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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保卫张医生”,我们想要保护什么?

更新时间:2021-09-04 14:30:16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围绕抗疫防疫一线医护人员的职责、规范及其个体命运,一波波的舆论纷争令人关注,也引人深思。这其中,有关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的防疫观点、职业道德及学术规范等等,更曾引来网民的站队——是否需要“保卫张医生”、如何能保卫他,一时成了医学界、文化知识界、乃至一个个普通市民普遍关心的议题。

  

   张医生怎么了?就笔者有限的信息所知,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张医生在治病救人和参加上海市防疫工作的本职工作以外,还在各种场合就如何应对疫情向民众发表了一系列专业见解和指导性意见。但有些人认为他的专业观点中隐含着某些不甚正确的价值倾向,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应该频繁亮相于公共领域,而要求他退回到病房中去。

  

   不止如此,由于张医生曾对中国防疫战略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专业意见,有些人认为他的观点有问题,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介医生、一个地方防疫领导小组成员,他没有权利置喙国家的防疫战略。

  

   此外,显然因为他的一系列言行与民众对一个防疫专业人士的角色期待高度契合,张医生赢得了不俗的社会声望。随之有人对他的道德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始质疑他作为一个医学博士的学术操守(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

  

   诸如此类。看起来似乎多只是张医生个人因为“人红事非多”而惹出来的麻烦。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因此感到不安?为什么那么多与他相识的、不相识的人会纷纷站出来,支持他,为他鸣不平?

  

   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超级英雄、一个道德完人来力挽狂澜,因而无法接受任何对张医生的批评吗?这样的认知倾向或许存在,但显然不只是因为这个。

  

   例外状态与社会赋权

  

   “例外状态”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往往,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遭遇各种类型的“例外状态”(包括各种紧急状态、特殊状态、非常时期等),既有的生活秩序、法律秩序因不可抗拒外力冲击而难以维持,国家权力就可能获得特殊的权威性,从而将既有的制度规范悬置,并迅速采用非常规手段,通过扩充权力而维护、重建秩序。在实际的社会运行过程中,政治冲突、社会失序、经济崩溃、重大灾害等等,都会对既有的法律/政治秩序造成冲击。面对各种重大突发事件,国家或者会启动各种紧急法案,赋予政府及其特殊机构更多的权力,以保护国民生命安全,挽救社会秩序。保护每一个国民的生命/生活安全(Safety of life, SOL),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责任。而国民也可能让渡出部分既有的自由,响应国家的征召,或服从国家权力系统的非常规管理。

  

   当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例外状态”会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如“例如状态”如何确定?还有如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社会状态的“例外性”,能否构成打破既有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依据?换句话说,在常态的国家制度(如宪法秩序)中,“例外状态”是制度本来就可能将其涵盖其中的社会状态,还是它真的是正规制度无法应对的状态?(参见王奇才(2012)《例外状态在中国—反思中国政治宪法学对“ 例外状态” 的运用》)

  

   但是,面对例外状态,国家并不会是唯一的行动者。与政治、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面临生命/生活安全危机的普通民众,都可能成为能动的行动者。相关社会主体的行动,不仅可能以拯救危机、保护人们的生命/生活安全为目的,也会涉及重建秩序的共同的社会目标;它们既可能是因为实际功能的需要,也可能是基于基本人性、出于对社会共享的价值目标的维护。在中外历史上,战争、灾难、革命等等导致社会变革的事实,不胜枚举。其中如大灾难或各种疫情,往往可能成为社会联结、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契机。就像我们在东亚各国、各地区所看到的那样,上世纪末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地震、海啸等重大灾难,被学界普遍地视为东亚社会市民联结、社会趋于成熟的重要历史事件。在中国,这几十年中发生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灾难——如华东等地于1991年、1993年、1998年等一次次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SARS事件,以及当下正漫延于世界各国的的新冠病毒灾难,还有发生于各地的各种城市灾难,它们也多给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种种变化。

  

   例外状态会带来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国家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集合物质资源、道德资源等各种社会力量来应对危机。由此国家在自身扩权、并强调国民服从大局的政治伦理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为国民让渡出一定的社会空间,以鼓励民众自主的、能动的拯救/自救行动。尤其在灾害、疫情等状况下,如消防队、灾难救援团体、医护人士等专业群体冲到一线的行动固然是其职责所在,但政府也需要让各种专家团队介入到决策、指挥的过程中来。

  

   另一方面,在例外状态下,社会的各种力量也必然会自我动员,自发、自觉地参与到危机应对行动中。为此,包括相关专业团体和各种民间志愿团体在内,各种社会群体需要自我赋权和相互赋权,广泛动员、相互协作。任何成功的抗灾行动,都有赖于国家能力、专业群体的责任伦理/献身精神、民众的志愿主义和社会的广泛联结等要素的有效运作,它们应该被理解为例外状态下的社会赋权行动。

  

   这样的社会联结和社会赋权,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正常社会都应该具备、也必须被保护的能力。

  

   就此而言,保卫张医生,我们想要保卫的,其实是专业群体在抗疫防疫中的权利、权力和权威性。疫情之下,保卫每个人的生命/生活安全是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亦应该是社会的共享价值以及社会规范的底线。为能够担责、勇于担责的专业群体和相关社会力量赋权,事关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生活秩序,是我们的责任。

  

   专业化管理与社会共治

  

   疫情以来,我们之所以曾经为一个个医生的命运担忧,还因为我们多多少少知晓,一个社会中堪当大任的专业精英群体的形成,尤其是现代医学的专家群体以及今天中国的防疫系统的形成,无不是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艰难演变的结果,是无数社会精英努力推进的成就。保卫张医生,关系到这个社会能否避免倒退而持续文明化的大事。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医疗/防疫系统比喻为保护国民生命安全的城堡的话,我们应该知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回望2020年,我们曾被武汉及全国各地冲到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所感动,还曾为武汉中心医院几位医生的命运感到痛心和担忧。而了解武汉中心医院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所医院的前身之一,是上世纪40年代由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高欣荣医生(1905-1997)和她同样学医的两个弟弟一起创办的“高氏医院”。高家姐弟三人分别主治妇产科和内科、外科疾病。这家医院在武汉曾以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为人称道的医德“誉满江城”。高欣荣医生更是与林巧稚医生齐名的全国妇科权威,也是武汉医界的精神楷模(高欣荣医生的雕像就在今天武汉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内)。

  

   中国的现代型专业群体自上世纪前期在一些先期发展的大城市出现以来,一直在社会文明化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兴职业群体的形成及其公共职能的发挥,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学者江文君曾以律师、医师、教授、以及银行职员、公务员、教员等群体为对象,研究了各种新兴的职业群体在近现代上海的兴起历史,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城市社会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新兴职业团体不仅推动了各种行业的近代转型,同时还承担了一种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角色。通过成立各种行业公会,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实行行业自治,同时以共同职业取向和利益为连接点,将相关职业群体聚合成横向社会网络并参与公共生活。(参见江文君《都市社会的兴起·近代上海的中产阶层与职业团体》)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中,任何行业(包括学术界)的从业人员都需要受到相关法律和职业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专业群体对职业规范的遵守,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行,无不与人们的财产、经济生活、居住生活、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及生命健康等等息息相关。也因此,任何职业的从业人员的责任和权利,都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该被视为他们的天职。此外,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国民生活/生命安全的保护,也不只是专业团体的责任,它需要各种社会团体的有效运作和相互协作。

  

   仍然以上海的城市发展历史为例,日本历史学者小浜正子曾以救火会和慈善团体等为例,分析说明,正是在应对城市安全需要和市民生活/生命安全需要的过程中,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在近代上海一步步得以形成。(参见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此外,近代城市管理体系的形成,必然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阶层间利益、立场的矛盾,以及价值规范的差异。就如我们从上海早期食品卫生、食物检疫系统逐步确立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无论是近代型菜场在城市中的设立和普及,还是饭店的规范化经营,历史上都曾是政府管理部门、食品卫生检疫机构与资本力量、相关从业人员群体及市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之间长期博弈的过程。(参见唐艳香、禇晓琦《近代上海的饭店和菜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对民众生活/生命安全的保障,逐渐成为现代城市管理者的首要职责,也成为市民的共享价值。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和广泛的社会参与,被视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方向,这是人们基于长期实践所获得的经验而形成的观念。在今天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大型城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对城市安全和每个公民的生活/生命安全的保障,尤其需要建立并完善一整套专业化管理的体制,需要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有机协作和共同参与。

  

   医生的本职无疑是治病救人,但在今天中国,一个医生真的就只应该或只可以呆在医院里、病房内拿工资干活吗?很难想象,疫情背景下,如果相关专业人士尤其是业界精英不能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者医疗防疫群体在这个社会失去了基本的专业权威性,又如果民众在政府的疫情通报会上看不到专家的身影,而普遍人也无法在公共领域听到令人信服的专业指导,那这个社会的防疫事业将会是什么样的?

  

   社会联结与城市文明

  

   在围绕抗疫防疫模式、各地城市的防灾系统、以及相关专家的角色规范等等的一次次舆论纷争中,“上海”曾一再成为多少被符号化了的现实参照。甚至它曾经遭遇的城市灾害(2010年11月胶州路大楼火灾)和市民集体祭奠受难者的历史事件也再次成为话题。

  

   在这样的讨论中, “上海”不只是一个地域社会,张文宏医生也不只是一个上海的医生,这座城市更多地被赋予了“中国社会中城市文明/现代文明的可能性”的意义,网民们所表达的,无疑是对社会进步的向往。

  

   事实上,当年的胶州路事件,从一起城市火灾引发出市民集体祭典行动,再到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公共议题,它是一个社会广泛联结的过程——不仅上海各阶层、各种群体的市民自主参与了献花行动和网络讨论,周边各省的不少市民、以及全国各地的媒体和网名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祭典行动。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市府在当时对民众的献花潮所作出的理性的正面回应(包括全体主要领导到现场祭典遇难者的行动),以及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对事件的后期处理,对民工、保姆等在内的所有遇难者的“同命同价”的补偿等等,也让人们对现代文明未来图景的向往,多了一个现实参照。

  

   作为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一种反证,长期以来,“上海”的都市性一直被赋予了中国现代性的意味,成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想象依据之一。这样的想象在一些特殊的时空中,一次次被论证和强化。我们看到,在这次疫情中,上海因为在承担繁重的国际航运任务的同时,以较为开放的防疫模式恢复、维持了经济生活秩序,并多次较为快速有效地控制了本土病例的扩散,由此,上海政府职能部门的务实理性、防疫专家的专业精神、市民遵守公共规则的习惯等等,一再成为舆论的热门议题。类似于《疫情中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这一类的网络文章,在各种民间自媒体上大量传播。这样的网络讨论,应该被视为民众参与价值博弈的一种行动。

  

   在今天中国,当年胶州路上市民所实践的现代文明,早已溢出了上海等一线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就像前往郑州地铁站自发献花的河南民众、还有对张文宏等医生表示支持的全国各地的网民告诉我们的那样,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以及专业化的管理、理性的社会共治,这些正成为这个社会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价值和规范。

  

   20210902

   (按: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拙著《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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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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