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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

更新时间:2021-09-03 12:30:31
作者: 谢伏瞻  
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认真落实生态环境相关多边公约或议定书等,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其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要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基础理论研究是我院的传统优势。正是由于历史上曾经汇聚的一大批学术大师,推出的一系列厚重的学术成果,确立了我院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的地位。近年来,我院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部分基础研究学科出现下滑,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核心是抓住原创这个关键,着力推动重大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推出具有时代高度、代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必须下大气力、下苦功夫,必须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着坚守,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下决心改变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脱节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专门谈到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做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如果整天只是在空洞的概念上转来转去,搞纯粹的理论思辨,“坐而论道”,把生命都耗费在诸如“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的经院哲学问题上,那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学问。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

   聚焦时代主题,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

   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途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进而推动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注重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不仅能够提高对策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有利于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如何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这里,我列举两个经济学的案例。

   案例一:凯恩斯开创现代宏观经济学

   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最广泛、最持久的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长期失业问题,同时出现了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冲突。“大萧条”成为当时最重大、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纷纷参与到“大萧条”成因和反危机政策的研究当中,试图提出解决之道。受古典经济学“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影响,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信奉“自由放任”,相信市场的供求力量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要么推崇市场自然调节,要么主张减薪、加税、紧缩银根、提高关税等,但这些手段在实践中不仅无效,甚至适得其反。凯恩斯在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紧密互动中,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乘数原理”等理论。他认为供给并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主张通过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干预实现充分就业,从而走出危机。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正是在应对“大萧条”的对策研究中进行理论升华,造就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和现代宏观经济学。

   案例二:张培刚开创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独立。这些国家大都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工作期间,围绕农家经济、农民生活、粮食生产等,在全国多地开展了6年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反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自己掌握的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当时最前沿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自成体系地提出了完整的工业化理论,指出农业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这与当时很多人主张的“农业立国论”或“乡村建设论”明显不同。张培刚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基础工业的“先行官”作用、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等学术观点,提出时间远早于舒尔茨、刘易斯、赫希曼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为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这里仅仅列举了经济学中应用对策研究升华为传世经典理论的例子,相信其他学科也有不少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在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方面,给我们几点启示。一要立足实践。传世经典往往是来自于对那个时代实践的提炼概括,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如果脱离鲜活的时代实践,搞所谓的“纯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产生不了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伟大成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少问题难以用现成的理论、观点、学术思想解释,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二要善于提问。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思想史上一切伟大的创造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应用对策研究处于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的最前沿,既要关注当前的、短期的问题,也要研究规律性、制度性、长期性问题。三要勇于创新。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那就不仅没有独创性,而且往往会“削足适履”甚至“南辕北辙”,既解释不了中国实践,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更推进不了理论创新。

   要聚焦时代主题,立足中国实践,善于从应用对策研究中提炼引领时代变革、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大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主攻方向,在应用对策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探索科学规律。要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应用对策研究中,多学科多维度、系统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书写研究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近年来,我院在中美斗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社会治理、“一带一路”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国家安全、中华文明溯源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应用对策研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下一步,要用好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趋势,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党领导人民正在深入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许多应用对策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更要在应用对策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为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治理等新兴、交叉领域也有诸多理论空白,要在及时准确把握其特征和趋势的前提下,推动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

   心系“国之大者”,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

   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缺一不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是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和优良传统。建院40多年来,我院在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

   这里提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比如,关于包产到户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社会上包产到户是“独木桥”还是“阳关道”的激烈争论,农发所、社会学所的学者们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结合生动的实例和翔实的数据,回应社会质疑,坚决支持包产到户,在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党中央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重要贡献。再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79年,对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应当从何入手,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工经所的蒋一苇同志,基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改革应当从企业入手,把充分发挥企业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了企业本位论。其主要观点是,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些观点对于深化企业改革,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企业本位论》正式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将这篇文章作为文件下发给与会代表参考。又如,关于人口问题研究。早在20多年前,国家还在严格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我院学者就对人口问题开展跟踪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在此后的不同阶段都提出前瞻性研究成果,为党中央调整人口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站到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又如,关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前夕,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法学所王家福同志讲授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次法律知识讲座对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我院对国家法治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上主要涉及经济学、法学等应用学科,我院一些基础学科也有很多成功案例,特别是近几年,文哲学部、历史学部在研究成果应用对策转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以上案例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既能推出高水平基础研究成果,又能拿出高水平应用对策成果,我们要有这个自信。我院历史上的优秀学者无不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在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创新信心和决心,攻坚克难、追求卓越,最终取得骄人的成绩;无不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与祖国同行,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关键是要胸怀“国之大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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