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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怎样把“语言游戏”玩下去?——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事实与价值悖论

更新时间:2021-09-04 09:11:45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例如,在分析“石板!”这句经常出现在建筑工地上,他也认为“符合奥古斯丁描述”的呼喊时,自己参与过建筑活动的维特根斯坦就不像前期那样,仅仅看重“石板”一词侧重于指代外界石板的认知性意思,而更强调它以“不同的语句形式”传达的非认知“需要”——“我想要你递给我一块石板”,并由此讨论了两类不同的语言游戏在与不同行为交织时呈现的不同功能:如果说体现为“报告”的描述语句试图以“实指定义”的方式,唤起人们有关事实(石板)的认知性“图像”或“意象”的话,体现为“命令”的诉求语句则是帮助人们达成实践行为旨在实现的非认知“目的”(让其他人把石板递过来);虽然唤起意象的理解功能也有助于达成非认知目的,但这不是仅仅取决于石板一词的认知性意思,而是首先取决于石板一词经过训练后得以运用的日常语境(如建筑工地还是诗词歌曲的语境)。所以,作为命令的省略句“石板!”并不是不完全的,而只是发挥着与描述语句不同的功用,具有了不同的“含意”:“语句有同样的含意(Sinn, sense),不就在于它们有同样的功用吗?”(§20)正是依据这个“语意即语用”的理念,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指出:在不同语境里,疑问句既可能被人们当成“陈述”来运用(如“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吗?”),也可能被人们当成“命令”来运用(如“你是否愿意……?”);与此类似,当某人说“你将-要这样做(Du wirst das tun,You will do this)”的时候,他或许不是把这句话当成了“预言”,而是当成了“命令”。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使同一个语句或者成为预言,或者成为命令的?”(§§2-21)

   遗憾的是,维特根斯坦接下来没有去寻找答案,而是又回头讨论语句的分类了,结果错失了揭开语言领域内事实与价值之谜的大好机会。其实,谜底就潜藏在他虽然时常谈论、却又未能深入的“意志”中:哲学以及心理学说的“意志(will)”,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想要”,后者又来自人生的各种“需要”;正是基于“想要-意志”的动机,人们才会从事旨在满足需要的各种行为,创造出这样那样的“生活形式”,弥补自己的缺失,维系自己的存在。也是由于这一原因,需要才构成了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枢纽:人们总是从需要出发,凭借“是否有助于满足需要”的标准,评判各种事实对自己具有的善恶好坏、是非对错的价值意义,就像人们依据体温的需要,天冷时把出太阳看成一件好事,天热时看成一件坏事那样。可是,虽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也花了很多篇幅讨论人们的意愿、意向、愿望、希望、满足、期待等,包括在“递给我一块石板!”的语句中表达出来的“想要这个(dies wollen,wanting this)”(§19),他却几乎没有涉及这些意志因素联结事实与价值的中介效应,而是专注于思索人们意欲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存在,人们在愿望实现前是不是知道自己愿望的东西是什么(§§437-460、§§572-586、§§611-660),结果偏离了事情的要害,在解答“语意即语用”的问题上自然是无功而返了。

   进一步看,对于本文的话题更重要的是,需要还能区分成“认知”与“非认知”两种不同的类型。[⑦] 其中,“认知需要”除了人们常说的追求符合事实的真理知识的“求知欲”之外,还包括人们以往很少注意到的追求符合逻辑的明晰知识的“求晰欲”;[⑧]“非认知需要”则可以再分成道德、实利、信仰、炫美四种,分别对应于人生在世的四个非认知价值领域。说穿了,上面提到的那个维特根斯坦之问——“什么使同一个语句或者成为预言,或者成为命令”——的答案就在于:当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基于不同需要从事不同的言说行为时,哪怕同样的字词语句,也会由于满足人们不同需要的缘故,具有不同的含意,发挥不同的功用,从而生成“语意即语用”的现象。

   例如,同一个词“石板”,即便同样以省略句的形式出现在建筑工人与文人墨客的语境里,也会由于涉及不同的需要呈现出不同的含意:前者是在把石板当成建筑材料的实用含意上来说的,后者是在把石板当成灵感对象的艺术含意上来说的,所以必然赋予它不同的内涵。进一步看,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形式”蕴含着实质性的差异,才会生成两类“语言游戏”的强烈反差:建筑工人觉得文人墨客的语言游戏不切实际,文人墨客觉得建筑工人的语言游戏缺乏意趣。其实,维特根斯坦常说的认知维度上的“图像(Bild,picture)”与艺术维度上的“绘画”原本也是一个词,但在不同语境里却明显具有不同的“语意-语用”。

   再如,同样是疑问句,人们基于不同的需要说出来,也有不同的含意和效应:“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吗?”是在事实已知的语境下向对方描述自己的感受,因此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是在事实未知的语境下向对方了解相关的信息鲜明有别。维特根斯坦在谈到“每个语句的目的就是表达一个思想”的时候问道:“‘下雨了’这个语句表达的是什么思想?”(§501),也能从这个角度回答:取决于言说者和聆听者的不同需要,它可以分别表达“天气变了”“你还是别出门吧”“上班记着带伞”等不同的“思想”。至于“你是否愿意递给我一块石板?”的疑问句与“递给我一块石板!”的命令句,尽管都属于诉求语句而非描述语句,亦即“在语言实践中具有命令的功能”(§21),也是以不同的口吻表达了言说者在不同语境里基于不同需要产生的不同人际态度:或者礼貌客气地请对方帮自己一个忙,或者按照建筑工地的习俗直接告诉对方自己需要一块石板。

   又如,同一个语句“你将-要这样做”,当某人基于某种需要用它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愿望要求时,就会赋予它发布“应当怎样做”的“命令”功用,让它成为意志性的诉求语句:“你应当这样做。”可是,当某人单纯基于认知需要用它表达自己对他人未来行为的猜测推断时,又会赋予它提供“事实将怎样”的“预言”内涵,让它成为认知性的描述语句:“你将会这样做。”所以,离开了涉及人们不同需要的不同语境,我们就很难理解像“将-要(wirst,will)”这样的助动词以及其他类似的字词何以会具有既能发布诉求、也能做出描述的一字多意功能,解答上面提到的维特根斯坦之问了。

   从这个角度看,理解“语意即语用”的关键,其实在于理解“需要-想要-意志”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功用”本来就是对人们的需要来说的,因为倘若没有相关的需要,人们既不会想到“运用”某个东西,也不会关注它有什么“用处”。所以,脱离了需要的起点,就不可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从事这样那样的行为,创造出这样那样的生活形式,也不可能理解它们与语言游戏的统一,更不可能理解日常语言的丰富意思和复杂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虽然清晰地意识到了日常语言的非认知功能,甚至主张人们“事先意欲了语句的构成”(§337),试图克服前期哲学忽视这个问题的谬误,但可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有进一步察觉到这种谬误的根源在于忽视了需要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枢纽效应,也未能从这个角度考察语言与需要形成关联后的复杂功用,所以既没法揭示“语意即语用”的产生机制,也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那个关键问题——是什么使同一句话或者成为描述语句、或者成为诉求语句的:同样的字词语句,会因为满足不同需要的缘故,分别包含认知性和非认知方面的内容,所以有必要结合人们的意欲和具体的语境展开辨析,才能澄清它的语意-语用是什么。

   值得指出的是,哪怕纯粹基于认知需要、完全不涉及非认知需要,人们也可能或者言说指认事实的描述语句(如“他总是刻苦学习”),或者言说命令人们从事认知行为的诉求语句(如“我应当认真对待考试”“你不可再犯这样的逻辑谬误”)。换言之,这三个语句虽然都出自言说者的认知需要,却存在微妙的差异:第一个语句描述了言说者对某种事实的了解或猜测,后两个语句表达了言说者对自己或别人从事认知行为的愿望诉求,所以具有不同的语意-语用。维特根斯坦较少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因而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逻辑哲学论》结尾处的那个著名理念“对于不能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7),本身就是一个基于认知需要(求晰欲)提出的诉求语句,旨在要求人们“不可”言说那些自己“不能”依据逻辑思维清晰言说的东西。

   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的更严重谬误在于,他虽然没有完全否认日常语言的认知功能,相反还不时论及它与非认知功能的对照,却由于不了解需要对两种不同功能的支撑效应,更倾向于将它们嵌入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架构中。例如,他曾对前期哲学看重的“实指定义”“给对象命名”展开了连篇累牍的批评,甚至声称在“水!”或“救命!”的呼喊中“没有询问事物名称这样的事”(§27)。在彰显“字词的意思就是它在语言中的功用”的理念时,他也加了一个“大多数情况下”的限定词,想将它与“名称的意思有时是通过指向被命名者来解释”的情况区别开(§43)。这些见解表明,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察觉到,认知维度上的“给对象命名”也是“语意即语用”的特定表现:人们正是基于认知需要,才让名称在各种语境里具有了指代对象、描述事实(包括像意欲和情绪这类主观事实)的意思和功用。结果,这种误解不仅妨碍了他把自己的后期理念贯彻到底,而且也诱导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语言认知功能的普遍存在,往往只将其限定在“名称”的范围内,没有看到大多数字词或多或少都会具有描述事实的功用。

   例如,如果说像“石板”这样的实然性名称只有与盖房子的非认知需要形成关联后,才能以省略句的方式发挥应然性诉求功能的话,那么,在“递给我一块石板!”的应然性语句里,除了“石板”的名称外,“递给”“我”“一块”等字词显然也有指认特定动作、对象或数量的描述功能,否则其他人就很难从实然性角度理解这个命令的应然性诉求内容,结果让它变得既无“意思”、也无“功用”了。就此而言,任何发布命令的诉求语句都在与认知需要的关联中,潜含着把自身当成事实告知被命令者的描述语用;不然的话,被命令者就无从了解自己被命令做些什么,也没法在实践中将命令付诸实施了。说穿了,由于价值只能通过需要的中介效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日常语言在价值维度上表达应然性诉求的语意-语用,必定是以它在事实维度上做出实然性描述的语意-语用为基础的。

   其实,维特根斯坦对此也不是全无意识,因为他曾分散指出:“交流的全部关键在于,另一个人掌握了我的言辞含意这种心智性的东西,彷佛将它吸收到了自己的心智中”(§363);“命令与执行之间有一条鸿沟。只有理解活动才能把它填平”(§431);“命题能够成为信念、希望、期待等等的表述。”(§574)不过,由于未能把“语意即语用”的理念贯彻到认知维度上,他在这方面却比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有所逊色,因为后者主张所有言语行为同时包含“指事”“行事”“施效”三个层面的见解,尽管同样由于不了解需要的联结作用以及两类需要区分的缘故,存在着模糊笼统的理论缺陷,却毕竟承认了日常语言普遍具有的描述事实的认知功能,所以反倒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语意即语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标志性理念:字词语句的完整含意,就在它们在特定语境下或者指事(描述)、或者行事(诉求)、或者施效(实践)的具体用法中。

   综上所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意即语用”理念的确做出了不容否认的原创性贡献,一方面纠正了前期哲学单纯关注语言认知描述功能的片面性弊端,另一方面展现了日常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来的多样性功用,大大拓宽了人们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问题的理论视野。不过,由于他忽视了需要的中介效应和两类需要的辨析,以及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架构,这个理念同样存在片面性的弊端,不仅没有明确指出描述语句与诉求语句的本质异同,而且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语言的认知描述功能与意志诉求功能割裂开来了,反倒让自身陷入了只适用于后者、不适用于前者的断裂境地。

  

三、说不清楚的“家族相似”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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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阅江学刊》202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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