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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潇雨: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

更新时间:2021-09-05 09:59:54
作者: 李潇雨  
其任务是从文化、体制、语言等方面来厘清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框架,解释他们的性质和关系,辨明彼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也纷纷设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西南经济社会研究所、人类学系等专门系所,推动关于少数族群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在这些学术机构的主导下,各类考古、历史、人类学调查研究得以开展,它们网罗和培育的大批知识精英如凌纯声、商承祚、芮逸夫、勇士衡、杨成志、江应樑等也在东北、湘西、浙西南、云南、川滇交界、贵州、西康等地进行了多项开创性的重要研究。12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火和动荡中,民族整合和族群分类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状态的持续和政治局势的愈加复杂而进一步增加。此时中国处在长期的内战和对日战争中,边疆非汉区域的离心力持续高企,国土分崩离析的危机迫在眼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入侵,也迫使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将广袤的西北领土建立为“复兴基地”的战略可能性,“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政治中枢、教育、学术机构西迁西安,更增加了边疆区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不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族群支持的争取,也让国民政府不得不提高警惕。在这样的合力面前,官方有意与学术界合作,增加对非汉人人群和边疆地区的了解,制订针对非汉人社会详情的调查目标。当时,各类边疆学社和研究团体迅速涌现,也为调查的实施与舆论的传播提供了基础。吴启讷分析,此时官方与学术界有所共识,这样的调查是朝着将各“族”整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方向推进中华民国整体民族建构目标的必要步骤。13

   实际上,民族整合和人群分类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学术界的族群划分更是在中国共产党当政时才真正实现了与官方族群政策的联结。饶有意味的是,虽然国共两党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新中国却更多地呈现了对它前任的继承延续而非断裂。早年中国共产党承袭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提倡对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边疆人民的“民族自决”,然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与国共合作使它投身于保卫中华民国领土、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洪流之中。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对中华民族进行建构,使它在政治意义和领土意义上都实现了对中国各省和边疆地区的全面覆盖。14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的族群政治理想和实际治理目标,推动政治、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的各族群共同“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强大的行政能力系统性地展开了被称为“民族识别”的分类工作,确认或赋予境内各非汉人族群明确的身份。

   族群身份确认问题,既关乎新时期中央对边疆地区族群和社会形态的摸底调查,又关乎社会主义实践中各族群平等的制度设计。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国策,以承认和保障少数群体对自身事务的参与权、决定权以及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为前提,试图重新塑造中央与边疆的关系,同时也意图解决地方性的分离倾向,赢得少数民族的政治效忠。为了从区域上确定自治范围,并且实现此一原则的普遍化,中央政府从上至下推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程。正如刘晓原所言,这一模式首先满足了中国两方面的主权要求:在国际范围内表明边疆地区在中国版图之内,在国内规定边疆民族自治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与此同时,虽然该制度表明了对民族之间平等地位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以容忍少数民族某种程度的特殊化来促进边疆与中国内地政治的同质化。15在具体方法上,中国共产党既抨击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又舍弃了民国初年官方认定的“五族”分类,转而以苏联的“民族识别”模式为框架,并创造性地运用了边政学与民族语言学的内容,“实际”而且“灵活”地设计分类方案。16这一套分类规则配合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主改革,成为重新分配统治范围内的政治资源的普遍性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行政能力的保证之下,1956年年底,区域自治基本已在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起来。

   以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厘清边缘空间、边缘人群以及民族边界、学科边界在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百余年历程中变迁和建立的过程。正是以这样的时代氛围、政治现实和知识体系为背景,我们对庄学本摄影的历史属性需要重新认识。这种聚焦边疆与少数民族长达二十余年的深入拍摄,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个体行为。一方面,边疆摄影作为新兴的、特定的视觉类型和文化产物,它的发生与出现,本身便是国家形态转变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因为边疆和少数民族在20世纪的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成为国家的中心事务,因此从视觉上对其加以观察和把握,便成为回应此种时代性变化的必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摄影作为一种现代性工具,实际上嵌入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结构性重组之中。另一方面,既然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合法性不断强化的时代,那么在朝向该目标进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摄影也因为其可视性和民主性成为新兴概念与知识的功能性载体,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为广大民众提供直观、形象的一手文本,成为他们借以认知与想象一种陌生的整体性或他者性的依凭。在此情境下,庄学本二十余年的边疆摄影、田野考察徐徐展开。

   三、“个体”民族主义者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是庄学本感知边疆并跃上了历史舞台的时代。1930年2月,庄学本与谢愤生、娄君侠等8人组成全国步行团,决意仿效20世纪初欧美兴起的徒步考察之风,以上海为起点,花五年时间走遍全国。这一雄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回响。喆君在《友声旅行月刊》上刊发的《欢送全国步行团》一文中,从考察边境国防危机,考证西北遗存以推进人类学研究,收集记录各地情况以光大中国民族主义三个方面,17阐发考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能代表当时舆论界对于这一行为的认知、理解和期待。可惜步行团壮志未酬,仅在五月抵达北京之后就因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军阀的中原大战匆匆止步了。

   这次早夭的旅程并没有熄灭庄学本的壮志,1934年3月28日至12月11日,他独立考察了青海与四川边界的理番、汶川、阿坝、果洛,岷江流域的松潘、叠溪、茂县等地,细致观察了聚居于此的羌族、嘉绒族群。仿佛是对喆君寄望的迟到兑现,庄学本在旅途中以高昂的热情撰写了详尽的考察日记,拍摄了大量的考察照片。两年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根据庄学本的考察成果出版了《羌戎考察记》,以图文方式呈现出庄学本对这块边疆区域的观察和理解。《羌戎考察记》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庄学本的民族意识提供了重要文本,在弁言中,庄学本这样剖白自己的考察心路:

   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现在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块白地。民族学的研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一探。

   “开发西北”是 “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标的,并不是空喊的口号。廓落克(即果洛——笔者注)是西北的腹地,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廓落克经记者环游后,证实内部并不如一般理想的危险、野蛮。但因为山川险阻,草原未辟,边政不修,隔离久远,故生活,文化都停留在原始时代。我们如以20世纪的新眼光,去观察还在纪元前20世纪未开化的旧同胞,以其“被发衣皮”,“羶食幕居”,自觉其野蛮可怕。然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可敬可亲。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实属大谬。并且内部的田产富饶,雪山如玉,野花似锦,真不愧为西北一个美丽的乐园。18

   从这些语言中,我们不难判断庄学本对边疆的立场和认知与整个时代发生着深切的共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有不少西方学者编撰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译本流传,这些考察报告和摄影作品虽然成为知识分子们的重要指导,但也促使他们更切身地思考其中的偏见与片面性。不得不说,庄学本“一探险地”的决定,体现了用国人自己的相机更全面、更公正地展示中国边民实际生活的志气,而他强调川青边缘地区民族学知识的空缺,也将填补这一空缺视作自己的使命,则印证了前文论及的民族学已经成为当时主流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在社会语境中享有强势地位的观点。除此之外,庄学本将在廓落克生活的少数民族称为“同胞”,反映出他个人赞成且拥护当时民族主义下的民族认同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不仅有纠正进化主义“新眼光”的勇气,更有为边疆族群一扫污名的热忱。而相较于宏观和长程的民族国家知识普及和民族主义氛围熏染,文中“失掉东北、开发西北”的口号则体现出了当时更为切肤的群体性政治焦虑,也从侧面反映了民国当局在危机之下意欲对边疆加强了解和控制的政治气候。

   然而有趣的是,虽然民族学的知识焦虑成为庄学本观察川青边缘时的“基本欲望”,但《羌戎考察记》的章节结构与内容却并不符合民族学的范式和期待。这部书一共有九章,每章小节数不等,标题、内容各异,零散涉及探访之地的地理条件、当地物产、工商业情形,甚至民间传说等客观情况,同时包括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体貌特征等。如此广阔的触角,得益于庄学本的细致观察,也受惠于他与当地各层次民众的广泛接触和随性交谈。值得注意的是,庄学本在“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接近游记随笔的文体,用以描述边疆民族的地理空间、体质外观、生活风俗与文化特色。这当然是一种广义的民族志写法,然而它们驳杂、随性,与科学主义式的、系统的、概括式的民族学描述存在着根本差别。1933年5月,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文化考察后,于1940年形成了《湘西苗族考察报告》。这份报考循民族学、人类学规范写作而成,与《羌戎考察记》相比,会发现前者主题明确、结构严谨,全书十二章里分门别类、高度概括地讨论苗族名称的演变、族群地理分布、经济生活、婚姻习俗、政治组织等,与《羌戎考察记》在组织架构、写作逻辑上都大异其趣。

   除此之外,《羌戎考察记》虽然诞生于政治焦虑勃兴的时代,但书中的政治兴味并不浓烈,也没有“中心文明人”对边缘那种充满优越感的“边政关怀”习性。这与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黎光明与黄埔军校学生王元辉考察岷江上游汶川、松潘一带后提交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形成了鲜明对比。黎、王的考察路线与庄学本的实践有很大程度的类似,考察过程中也接触了西番、羌、猼猓子等民族,在这二人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中,不仅屡屡出现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中华民国等名词来探查本地人,也常有记载嘲弄喇嘛、和尚这些在国族主义的科学、革命新知下的边缘人。王明珂在分析其考察报告时说,黎王二人不只是观察记录边缘之人的生活习俗与文化,更希望“输入”新的国族观念。作为国族主义者,他们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常识乃国民的同质性基础,凡国族同胞都应有此普遍的国族知识,因此对边民的“无知”表示惊讶和轻视。19《羌戎考察记》却没有这样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庄学本眼中的川青边缘是一处淳朴的桃源,作为考察者,他充分认知汉地与羌、戎世界风俗不同,与少数族群同在一起“吃酒,闲谈,甚为愉快”。边疆虽艰苦,也不妨碍庄学本学习他们的知识,尊重他们的礼节,感动于他们浓郁的人情。正因如此,庄学本所秉持的“同胞”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政治正确的概念,而是意味着对少数族群真正的尊重。他也从未将边疆各民族视为要被教化的对象,反而是尽力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欣赏边疆民族远离现代、未被规训的自由。

庄学本在同时期的摄影图像上更直观地表现了上文提及的情感结构与认知框架。这一时期庄学本对摄影的客观性显然充满信任,因此用影像直观表现了考察地的日常生活、地理环境、交通、建筑、宗教仪式、人物等诸多内容。然而,摄影始终不是全然透明的中介,它的选材、画面处理,其拍摄主题、取材角度、影像内容等处处映射着拍摄者的美学趣味,也透露、彰显其政治潜意识。或许是对民族学始终怀有期待,庄学在旅程中拍摄了大量少数族群中各年龄、性别人物的特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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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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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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