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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

更新时间:2007-01-15 01:47:03
作者: 余虹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虚无主义的历史形态主要有自由主义、实在主义、生机主义和毁灭主义。从哲学上看,现代虚无主义的主要类型有政治上的虚无主义、道德论的虚无主义、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宇宙论的虚无主义和生存论的虚无主义。尼采首次描画了虚无主义的面相与实质,并将其根源追溯到它所否定的对象那里,因此,克服虚无主义的根本路径不是回到被它否定的传统那里去,而是要走出它产生的逻辑或摧毁它产生的根源。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仍在形而上学的传统之中,因此未能真正克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将“虚无”与“虚无主义”的问题关联到“存在”、“存在发生”、“存在历史”、“天地人神的游戏”与“命运”来思考,进而将真理、意义与价值思考为“存在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列奥·斯特劳斯将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看作“极端的历史主义”,并认为它是现代虚无主义最精致的样式,它导致了真理、意义与价值的神秘流失或虚无。他认为要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必须去除尼采式的癫狂与海德格尔式的神魅,在清明的古典理性中去寻找真理、意义与价值的恒常基础。

  关键词:虚无主义 生存 真理 价值 意义

  

  福柯一再强调思想的任务是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什么样的历史构成了我们的现在与现在的我们?我们的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历史之中?如何才可能走出我们的历史性现在而成为另一个自己?一句话说,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在?不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将迷失于晦暗不明的现在。

  西方人很早就开始了对自己的历史性现在的反思与叙述。在古希腊有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神话中,现在被定位于黑铁时代。在基督教世界中,现在或被定位为偷食禁果后的堕落时期与被逐出乐园的受罚时期(旧约时代),或被定位为耶稣诞生以后的赎罪与获救时期(新约时代)。在黑格尔那里,现在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中的一个高级阶段,即显现为人的主体精神的时期。在马克思那里,现在是在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冲突及其辨证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没落期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期。在福山那里,现在则是“历史的终结”或自由民主全面胜利的时期。其实,形形色色的现代性反思都可以看作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进行定位描述的方式。

  在诸多有关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的反思中,尼采有关虚无主义的论述是最引人注目、也最为切当的。尼采首次以“虚无主义”来命名我们处身其中的历史性现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1]1887年尼采就明确宣称:“我要讲的是下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正在到来者,即虚无主义的到来,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的到来。甚至这一历史现在就可以讲述了,因为必然性本身已在此起作用了。这一未来在现在就已显示在无数的预兆中了,这一命运在四处发布着它来临的消息,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未来的音乐。”[2]尼采的预言是否应验似乎不用多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已经变得如此普及而且到处弥漫,已经彻底而深深地进入了今天所有人的脑海和心灵,以致不再有任何抗击它的‘前线’;那些认为自己在抗击它的人经常使用的武器就是它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对抗自己。”[3]

  关于“虚无主义”,我们似乎很清楚,因为它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神空气,然而,要我们说出个究竟却不容易。作为一个时代标记的“虚无主义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1、虚无主义是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态度,即对曾有的生存世界之地基(传统信念)的否定。如此“否定”意味着什么?2、虚无主义之虚无指一种缺失地基的世界状况。如此“缺失”意味着什么?3、虚无主义给当代思想界提出了重建生存世界之地基的难题。“重建”如何可能?

  

  一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态度最初是经由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1862)而流行开来的。小说的主人公巴扎罗夫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在小说的“子”辈心目中他是一位英雄。巴扎罗夫的崇拜者阿尔卡狄对父亲说“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无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4]巴扎罗夫本人对阿尔卡狄的伯父说:“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认——我们便否认。”后者问:“否认一切吗?”巴扎罗夫回答:“一切”。阿尔卡狄的父亲说:“您否认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巴扎洛夫回答:“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5]

  “否定既有的一切信念”是虚无主义者最为突出的标志,也是作为虚无主义者的子辈对父辈的基本态度。如此之子辈是“现代人”,因为传统的子辈绝不是父辈的否定者,因此,虚无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虚无主义的现代性绝不是年代学意义上的,即它不只是发生在通常所谓“现代”这一时期的现象,至少我们在希腊“犬儒主义”那里就看到了它的身影。虚无主义的现代性是精神类别上的,即它意味着一种迥然有别于古代的对待现存文明的精神态度,在此意义上,可以将虚无主义者看作极端的反传统主义者,或者政治上的革命者,宗教上的渎神者和哲学上的否定者。

  尽管我们说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不是纯粹年代学意义上的,但它的极端发展与表现却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虚无主义:现代革命的根源》中,美国学者尤金·诺斯就主要以编年史的方式描述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直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西方虚无主义的辨证发展。在诺斯看来,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虚无主义开始在西方历史上扮演中心角色,其表现形态五花八门,但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意向就是对传统的真理信念的否定。据此,他分析了西方虚无主义的主要形态:自由主义、实在主义、生机主义和毁灭主义,并认为这些虚无主义的形态与此前此后的相关思潮有一种辨证关联。“比如,自由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直接派生物;现实主义是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一面;一种生机论先是出现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神秘主义中,后来又出现在浪漫主义中;毁灭性的虚无主义,虽然从没有像在最近这个世纪中那么彻底,但作为对某些极端主义思想家的诱惑也普遍存在于现代。”[6]

  诺斯将自由主义(Liberalism)看作“虚无主义辩证法的第一个阶段”。在诺斯看来,承继人文主义传统而来的自由主义是旧秩序的最后一种形式,尽管它不是公然的虚无主义,但却为后者准备了土壤与空间,因此,它仍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自由主义并不明目张胆地否定绝对真理的信念,甚至还真诚地表示对绝对真理的尊重。“自由主义至少在正式的场合还在谈论‘永恒的真理’、‘信仰’、‘人的尊严’、人的‘高贵的呼唤’或者他的‘不可熄灭的精神’,甚至还在谈论‘基督教文明’;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些词语已没有昔日的意味了,自由主义者不会严肃地对待它们,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些用来唤起情感反应而非理性反应的比喻和语言修饰;这种反应主要是由对这些语词的长久使用所决定的,同时伴随着对一个时代的记忆,在那个时代,这些词语确实具有明确而严肃的意义。”[7]绝对真理的信念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失去了任何实在而当真的内容,它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与怀旧的姿态。以诺斯之见,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决定了它对绝对真理之基础(即上帝信仰)的放弃,而一旦将真理的基础从神转移到人,真理的绝对性就荡然无存了。

  虚无主义辨证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实在主义(Realism)”。诺斯认为自由主义对绝对真理信仰的空虚化以及对真理基础的人本化为实在主义的出场准备了道路。从表面上看,实在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加狂热地宣称自己热爱真理,而事实上,他们比自由主义者更坚决地抛弃了绝对真理,并将真理的基础置于人的感觉经验与科学实证之上。“实在主义”包括各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这种主义认为一切实际上存在的真理(或真实)都是由我们的感官经验或科学提供的,此外别无获得真理或真实的途径,因此,一切传统信念中的超感性的、或不能由感觉和科学实证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他“以为不能在尸体解剖过程中找到人的灵魂,就因此而证明了人的灵魂并不存在……一句话,他只相信一切被人类视为‘高级的’事物(即心灵和精神的事物)都可以还原为低级的或‘基本的’的事物(即物质、感觉和物理性的事物),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相信。”[8]

  诺斯指出自由主义与实在主义导致了一个“颠倒的乌托邦”、即基于人的感觉经验与科学实证对人的生命存在所做的机械性技术规划。在这样的规划中,“所有世俗的问题都将以人的灵魂的奴役为代价而得到解决。”[9]作为对这种规划的抵制,虚无主义辨证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出现了,那就是所谓的“生机主义(Vitalism)”。生机主义以生命存在的个体性与有机性来反对技术规划对人的同一化处理与机械分离,然而,从根本上看,任何形式的生机主义都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将生命的自然存在看作唯一的存在,从而否定了超自然的存在。用诺斯的话来说,生机主义与自然主义一样都否定了基督教的真实或真正的精神存在,只不过,生机主义是更加精致、更加隐蔽的虚无主义罢了,因为他给人以狂热地追求精神的与神秘的事物的印象,但那只是一些伪精神与伪神秘的东西。换句话说,生机主义以伪宗教与伪传统的方式填补了上帝死后的空虚,从而是更有害的虚无主义。

  “生机主义是一种更加高级的实在主义;具有后者对实在所持的那种狭隘观点,同样关心将一切高级的事物还原为最低级的东西,生机主义将实在主义的意图推进了一步。在实在主义力图从下面重建绝对真理的地方,生机主义直面更‘实在的’意识而说明了这个工程的失败,这个意识就是:在下面也没有绝对真理,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原则就是变化本身。实在主义将超自然的还原为自然的,将天启的还原为理性的,将真理还原为客观性。生机主义走得更远,它将一切都还原为主观经验和感觉。一个在实在主义者看来如此坚固的世界,一种在实在主义者看来如此可靠的真实,在生机主义的事物观中都解体了;心灵再没有憩息之地,一切都在运动和行动中被吞噬了。”[10]

  诺斯说在自由主义和实在主义那里,虚无主义还不是太严重和太普遍的疾病,它作为一种哲学关切主要局限于知识精英中,但在生机主义阶段,这种疾病不仅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还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生命崇拜取代了上帝信仰。

  用生命对抗上帝,几乎是现代虚无主义最隐蔽的形式,它的极端表现是赤裸裸的“毁灭性的虚无主义(the Nihilism of Destruction)”,这就是诺斯所谓的虚无主义辨证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诺斯看来,“毁灭一切既有信念”或“杀死上帝”几乎是所有虚无主义者的冲动,只不过对大多数虚无主义者而言,毁灭还只是一个序幕,他们多少还有重建的愿望,而在毁灭性的虚无主义这里毁灭则成了目的本身。“毁灭性的虚无主义(这一称谓)不是一种夸张,确切地说正是它实行了虚无主义最深的目标。在此,虚无主义呈现了它最可怕但也最真实的样式;在此,虚无的面孔抛弃了它的面具,完全赤裸裸地站了出来。”[11]在诺斯看来,用生命对抗上帝,或用生命杀死上帝,并没有带来生命的肯定,而是带来了有史以来生命所面临的最大灾难(比如几次世界大战),生命失去了真正的庇护。

  显然,诺斯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来描画西方现代虚无主义的基本面相与本质的,他把虚无主义的实质揭示为一场反抗并杀死上帝(超自然的真实或绝对真实)的现代战争,并显示了诸面相之间的历史与逻辑的辨证关联。与诺斯不同,另一位美国学者唐纳德·A·科罗斯比(Donald A. Crosby)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虚无主义的基本面相进行了分类勾勒,其论述视野对我们更为深入地观看西方虚无主义有所助益。在《荒诞的幽灵:现代虚无主义的来源与批判》中,科罗斯比将现代虚无主义一分为五:政治上的虚无主义、道德论的虚无主义、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宇宙论的虚无主义和生存论的虚无主义。其中除“政治上的虚无主义”外,其他四者都可以看作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据科罗斯比的考察,“虚无主义”一词的公共使用首先在俄国的政治领域。1855年沙皇亚尼山大二世即位以来俄国出现了一些秘密的革命社团,比如“土地与自由”、“人民意志”、“组织”等等,这些组织的革命者常常自称为“虚无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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