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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世间之“在”——《庄子·人间世》的主题及其内蕴

更新时间:2021-09-02 07:00:12
作者: 杨国荣  

   作者简介: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211期

  

   内容提要: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名言的运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庄子首先关注于名言、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消极作用。“名”和“知”可能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使如何建立合理的交往关系成为需要正视的问题。以“内直外曲”为总的原则,庄子又具体区分了交往过程涉及的三个方面,即:“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并将注重之点更多地指向个体自身的提升。以自我为交往的出发点,涉及对自我本身的理解和涵养。在关于“心斋”的论述中,庄子对此作了具体的考察,与之相涉的是“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人存在于世,同时涉及广义之“用”,在庄子看来,后者可以区分为两类:对他物之“用”与对自身之“用”;对他物或他人无用,对自我则可能有大用。庄子以树喻人,将无用于他人和社会,视为达到人的内在价值的前提,其中既有消极的一面,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对自我的关切。

  

   关键词:人间世/共在/心斋/无用之用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项目编号:19ZDA033);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

  

  

  

   作为人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之域,人世间有治乱等分别。同样,人与人之间的共在也涉及不同的存在之境,其间包含多方面的关系。人内在于人世间的过程,总是需要合理地应对与之相关的问题。在《人间世》中,庄子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考察,其中既关乎人在世的方式,也涉及在世的价值意义。

  

   人存在于世,总是需要与他人打交道,庄子首先从社会所注重的“德”与“名”“知”的角度,对此作了考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①在庄子看来,“名”往往使德性华而不实,“知”则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两者都是对“德”的破坏。与之相应,在交往过程中,注重“名”和“知”往往引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按其现实形态,名言和知识在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往往呈现两重性,一方面,名言是人和人交往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构成了交往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名言也可能成为沟通的障碍:对一些概念、主张、理论的误解或不同理解往往引发意见的分歧、观点的冲突,并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就后者而言,庄子多少有见于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名言、知识可能具有的消极作用。不过,庄子似乎将这一方面过于绝对化,由此认为名言与知识对人的交往仅仅呈现否定的意义。

  

   就名言本身而言,其特点在于具有不确定性。庄子以风喻言,并由此对语言运用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以及名言与交往过程的关系作了考察:“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风波”本指“水因风而起波”②,引申为扩散、远播,“行”在此指语言的传递。在语言的传递过程中,常常得失并存。无论是像风的扩散那样随风而飘荡,还是传递过程中的有得有失,都表现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后面具体地考察了可能影响语言表达和理解的两种情形:一是“忿”,一是“巧”。“忿”属于内在的情感,在庄子看来,这种内在情感往往会影响语言的使用。在日常经验中,确实也可以看到情绪的波动会妨碍语言的正确使用。所谓“巧”则表现为外在的形式,语言总是有形式和内容之别,过分注重外在形式,也会影响到语言的内容的表述。不仅语言的运用受到内在情感与外在形式的影响,而且其他行为也会受到内与外的制约。以动物而言,将死之兽,会狂叫发怒,并生恶念,这种行为源于内在之情。同样,对人过度逼迫,便会引发其敌意,后者也是由外而起。

  

   后面提到“迁令”“劝成”。“迁令”主要是改变既成之令,“劝成”则是通过语言提出要求,二者都不合自然的原则。“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表现为超乎以上作用的方式,其特点在于不再试图用不合自然的形式来改变社会的现状。从语言的运用到行为的展开,人为的因素都呈现消极的意义:语言的不确定,与“忿”和“巧”这种人为作用相关;行为的不适当,则源于“迁令”“劝成”等悖乎自然的方式。从如何履行伦理政治的义务这一角度来看,合于自然、顺乎必然(命)则构成了其主导原则。

  

   “名”和“知”可能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使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成为需要正视的问题,庄子从不同方面对此作了探讨:“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在庄子看来,即使达到德性醇厚,诚信确然,也未必能与人同气相求。虽然“名闻不争”,亦即与世无争,但由此而闻名,也不一定为他人所理解。所谓“达人气”“达人心”,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问题。前面提到了“名”和“知”会导致人与人的分离,“达人气”“达人心”则是从正面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即便德性醇厚、与世无争,也未必能够达到以上目标,这一事实无疑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困难性。

  

   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看,这里首先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即“达人气”“达人心”,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并肯定这种沟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以上论说也指出了政治实践领域的危险性:试图人为地改变该领域的现状,可能会使人面临生命之虞,“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便属劝告暴君以改变某种政治格局,其结果则是可能危及人自身的存在。从道德领域来说,庄子否定说教的方式,反对强行地把某种主张灌输给他人。就具体的语境而言,这里固然涉及君臣之间如何彼此沟通的问题,但从更广的视域看,“达人气”“达人心”并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君臣之间的关系,它在更普遍的层面关乎相互交往和沟通如何可能的问题。

  

   就正面而言,如何与他人(包括君主)交往?庄子通过虚构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对此作了论述:“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讵可乎!’”“端而虚,勉而一”中的“虚”,主要是虚静,“一”则有专一之意。端庄虚静而专一,更多地与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其重点在于自我的态度。庄子笔下的颜回认为,可以通过以上方式与君主打交道。但在孔子看来,这种方式用在这样的人身上恐怕是不行的。这里既涉及自我的涵养,也关乎与他人的交往,颜回的出发点是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做到虚静而专一,以此作为前提来改变他人。孔子则认为这样并不会有成效,这种方式也许可以使自我在精神上达到比较完美的境地,但却无法影响和改变他人,因为自我的涵养和改造他人并不是一回事。

  

   庄子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所表达的以上看法显然不同于儒家的实际思想。众所周知,儒家肯定人的德性和人格具有道德感化的力量,可以对他人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庄子这里似乎更多地将道德修养视为自我的事,其功能主要体现于个体本身,难以影响他人,在与他人交往之时,自己即便做得再好,也不一定对他人产生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讨论的“虚”和“一”,同时为庄子所说的“心斋”埋下了伏笔。

  

   后文庄子进一步借颜回之口,提出了“内直外曲”的问题,并由此考察了交往过程中的多样方式:“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内直”也就是遵循自然的原则,“外曲”则是合乎社会的规范。在庄子看来,一方面坚持自然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对现实加以适应,而非完全对抗社会和现实,如此,才不失为明智之举。通常所谓“内方外圆”,也属类似的处世原则,其特点在于既坚持原则性,同时又灵活地适应现实,努力在两者之间形成某种平衡。

  

   “内直外曲”是总的原则,在以上论述中,庄子又具体将其分为三个方面,即:“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所谓“与天为徒”,直接的意思是以自然为同类、与自然合一,从庄子前后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核心在于坚持自然的原则。此处所说的“与古为徒”一方面以古人之说为自己思想的依据,另一个方面则是借古而讽今。合起来,即自己提出的主张要基于古人之说,同时,又借古人的观念来反讽现实。“与人为徒”意味着在交往的过程中,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形成一定的联系,而这一过程又需要合乎一般的社会规范与准则。这一意义上的“与人为徒”可以联系前面所提到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它表明:在处世过程中以自然为原则并不是完全与社会相对立,对社会的一般原则与规范仍须尊重。要而言之,“与天为徒”以遵循自然原则为指向,“与人为徒”表现为对社会规范和社会原则的依照,“与古为徒”则更多地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

  

   针对颜回提出的以上几种方式,包括“内直”“外曲”等,庄子笔下的孔子作了回应:“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此处之“大”即“太”,其中涉及对多重性、多方面性的批评,前面提到处世的多重方式,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一种原则,而是以不同的态度和方式来应对,孔子认为这是过于多样化了,属不通达。尽管这些方式也许无大失,但其作用不过如此,难以真正变革对象,可以归入“师心自用”之列。在庄子那里,所谓“心”,常常与个体的成见联系在一起,并与普遍之“道”或“道”的智慧相对。“师心”既意味着主要限于观念之域,也表现为仅仅从个人的主观成见出发而偏离“道”的智慧。和前面提到的“虚”“一”相近,“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也主要呈现为个人自我调节、安身立命的原则,欲以此去影响他人,在庄子看来是不会有明显作用的。可以注意到,庄子对通过交往过程以改造他人、影响他人,持怀疑的态度:个人固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某种境界,但试图以此来影响他人,则未必见效。

  

以自我为交往的出发点,涉及对自我本身的理解和涵养。在关于“心斋”的论述中,庄子对此作了具体的考察:“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首先肯定了“一志”,其含义即志有定向或意志专一,它构成了“心斋”的前提。进一步,则是超越所谓“听之以耳”,走向“听之以心”。“听之以耳”是一种隐喻的说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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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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