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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中国传播学界不应成为学术殖民地

更新时间:2021-09-02 14:26:57
作者: 李彬  

   一、不讲政治的政治和去政治化

  

   问:李老师好!很高兴能够采访您。我知道您一直从事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在我们国家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 请您谈谈传播学在中国发展中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李彬:传播学在中国有一百年左右的发展过程, 重点是近三十年。近三十年分三个阶段,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段, 90年代一段, 新世纪以来是一段。

   问:那么, 近三十年的发展有哪些特点呢?

   李彬:我们是按照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脉络看待传播学的演变的, 归结为正、反、合的过程。所谓正就是整体是高度的政治化, 反就是去政治化, 合是再政治化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 传播学主要是在美国的传播学的背景下引进的, 像施拉姆那些当时被奉为正宗, 奉为科学的一套体系, 实际上是带有非常鲜明的“冷战”色彩的。但有意思的是, 当时我们却把这些当做是去政治化, 或者说是不讲政治, 不讲意识形态的一套科学的东西, 实际上它是带有很强的政治化色彩的。当然传播学的引进, 给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实践也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 至少拓展了我们对许多传播问题的认识, 实践上也激活了许多过去比较僵化教条的东西, 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与其它西方理论传入中国的情况一样, 外边的东西只是外因, 最重要的还是内因, 中国接受传播学, 引进传播学, 重点还是内在的社会背景, 内在的需求, 以及个人的理解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上世纪80年代总的应该说还是积极的意义更大一些, 当然现在反思起来也存在一些问题。

   用一句学术话语讲, 传播学实际上是不讲政治的政治。上世纪80年代那种貌似不讲政治, 讲科学的说法, 实际上是带有很鲜明的政治意味的, 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 对当时的理论学术思想和新闻传播实践都带来了不小的后果。

   上世纪90年代总体上有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 这与市场经济大背景有关。市场本身就被人视为一个去政治化的东西, 是中性的, 没有什么政治意味, 纯粹的一个手段。学术研究在这种背景下, 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书斋里的学问, 去政治化, 不关心政治, 或者不关心社会问题。像上世纪80年代那些热议的话题, 到90年代都失去了热度,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了。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学科越来越精细化、规范化。由于80年代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 对传播学的了解都是比较皮毛的, 90年代以后就比较细致了, 包括新一代学人的出现, 学术交流的频繁。这里面很重要的是90年代以后有几套很有影响的译丛相继问世, 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80年代没书可看, 90年代是看不过来。

   问:书太多了。也就是说, 90年代是一个大爆发的阶段?

   李彬:对。不讲政治了, 去政治化了, 一门心思搞纯学术研究了。这里特别重要和突出的就是对西方经典理论的吸收、消化、细读, 不像80年代那种比较浮皮潦草。还有一个就是研究方法, 讲究学术规范。到1997年, 国务院学位办正式给传播学上了“户口”, 之前是“黑户”, 1997年进入学科目录, 一级学科, 而且与新闻学平起平坐。从此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平台, 传播学突飞猛进了。

   21世纪以后, 突飞猛进的标志或者说一个突出的发展是博士点的设立。1997年之前, 有博士点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然后很快北京广播学院 (现中国传媒大学) 和武汉大学也有了博士点, 新世纪以来至少前十年博士点增加得很快, 现在新闻学、传播学一级学科加起来有博士点的差不多有20所院校都不止了。与之相应的是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博士论文也是跨越式的增长。世纪之交, 一年毕业的博士寥寥可数, 我是1998年毕业的, 记得人大当年同届毕业的博士大概就三四个人, 现在全国一年毕业的差不多有100名博士都不止。

   从整个学科讲, 新闻传播学基本上也是十多年一个大跃进。比如1997年的时候, 在我印象中全国有新闻传播学教学点的就三五十家而已, 现在差不多有一千多家。

   问:您说的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 会不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呢?

   李彬:现在数量优先, 只能兼顾质量, 清华大学这几年博士招生总体控制得比较严, 但也存在这种问题, 培养存在“夹生饭”。其他学校更突出,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和时代性的问题, 也不仅是新闻传播学的问题。比如博士培养就三年, 急急忙忙、慌慌张张的, 都是生吞活剥。如果前面有本科、硕士基础的还好一些, 没基础那更是浮皮潦草, 现在好的、优秀的博士论文百里挑一, 就是真正够水平的百里挑一。

  

   二、警惕传播学界成为学术殖民地

  

   问:传播学研究在引进西方理论的过程中, 与本土的研究是怎么结合的呢?

   李彬:这个问题是正反合的“合”的阶段, 再政治化。新世纪以来, 整个传播研究又从过去那种书斋化、去政治化里走出来, 开始重新政治化、再政治化, 这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类似的。新世纪以来, 种种问题使得政治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了, 传播研究也不可能例外。

   再政治化, 或者重新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本土化, 因为近30年主要是引进西方的, 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模式, 现在所谓的与国际接轨, 就是与美国接轨, 包括我们的传播研究, 衡量的标准是你在美国拿学位到中国就好找工作, 在美国刊物上发表文章, 就能获得更快的晋升、能够得到更多的荣誉。比如某些高校就有这种土政策, 在美国什么刊物上发一篇文章奖励五万、十万元, 我们现在讲学术自信, 简直没自信到极点了。所以, 本土化问题确实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 2008年改革开放30年, 也是传播学重新引入中国30年的时候, 有比较密集的讨论, 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所谓本土化, 在引进、吸收、借鉴了大量的西方学说之后, 发现还是不行, 鹦鹉学舌、东施效颦等等, 还是要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定位、自己的问题, 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文化这样悠久的文明古国, 不可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刚开始阶段必要的学习是不可避免的, 但总不能老是学, 老是当学生, 学到现在以致于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极度没有自信的状况。

   前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 其中有一段也讲到要警惕“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等问题, 他说的是文艺界的现象, 其实学术思想理论界同样存在, 而且更严重。学术界这个问题非常突出, 这个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严重窒息了中国本土的学术创造力、生命力。实际上, 说得难听点或者直白点就是把自己永远降格为洋人的学术殖民地中的附庸。

   问:学术殖民地, 实际的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李彬: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许多学术大家也提到过, 有些人永远自甘做一个学术殖民地中的附庸, 而且还乐此不疲。

   :您认为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改正吗?或者我们在本土化的努力过程中应该做哪些工作?

   李彬:我不太赞同用“本土化”这个词。“本土化”是从港台传过来的, 港台为什么说“本土化”呢?因为港台, 特别是台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比咱们现在更邪乎, 就是必须去留洋, 必须去留美, 去别的国家都不算数, 留美回来把他的导师奉为神仙, 一家之言当作普世的、永恒的东西, 最后发现不成, 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个学术殖民地的滋味不好受, 仅在那里复述别人的不成, 于是就有了所谓“本土化”的冲动。我为什么不太喜欢用这个词, 因为这个概念以及这种追求本身虽然看起来貌似比“唯洋”是好了一点, 但骨子里还是一样的, 因为它预设了一个普世的、永恒的、高高在上的东西, 只不过那个东西不能直接拿过来用, 要把它“本土化”, 这个还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学术自信或者追求, 最终的追求。

  

   三、传播学的中国化道路:针对心的传播

  

   问:对于传播学来说, 您认为我们的最终追求是什么呢?

   李彬:我说的追求, 如果一定要用这样的概念的话, 我更倾向于用“中国化”。我不承认有一个永恒的、普世的东西, 美国的叫“美国化”, 英国的叫“英国化”, 德国的叫“德国化”, 中国的叫“中国化”。虽然这里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大家有共鸣的、相通的, 但是落实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一定会成为“××化”的东西。比如, 对美国传播理论了解得越深就越会发现, 那些东西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息息相关, 只有在那种社会历史中才会出现那样的东西, 像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些思想家, 他们的思想与德国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英国的左翼文化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又是与英国的历史密不可分。所以, 中国人如果想在传播研究中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还是要走“中国化”而不是“本土化”的道路, 因为“本土化”骨子里还是把美国的或者西方的一套拿过来“化”到中国来。

   问:您说的“中国化”, 我理解就是要有自己的东西, 中国特色的独特东西。那么, 您觉得传播学在坚持中国特色这个方面, 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李彬:美国有美国的特色, 英国有英国的特色, 但是特色里也有普世的东西。中国的东西研究好了, 研究透了, 同样对人类有贡献, 对人类的传播实践、传播思想也会有贡献, 甚至应该有更大的贡献。

   :您觉得中国传播学哪些方面具有普世的价值, 可以对世界传播学作出贡献?

   李彬:我们的传播学或者传播学界的立足点和美国是有所不同的, 美国传播学界和传播思想把传播归结为“核心是洗脑”, 简单说叫“洗脑”, 学术化的概念叫“观念形塑”, 塑造你的观念, 像政治传播的形象塑造, 大选、选举中公共人物的形象塑造, 商业的品牌营销, 文化的价值输出, 都是带有这种“观念形塑”味道的, 就是针对人的脑子。而中国的传播自古至今的理想境界是针对心灵的。中国人特别在乎人心, 人心向背、人心所向、心心相印, 我们通过传播, 关注传播达到一种心与心的交流、交融, 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传统。

   问:您刚才谈到中国的传播重点是针对心灵的, 这可能跟中国的文化历史有关系。那么, 这种针对心灵的传播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未来传播学着力发展的一个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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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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