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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宪法变迁与启示

更新时间:2021-09-02 07:19:28
作者: 阎天  

   摘要:  遵守劳动纪律被现行宪法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该义务与宪法上的诸多制度和目标存在密切联系,其发展演进的动力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变迁。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原初含义主要是劳动者要接受国家教育以提高觉悟,从而同时实现巩固政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目标。现行宪法颁布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淡化政治目标而突出经济目标,重点转向要求劳动者接受企业惩罚以加强服从,引发经济目标与民生目标之间的张力。21世纪以来,国家一方面为劳动者的服从设定法律限制,另一方面以敬业价值为核心重塑纪律教育,促进了政治目标的复归和经济与民生目标的协调。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演进过程表明,公民基本义务并不因为带有道德内容或介入私人关系而不宜入宪,针对其过度膨胀的风险也有应对之道。宪法要求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正当而且可行。

   关键词:  劳动纪律 基本义务 宪法变迁 宪法解释

   引言

  

   在我国,劳动纪律一般是指国家和用人单位为了保障劳动秩序等目的而制定的规章制度。我国现行宪法将遵守劳动纪律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赋予其与守法义务并列的崇高地位,这在比较法上颇为罕见。[i]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涉及到国家、企业[ii]和劳动者三方主体,与《宪法》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第14条)、企业自主经营(第16、17条)、公民纪律教育(第24条)以及劳动权益和劳动态度(第42条)等规定关系密切,其落实状况影响到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等一系列重要宪法目标,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宪法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结点。剖析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宪法意涵,不仅有助于理解宪法文本的内在逻辑,而且能够为落实宪法规范提供指引。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近年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应然层面,主要观点是质疑现行宪法规定这一义务的合理性。[iii]质疑的理由包括:遵守劳动纪律的要求并不适用于全体公民[iv];该义务具有道德而非法律性质[v],或者可以被守法义务吸收[vi];该义务忽视了企业任意制定纪律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风险[vii];等等。这些质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偏重应然层面而忽视实然层面,较少触及“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是什么”的根本追问,也就难以开掘这一义务的宪法意涵,未免有“失焦”之憾。本文尝试填补上述缺憾,运用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中所形成的各种材料,建构关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历史叙事,揭示该义务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阐发其规范意义。

  

   一、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原初含义

  

   遵守劳动纪律义务规定于《宪法》第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通过文本、体系和历史的考察可知,现行宪法证立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逻辑起点是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利益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宪法将国家置于劳动纪律相关权力的重心,要求劳动者接受国家的纪律教育,达到提高自身觉悟、增强主人翁意识的效果。觉悟提高了的劳动者能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调动起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劳动者的个人生活,从而服务于政治、经济和民生的一系列宪法目标。这是宪法赋予遵守劳动纪律义务以崇高地位的原因所在。

  

   (一)前提: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一致

  

   根据制宪时的原意,遵守劳动纪律义务对于公民的要求主要是思想的提升,行为的强制则居于次要地位。彭真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具有法律强制的性质,但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提高自己作为主人翁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责任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viii]换言之,在宪法看来,遵守劳动纪律是公民履行“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责任”。那么,这种责任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是证立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关键。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区分新旧社会的劳动纪律。根据列宁的观点,农奴制社会的劳动纪律是靠棍棒来维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纪律是靠饥饿来维持的。[ix]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国家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是对立的,劳动纪律是维护国家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的工具,对劳动者不利,所以劳动者是出于受迫心理而遵守劳动纪律的,没有任何责任感可言。相反,新社会的劳动纪律的“基础就是国家利益与职工个人利益的一致性”[x],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有利于国家,而且国家在壮大之后就有力量防止对劳动者的压迫死灰复燃,从而维护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地位,这是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劳动纪律……就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xi]。劳动者既然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就有责任通过遵守劳动纪律的方式来维护当家作主的地位,否则权利必定不可持久,这是权利义务不可分割的法理,也为制宪者所认同。彭真指出:“大家都遵守和履行公民的这些基本义务,才能保障大家都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xii]上述论证建立起下图的逻辑闭环,从而论证了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来源。新中国首部劳动法学统编教材于现行宪法颁布当月截稿,代表了制宪时对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主流看法;而这个逻辑闭环在其中获得了呈现,[xiii]可以推测制宪者也予以了采纳。

  

  

  

   国家与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不仅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论证依据,而且是《宪法》关于劳动态度的要求的逻辑前提。前提的分享使得《宪法》第53条与第42条第3款之间产生了联系:其一,由于遵守劳动纪律体现了超越个人狭隘利益的先进觉悟,所以守纪为劳动增添了光荣,使得劳动成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第42条第3款第1句)。其二,由于遵守劳动纪律体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的主人翁意识,所以是“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第42条第3款第2句)的应有之义。其三,由于遵守劳动纪律是光荣和先进的表现,所以应当在“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第42条第3款第3句)时纳入考量。[xiv]根据彭真报告和参与制宪者的记录,宪法关于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的规定共同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xv]所以上述联系不仅在逻辑上成立,而且是制宪者有意设计的结果。

  

   现行宪法颁布时,国家仍然处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公有制企业在总体上不被承认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而是被视作政府加长的手臂,是国家在管理劳动者时的执行者或代理人。国家与劳动者利益一致性的观点,也随之延展为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成为现行宪法证立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逻辑起点,让这个义务在宪法上站稳了脚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以这个逻辑为依据,执行《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制定取代旧纪律的新纪律,把刚刚从封建把头制下解放出来的劳动者重新管理起来;在十年动荡之后,国家又根据同样的逻辑执行“七八宪法”和现行宪法,着手整顿劳动纪律松弛的局面。规范基础已然牢固,下一步就是展开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规范内涵了。

  

   (二)内容:接受国家教育以提高觉悟

  

   提高觉悟只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预期效果,而义务的内容并不止于此。劳动者要根据谁的指示,如何行动,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不回答这个问题,劳动者就会无所适从,义务的履行就无从谈起。这就需要确定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另外两个要素——服从对象和行为要求。制宪的历史和先前历部宪法的实践表明,较之惩罚手段,现行宪法更多倚赖教育手段达到目的,劳动者的行为义务主要是接受教育,其次才是接受惩罚;现行宪法在劳动纪律的相关权力配置上明显向国家倾斜,劳动者主要服从国家,其次才服从企业。

  

   1. 以教育为中心的执行手段

  

   提高觉悟主要依靠教育而非惩罚手段来实现,是现行宪法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一个特征。现行宪法出台之前,历部宪法的实践勾勒出关于教育手段的主体、内容、形式及惩教关系的完整图景。

  

   首先,国家、经营管理者、工会和劳动者自身,都是教育劳动者遵守劳动纪律的主体。1950年《工会法》将“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第9条)列为工会的职责之一,赋予工会以纪律教育权。1953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时,肯定了经营管理者的纪律教育权,但是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进行自我批评,“切忌采取领导干部站在职工之上来整职工的错误方法”[xvi]。1954年出台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规定,必要时可以召集劳动者开会,对受处分者“开展群众性的批评”(第19条),实行自我教育。到了现行宪法制定时,制定者特别写入第24条第1款,规定由国家“普及纪律和法制教育”,明确了国家作为劳动纪律教育者的地位。参与制宪者指出,纪律和法制教育是确保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具体措施”,且是现行宪法相对于先前宪法的创见。[xvii]这一规定是现行宪法草案公布后增写的,反映出制宪者对于教育手段的重视。[xviii]

  

   其次,劳动纪律教育的内容,既包括纪律本身,又包括对待纪律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要帮助劳动者在理解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上,认识到制定、执行和遵守劳动纪律在政治、经济和民生方面的重要意义。

  

   再次,劳动纪律教育的形式,除了组织学习以外,还特别注重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此外,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观点,“巩固劳动纪律的教育,主要应通过组织劳动竞赛来进行”[xix]。劳动竞赛不仅是劳动者之间生产率的比拼,而且是觉悟的较量:只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劳动既是为了个人、更是为了国家的全新性质,才能够调动起巨大的劳动热情,激发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地在劳动竞赛中争先求胜,成为劳动英雄和楷模。[xx]正因为劳动纪律教育与劳动竞赛都服务于提高觉悟、塑造主人翁的目的,它们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宪法上表现为:开展劳动竞赛(第42条)是促进劳动纪律落实(第53条)的有效手段,积极参加劳动竞赛是履行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题中之义。

  

最后,执行劳动纪律要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惩罚只起辅助作用,要防止为了惩罚而惩罚的所谓“惩办主义”[xxi]。惩罚以处分为主要形式,一贯被视为一种教育手段。《纲要》规定:“处分职工的目的是教育全体职工,并教育受处分者本人”(第19条)。《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规定:“对违反纪律的职工,要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第3条)。具体的做法是:对于受到处分的劳动者,不能一罚了之,而是要通过教育使其获得转变。[xxii]国家还预设了转变所需的大致时间:《纲要》规定,受到开除以外处分满一年的职工,只要在一年内没有新的违纪行为,就可以撤销处分(第20条);《条例》则根据处分的类型设定了半年、一年等多种期限,期满后在评奖、提级等方面应当将受处分职工与其他职工同样对待(第23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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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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