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柯华庆:为什么中国法学界要守正创新?

更新时间:2021-09-02 09:35:31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突破资本主义法治原则,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长期以来困扰社会主义走上法治道路的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三个基本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动态法治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的核心在于解决了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是德性政治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必然要求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使得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一个从最低的义务的道德到最高的愿望的道德的金字塔结构。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党导法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规国法并治结构是通过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连接起来的两层楼结构,党导法规作为楼梯从法律上保证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的统一,真正使得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动态法治原则在于共产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要通过的不断自我革命来引导社会革命,因此,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以保持稳定为特征,社会主义法治是适度的动态法治。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当前党规的修改相对比较频繁,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修改党章,而国家法律的修改则相对稳定,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通过党导法规、党内法规引导国家法律的变化,党内法规相当于快马,而国家法律相当于慢牛,党导法规就是快马与慢牛之间的缰绳,通过这样拉拉扯扯的结构,社会主义法治才能实现以追求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变革。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深入到部门法。社会主义法治不能仅仅体现在抽象的法律原则上,而且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法律规则之中,这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来建构新的部门法学。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国际法学应该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进行重构,相应地,也应该有社会主义的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等。建构新的部门法学需要部门法学者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新法学的主力军是年轻一代

  

   十八大后,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将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定型任务。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指明了方向,将引领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仅仅是一个起点,而非已经完成的体系,这就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界艰难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实现范式的变革。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尽管具有法治的一般特征,但因为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之上,自然还具有与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基础上的法治理论不同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特征。新时代以来,中国法学界逐步意识到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但一直困守在现有西方法治理论之中,仅仅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未能从范式上根本动摇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例如,党规学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的党规研究却困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之中无法走出来,“党内法规是软法”“党内法规溢出到国法”等等不伦不类的命题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范式下的结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法学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整个范式的变革。

   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不能仅仅像当前中国法学界一样,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中国法学家深入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习近平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新时代新法学的主力军是年轻人。思想观念的变革是艰难的。普朗克在《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悲伤地谈到:“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像普朗克一样悲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唤下,中国法学界将大有可为,新时代新法学不能仅仅依靠老一代法律人,更应该寄希望于能够平视世界的年轻一代。

   新时代新法学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37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