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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潇雨: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

更新时间:2021-09-05 09:59:54
作者: 李潇雨  
然而,在这类照片的实践中他时常选择深色背景,一方面增加了画面的持重感,突出了人物的神情与举止,一方面又锐化了对比度,使相中人物的服装、面貌等诸多细节纤毫毕现(如《藏族青年》)。该处理使得人物在富有戏剧效果之余又自带一种沉静、古拙之美,也为摄影的机械记录平添了恒久而具有穿透性的气质。

   与这种凝重的肖像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庄学本在民情类照片中所体现出的“活泼”。他的镜头对准边疆族群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与非日常,洞察其中的情感与意义。例如,在观察什谷脑的嘉绒部落族人时,庄学本拍摄了一组人们咂酒与跳锅庄的照片,其中既有小团体用细竹竿畅饮青稞酒的特写,又兼顾着大集体中载歌载舞的互动,人与人之间如何沟通又怎样自处,皆得到表现(见《咂酒》);在水塘寨的羌族部落,庄学本对负责羌民祭神、禳鬼、医病、解灾等一系列活动的“端公”举起了镜头,拍摄了其还愿、诵经的现场以及作法时的仪式与舞步(见《端公做法  水塘寨》);在阿坝,庄学本又详细观察了藏民在草原上制作毛毡、晒羊皮、揉皮子的生产生活情形,对其日常劳动的场景加以记录(见《剥羊皮》)。这些反映“生产生活”的主题其实也是广大旅行摄影师、人类学家的共同兴趣,曾广泛流行于他们对非洲、亚洲等殖民地以及“化外异域”的拍摄中,20然而庄学本与这些确知影像权力的傲慢入侵者不一样,他很好地区分了好奇与猎奇之间的差异,表现出了对“同胞”的尊重:在他所主导的“科学凝视”之下,镜头中的人物不是在“取样”时被安排和摆布的对象,而仍然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角——充满尊严,行动自如,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掌控能力。

   除了摄影题材和拍摄内容的独到,庄学本匠心独运的构图也将他对边陲人文、地理、社会的丰富感受综合在一起。正是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他的边疆摄影早已超越了对客观事实的如实记录。作品《古碉群 龙山寨》是在茂县古碉群龙山寨所拍摄的,展现出其艺术品味与缜密思考:远景是皑皑雪山,点出自然地貌样态;中景呈现几栋错落有致的羌族碉楼,体现人文地理情况;近景是冬天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它们遒劲的枝干伸向天空,凌厉的线条引发人们对西北边境苦寒、壮丽、奇崛的一系列联想。树下衰草密布,一个孤独的行者侧向镜头遗世独立,直让人感到天地悠悠,大野茫茫,边地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崇高与雄壮。

   《羌戎考察记》是庄学本经营的第一个“阵地”。如果说它的公开出版系统地显示了摄影师本人对民族、国民、少数族群的认知细节和相关理解,那么庄学本在杂志上的一系列关于中国边疆的报道,则让我们窥见其摄影作品如何以“可视化”的方法向更多的读者传播了民族观念,帮助他们建立更为具象的边陲形象与民族国家概念。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边疆考察中,庄学本常以“特约记者”的身份,为《良友》《中华》《中央日报》《中华》等报刊供稿,其中他更是与《良友》画报建立了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于1935年至1940年为其贡献了18次共19批作品,结合短文与图像介绍西北西南边疆各地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正如影像学者顾铮的敏锐发现:庄学本发表在《良友》画报上的报道,是一个介于报道摄影与人类学/民族志摄影之间的难以归类的摄影类型。一方面它们保持了人类学/民族志摄影的关注,另一方面又考虑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画报自身的商业要求、编辑手法与受众兴趣。21由于杂志注重可读性,庄学本必须考虑题材与图像在“熟悉”与“陌生”之间的比例,使得写作和选材既要与读者既有的知识结构有所联系,又要突出边疆这个遥远世界里值得瞩目和出人意表的特质。

   在这样的平衡之下,庄氏为《良友》所作的边疆报道基本有三类。第一类与民情民俗相关,展现边疆生活的新奇可喜。例如《西戎风物》《西陲之民族》《青海妇女与头饰》等内容,从服饰、习俗、居所,甚至社会形态来展示民族特性,又如《禹王苗裔》《东方的瑞士》等,着重呈现少数民族的居所样貌,表现边疆自然地景的雄奇与壮阔。第二类作品则带有鲜明的民族志色彩,比如《恋爱在青海》介绍土族男女的自由恋爱过程与婚俗,《游山会》《跳神》《祀会》则聚焦藏族和撒拉族的民间集会和宗教仪式,体现边疆族群的价值观与生存逻辑。最后一类,如《班禅归藏》与《青海军之骑术》等较为偏向新闻、时事报道,与国家政治局势的联系比前两种更为紧密。

   顾铮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良友》画报第一次让中国人有机会集中地通过大众媒介,以视觉消费的方式来了解、观看边疆与少数民族,而庄学本的边地摄影为中国人、外国人,尤其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想象中国与中国的“他者”提供了具体材料。22这种把杂志上的边地摄影视为民族身份意识的启蒙是有洞察力的,然而该分析本身还有继续被分析的潜力。我们应该注意到,《良友》画报上庄学本的“边疆展演”形成的其实是一种建基于日常阅读与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它与我们在前文中谈论的以国家、政权、意识形态为中心,从上至下推行的整体性民族论述是大异其趣的。20世纪末,瑞典隆德大学的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öfgren)教授提出,民族计划不能只靠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维持,也不仅仅只有在战争、革命、群众运动和国家庆典中才粉墨登场。民族文化认同其实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甚至民族的计划也必须转化为国族成员日常活动中所践行的文化实践。23英国学者迈克尔·毕利希(Michael Billig)也强调,民族认同其实是以日常形式运作的,是使日常生活所以可能的基本形式。同时,也只有在民族成员的日常行动之中,民族才能不断地更新与再生。24以此观之,阅读杂志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是日常的、经验性的活动,而阅读《良友》上与边陲相关的报道与内容,使公共领域与个人意识之间发生关系,从而以一种渐进式的方式启蒙读者的民族身份意识。与此同时,《良友》所呈现的民族想象方式必须与生活中贯穿着的民族国家知识体系相配合,对读者形成启蒙和召唤。正是以这套知识体系所形塑的对自身、社会、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为基础,读者才能从庄学本的编排形式中感觉到意义,理解与想象出现在画报中的那深远未知的腹地与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

   《羌戎考察记》与《良友》画报上的边陲系列报道,形成了理解庄学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对参照。以此为中介,我们发现庄学本扮演着新观念的接收者和输出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其作品翻译和支持了中国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这样的作品也通过有意识的编辑和传媒登载,在传播和被消费的过程中为广大读者建构起国民身份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庄学本的作品中体会到他的“自由”:作为一个“个体”的民族主义者,庄学本虽然在三四十年代里不断受到时代与学术的感召,然而却未被当时的政治格局与知识框架所规训。在远赴边疆的过程中,他和各种“当局”打过交道,却一直居于“体制”、组织的外部。不论是去果洛时那空头的“开发西北协会”调查专员身份,还是1938年因反响巨大的摄影展而成为有名无实的“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庄学本从未与“为政权服务”绑定在一起。除此之外,庄学本也与刻板化、建制化的专业知识有着距离。他虽然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介绍下进入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人体测量,却一直没有在学术研究机构与大学中正式研习过民族学,更没有参加正式考察组的经历。当然,这种“未被收编”的状况,部分体现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边政扩张上的有心无力以及现代学术体系初建时的脆弱,也正因为它们对一些个体的“鞭长莫及”,使庄学本选择了与商业媒体结盟出版,成为他得以保持个人化观察视角的重要原因。

   四、走向社会主义美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领土近现代转型和内地-边疆地区关系演进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坐标,它意味着以前曾被列强渗透的边疆彻底关闭了,中国也全面廓清了自身的地缘形体。在强大的行政能力与中央权威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建构、少数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全面推进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来在民族整合与民族平等上未尽的任务。这样一个一体两面的现代任务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张力。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是在清帝国的版图遗产上进行的,为了领土主权范围与地缘意识形态的完全相符,民族认同意识必须超越古老的族群异同界限,以建立多元民族的相互包容为旨归。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又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锻造而出的,20世纪国内国际的政治历程与政治精英集团的明确属性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汉族中心”。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时至20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对中国民族政治的目标在本质上已经趋于一致,而新中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继续推进的中华民族身份工程是一个倡导同心、同质的机制,这种同质性已成为中国以“民族国家”身份立足于世界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中华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几乎没有赋予边疆族群能动的角色,尽管他们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平等的许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必须面对边疆和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在194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中有了新的历史含义。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界所接受的现代化观念,本质上是近代西方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和“趋同性”的认知。也正是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努力追赶西方,希望弥补两者在社会时间上的鸿沟。时至1949年,中国业已“改换新天”,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依然深刻蕴含着“看齐”的欲望,边疆地区作为新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期待,并参与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表”的整体格局之中。首先,就像许多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共产党干部们所相信的那样,边疆地区的社会性质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上马,从而使边疆与中国其他省份在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上达到同步。其次,围绕新中国业已展开的经济建设,政府必须对少数民族区域做出相应的扶助,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用民主改革促进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如果正视文化并非是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附庸,反而是中共革命最基本的诉求与性质这一事实,那么在边疆落后地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文化改造也就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的中心。

   1949年之后,庄学本的职业身份经历了从“个体”到“集体”,从“个人”到“体制”的变化。由于早前在拍摄边疆上的卓越贡献,回国后的庄学本受邀进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务。与此同时,庄学本的考察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或许是为了服务于新政权在民族地区的政治举措,他更密集地走访了中国的边疆区域,探访半径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大多数时候,庄学本都以专业人士的身份随中央访问团出访,这种方式其实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中集体化统筹、安排、策划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倡导的文化生产方式与内容选择取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辐射每一个人,特别是像庄学本这样的一线“文艺工作者”。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化改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核心目标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种由社会主义国家来协调组织的,被大规模建设的,统一而且进步的民族文化有条不紊地展开。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本土传统的现代化改造和外来形式的本土化来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则透过重新定位艺术家与作品、观众的关系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种试验重新定义了审美经验和文化机制,倡导属于大众的文化,同时又实现了艺术与政治的有效结盟。身居此种统摄性的文化潮流之中,庄学本最切身的思考莫过于:既然摄影也需要生产新的文化内容,那么它如何产出一个关于边疆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再现现实?影像又应如何承担与表现其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责任?

我们看到,正是在努力回应时代要求的尝试中,庄学本开创出了他的边疆摄影新模式。这个模式首先与当时对文艺工作者的普遍要求和焦虑发生着共振。就像唐小兵所总结的,在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生产创作面临双重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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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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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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