过具体形象得以有效表达。

   若进一步辨析,我们会发现庄学本贡献的图像与文字样本也能让我们分析、观察20世纪中国连续性的国家转型之下那些阶段性的转折。虽然中国的转型一直以领土属性的现代化与中国国家的民族化为旨归,但其“推手”在历史更迭中几经变换。进入20世纪以后,国家转型的主导权由“朝廷”变为“政党”,国共两党更是走出了不同实践之路。以1949年为界,国共两党行政能力的高下,政党意识形态与决策目标的区别,外界政治局面的变更等,既在宏观上使得民国与新中国时期的“边疆”“国民”“民族”“少数民族”等概念具有了不同的意涵,又在微观上影响了社会个体与这些概念进行链接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庄学本在两个十年中摄影范式的变化,甚至照片传播方式的变更便有了广阔的政治意涵:1949年以前,庄学本作为游离在机构、体制外的“个体”,不仅有各种机会深入边疆社会,也能在不同渠道上发表个人的边疆观察,这是他身处一个对边疆有心无力的弱势强权之中得享的“自由”吗?然而,后一个十年里,成为“体制的一员”的庄学本虽看似在全国性的文化平台中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又适逢国家将民族题材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空前机遇,其摄影与日记却被湮没在一众似乎同质化的“时代记录”之中,这是否说明另一种关于民族未来的统摄性、典范性想象已经生成,而庄学本亦投身其中?我希望借由庄学本摄影影像的内部差异来展现图像与政治形态、思想观念有着密切互动,而图像的生产与流传方式也可成为社会制度的一种折射,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梳理、阐释庄学本摄影作品,讨论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动力、主体意识、传播生态,将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复杂的视觉秩序和经验的生产机制。而且,讨论这种视觉秩序和经验如何在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延续与转折中运作,以及考察这段历史内部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和期待又如何影响视觉秩序的范式转换,将为关照20世纪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紧密交缠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重要的场域。在下文的书写中,笔者将首先梳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时所经历的情境变化,厘清时代氛围、政治现实、知识体系和摄影实践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结合图文关系分析“两个十年”中庄学本不同的边疆摄影范式,关照其中的文化政治,理解它们各自扮演的历史角色。最后在结论部分进一步说明摄影实践所提供的知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变迁的过程,尝试将摄影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联系起来。

   二、近代中国的转型、人群分类与民族整合

   在谈到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演进时,刘晓原认为,中国近代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导致了边疆问题成为国家的中心议题。③吴启讷则指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政治、族群政治空前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形塑了中国的内在性质和外在呈现。④如果我们不强分两位学者的论断孰鸡孰蛋,而是将这两种观点视为对中国现代性建构历史进程的不同表述,那么它们其实都揭示了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政治框架下,“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已经成为新的根本性议程。这种变化也代表着中国国家情境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嬗变,民族国家秩序的建立、政治民族的型构与族群的分类成为相互联系着的不同时代议题。

   19世纪中叶后,在西方的军事、外交、贸易的压力下,东亚固有的国际关系体系逐渐解体,中国作为这一体系的中枢,也被迫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国际范式,开始了领土属性与国家属性的双重转型。这种“被迫”凸显出了彼时中西双方在立国机制与国际关系体系建立原则上的巨大差别。自秦汉以来,中国向来以大一统王朝作为典型国家形态,在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的原则下,以中原为中心建构多层次王权结构。具体而言,中央政权通过以直接统治、间接羁縻、“布化王道”“广施恩泽”的方式与“内地”“边地”“藩属”“贡国”“客国”形成由内向外、愈远愈疏的多层次关系,实行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贸易行为。这种具有弹性的区分策略,使中原王朝通过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的相对主权维持一元等级地位下尊卑有序的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有体无形、有边无境、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多变的“天下”疆域。⑤与此相对,欧洲则在17世纪开始走出多国体系,形成了国家、社会实体与被法律明确界定的领土结构相互重叠的民族国家形式,并逐渐明确了国家主权与国家疆界紧密相连的政治规范。在此基础上,欧洲也建立了近现代国际法的基础,规定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与空间的有限性,形成了其国际体系所奉行的多元平等权利原则。⑥

   然而,当19世纪欧美的殖民主义扩张把争夺领土的系列战争和民族国家的组织形态一并推向亚洲时,中国传统的治权观念、制度、行为及政策也因此陷入危机。这种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古代宗藩朝贡体系濒于解体——在一系列战争之后,中国失去了对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外藩”的传统上国地位,天朝藩篱尽毁。但这些地域中相对主权的丧失也让清廷在19世纪末加快了对其内陆亚洲的“内藩”属地——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绝对主权的建构尝试。⑦因此,19世纪末清廷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强化它对境内领土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控制,例如中央放弃了从宜从俗、因地制宜的治边原则,取消了隔断内地汉人和边疆民族联系,将边疆作为缓冲地带的经营方略,转而推行行省制,收紧军事权与行政权,派遣农业移民,推动民族融合,颁布促进边疆地区商业、交通、工厂发展的法令等,对边疆和内地进行整合。这些“实边”举措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在管理民事和控制、利用国土资源上的具体变化,更涉及其功能和治理手段的结构性转型,明确了中国在国家属性上发生的现代性变化。⑧

   除了明确的主权疆域,民族国家的另一要义便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后者即为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也正是在列强争夺与瓜分中国及周边地区资源的情况下,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西方除了船坚炮利,更有“民族”可以团结对外,凝聚力量。因此,民族的建构成为国家转型的题中之义。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谈到,中国如果要在生存竞争的大潮中苟存,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⑨就是在这一意识形态激荡下,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接连投入到孕育民族意识的事业之中。然而近现代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内含“民族对其居住地域和其政治统治权相互复合”的追求,因此在“政治疆域必须承载民族实体”的原则之下,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建构也因为疆域实际的界限或可能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沿着这两条线索,我们可以发现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针锋相对的政治取向,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中国在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演进中两条“同归的殊途”:前者认为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非整合国内各族不可,因此,要维持大清帝国疆域;后者则主张通过“排满”更加精确地界定国界与国民。这两条道路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实践和主张。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公开提倡大民族主义,认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⑩。其实这种“五族共和”早已是清廷的国策,17世纪至18世纪,清朝已将满汉蒙回藏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权力体系内,五个族群间的政治关联与互动构成了清朝战略安全的有机防线,也成为清朝整体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革命派为了煽动排满情绪,反复强调满人、满洲人并非中国人,例如陶成章在1904年就曾宣传“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也,汉人之历史也”11。时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共和草创等一系列变化虽然缓解了汉人的焦虑,却也使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强化中央控制的进程被中断甚至逆转,加之列强觊觎与渗透导致蒙古、新疆与西藏都以不同的形式处于中央政府的掌控之外,使得“塑造民族”和“国家形态”需要面对现实的紧迫与吊诡。为了更好地继承前清的领土遗产,革命派随即主导了自己政治路线的巨变,民国时期也很快从“排满”滑入“五族共和”,继而进入“大民族主义”时代。

而在另一条线索上,1912年民国肇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概念也将民族的建构整合与国内族群的分类和识别联合起来。一方面,既然时代大势已经回到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政治学大家伯伦治理之学说》里提出的主张,那么“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建设出“中华民族”便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因为新制度废除了等级和皇权,那么民主、平等概念就必须落实在一个可操作的分类体系上,例如登记选民数量、制定地区与族群的政治代表比例等。这种政治实践意味着,国家不仅需要将居住在明确边界内,接受或未必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的人群转化为主权国家内的“少数族群”,也要将“中华民族”的构成主体落实在族群身份的确认之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境基础上,中国与民族概念相呼应的现代知识与相关学科迅速成长起来,也陆续实现了自己的“建制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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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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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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