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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宪法变迁与启示

更新时间:2021-09-02 07:19:28
作者: 阎天  
企业和劳动者都会有动力实现利益共赢。正是因为承认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在分化的基础上存在一致性,《劳动合同法》将“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1条)确定为立法目的。“立法必须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寻找结合点,努力寻求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特别是同一矛盾体中相对方之间的利益平衡。”[xl]

  

   共同的利益衍生出共同的价值追求,“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成为了劳动者与企业新的价值共识。2018年修宪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体人民共有的价值追求”[xli]写入宪法第24条,新的价值共识成为了“敬业”价值的题中之义。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要求之一。“敬业”语出《小戴礼记·学记》,宋儒朱熹注解道:“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xlii]《现代汉语词典》对“敬业”的释义为“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xliii],与朱熹的理解基本一致。敬业是对工作的专注态度,而一个不守纪律、散漫放纵的劳动者是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专注的。“敬”即尊重,敬业包含着尊重工作中的规则的意思,而劳动纪律是重要的规则形式。当然,如果劳动纪律本身缺乏合法性或合理性,那么守纪就只是逆来顺受、缺乏权利意识的表现,而与敬业无关。不难看出,“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处在敬业的含义射程之内,是宪法希望劳动者建立的新觉悟的一部分。

  

   新觉悟的养成也有赖于国家的教育。随着劳动教育在国民教育当中地位的提升,关于新觉悟的教育有望纳入劳动教育而得到加强。2020年,教育部出台《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要求通过教育让学生继承“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感受并领悟勤勉敬业的劳动精神”;针对即将投身职业劳动的职业院校学生,还特别要求培育他们“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和“‘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以“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为内容的新觉悟不仅丰富了敬业价值的内涵,而且将会起到凝聚新共识、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政治目标实现了某种复归。

  

   四、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理论启示

  

   毋庸讳言,关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讨论,在我国宪法学上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学人之所以很少深究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含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怀疑这一义务、乃至全部公民基本义务入宪的正当性:如果公民基本义务与宪法的整体逻辑无法相容,在宪法上无从安放,那就该把它从宪法文本中删去,何必关心它的含义呢?具体而言,宪法如果是法律,就不应该规定公民的道德义务;宪法如果是公法,就不应该用公民基本义务来约束(劳资关系等)私人关系;宪法如果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为目的,就不应该留下过度扩张公民基本义务的隐患。有鉴于此,下文以遵守劳动纪律义务为样本,将讨论推广到公民基本义务的一般理论;并且从实然层面转入应然层面,探讨如何消解公民基本义务与宪法基本认知之间的张力。只有充分论证宪法规定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正当性,对于这一义务的规范建构才是必要且可能的。

  

   (一)道德与法律义务之辨

  

   对于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一个可能质疑是:包括遵守劳动纪律在内的诸多公民基本义务都具有道德属性,而宪法是法律,不应当规定道德内容。具体而言,道德的内容较为模糊,而法律必须具备明确性;道德不但约束行为,而且约束思想,而法律只是行为规范;道德问题往往引发重大社会争论,而法律不宜介入,否则容易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根据制宪时的设想,现行宪法上的公民基本义务不仅在内容上与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文明高度相关,而且以提高个人觉悟为主要实施方式,这都表明公民基本义务确实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但是,宪法制定者也认为,公民基本义务的法律属性与道德属性可以共存,并非绝对互斥,[xliv]而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演进过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道德的内容虽然模糊,但是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作出至少部分的澄清。作为宪法规范,“遵守劳动纪律”的语义是不完整的:何谓遵守?纪律由何人制定和执行?纪律包含哪些内容?这些问题都无法从字面上获得答案。而从《纲要》到《条例》,再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致力于补全遵守劳动纪律的语义结构,建立起可操作的劳动纪律规则体系,使得遵守劳动纪律成为公民可以切实履行的宪法和法律义务。事实上,所谓模糊与清晰是相对的概念,而模糊性也不仅存在于道德规范;法律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宪法更是以语义高度抽象模糊而区别于普通法律。如果以内容模糊为由拒绝宪法的介入,恐怕有因噎废食之嫌。

  

   其次,宪法和法律虽然不直接约束思想,但是能够通过约束行为来间接地塑造思想。在劳动纪律的问题上,宪法虽然不可能直接改造公民的想法,将国家、企业与个人利益一致性的觉悟植入公民的脑海之中,但是可以强制公民接受国家的劳动纪律教育,目前正在开展的劳动教育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接受劳动教育”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题中之义。至少在现行宪法实施初期,国家认为劳动纪律教育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xlv]可见通过宪法和法律来间接约束思想并非不切实际。

  

   最后,宪法和法律并非一律不宜介入道德争议。诚然,道德争议往往撕裂社会,又难分对错,如果宪法和法律贸然在争议中“选边站”,不仅可能加剧社会对立,而且可能会被视作偏袒,引发对于宪法和法律公正性的质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的时候,强调要避免卷入道德性的“文化战争”,这被认为是司法节制的表现。[xlvi]但是,宪法和法律也能够为道德之争确立是非标准和提供解决途径,从而缓和乃至解决争端,进而提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劳动纪律问题上,随着国家、企业与个人利益的分化,劳资双方围绕劳动纪律的争议愈演愈烈;而法律的及时介入改变了遵守劳动纪律的含义,为公民服从纪律的要求设定了条件,重新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利益,使得减少和解决劳动纪律争议成为可能。面对道德争议,宪法究竟选择“无为”还是“有为”,取决于对介入时机和介入能力的判断,而不能一概要求“无为”。

  

   (二)公法与私法关系之辨

  

   对于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另一个可能质疑是:公民基本义务所涉及的劳动纪律等问题,规范对象往往是劳资关系之类私人关系,属于私法的调整范畴,作为公法的宪法不宜介入。与前一质疑相关的是,有学者把道德区分为公德和私德,认为宪法至多可以与公德相结合,而私德必须留给社会自治。[xlvii]这种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并且将宪法局限在公法范围之内的观点,不仅与现行宪法的原旨和实践不符,也缺乏比较法上的支撑。

  

   首先,现行宪法并没有将宪法的调整对象限制在公法性质的关系。相反,现行宪法上的诸多愿景都是对私人关系的塑造。例如,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48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49条),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第49条)。为了实现这些愿景,宪法将“各企业事业组织”(序言最后一段)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第5条)都纳入履行宪法的义务主体之中,而不区分其公私属性。可见所谓“宪法是公法”的命题只是学术观点和对域外一些宪法的定性,而与现行宪法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究其根源,现行宪法并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规范,而是旨在完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变革所及的法律关系都是宪法调整的对象,无论其性质是公是私。

  

   其次,现行宪法约束私人关系的设想获得了部门法的实施。例如,宪法一方面建立市场经济,为市场的自主调节和市场主体的私人自治创设了空间;另一方面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为经济法应对市场失灵提供了依据(第15条)。竞争法调整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关系、消费者权益法调整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劳动法调整劳资关系,都是对宪法的实施。又如,《民法典》为了落实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宪法义务,专门规定父母可以向不履行义务的子女索取赡养费(第1067条)。

  

   最后,所谓公法与私法、公法性质关系与私人关系的区分,在政府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时代已经变得模糊。裁判者是否将某一关系界定为私人关系,往往并非完全客观的判断,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75年的民权诸案中认为,宪法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不能约束私人主体;而正如提出异议的哈伦大法官所言,在落实宪法规定时,“铁路公司、酒馆老板和公共娱乐场所的经理都是州的代理人”,最高法院不约束他们是为了限制宪法的实施。到了民权运动时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了推动社会平等,一改从前的做法,竭力扩大宪法的约束范围。如,1948年的标志性案件——“谢莉诉克雷莫”案涉及私人之间的房屋租赁纠纷,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以租赁合同需由州政府保障执行为由,将该纠纷纳入宪法调整。[xlviii]可见,以公私划分为由否定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宪法地位,是缺少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三)权利与义务关系之辨

  

   对于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再一个可能质疑是:公民基本义务可能过度扩张,威胁乃至侵夺基本权利。在近年来个别地方攀比制裁拒服兵役者的做法中,这种威胁不无端倪。[xlix]但是,这种担忧可以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措施加以缓解,其本身并不构成否定公民基本义务正当性的充分理由。

  

   在理论层面,可以否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限制基本义务的扩张。现行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基本权利与义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没有脱离基本权利的义务,也没有脱离基本义务的权利。[l]近年来,学者越来越多地指出,这种统一性并不等于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li]换言之,基本权利的行使并不以基本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即使基本义务的履行有瑕疵,也不能据此剥夺基本权利。例如,即使公民违反了劳动纪律,也不能放任企业去取消休息休假、克扣工资报酬,否则宪法对于休息权(第43条)和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第42条)的保护就过于薄弱。即便以未履行基本义务为由剥夺非基本权利,也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lii]

  

   在实践层面,可以为基本义务设置内在限制,防止其过度扩张。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演进历程表明,正如基本权利可以有内在限制一样,对于基本义务也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等方式加以限缩。正是由于立法和司法机关给遵守劳动纪律设定了劳动纪律必须合理合法的前提,企业滥用劳动纪律制定和执行权的风险才得以缓解,劳资力量重新实现了平衡,和谐劳动关系才成为可能。

  

   结语

  

现行宪法颁布以后,经过近40年的发展演变,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当下含义是:作为劳动者的公民既要遵守由企业制定的、以劳动纪律为内容的、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又要接受国家的劳动教育,养成敬业的价值观念。在经济改革大潮的洗礼下,遵守劳动纪律义务并没有过时或空洞化,而是与时俱进地不断生发出新的内涵。制宪时的设想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初心,但是宪法解释作业不能停留在1982年的原点不动,更不能把中国宪法上的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等同于斯大林宪法上的类似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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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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