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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及其历史意蕴

更新时间:2021-09-02 06:57:37
作者: 何中华 (进入专栏)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16)实体或主体一开始是作为“单一的东西”确立起来的,这种混沌未分的规定之“单一性”,只有作为绝对的规定才是可能的。由此可见,辩证法的出发点就是绝对的主体性。它决定了“辩证法的本性——就是说它自己决定自己”(17)。因此,它开辟的是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18)。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说: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19)。

  

   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想固然源自斯宾诺莎,但又是对其实体说的改造和超越。黑格尔甚至说,“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20)。关于实体,斯宾诺莎指出:“实体(substantia),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21)。在斯宾诺莎看来,“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而且这个实体是绝对无限的”(22)。而且正因此“实体”才是自因的。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自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essentia)即包含存在(existentia),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23)。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自因这个概念就是真正的无限性。”(24)而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也就是“绝对”。他说:“这个体系的实体,是一个实体,一个不可分离的总体;没有一个规定性不是包含并消解于这个绝对物之中。”(25)

  

   由此可见,实践本身的这种能动性是绝对的能动性。我们可以溯及黑格尔对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范畴的改造,即绝对主体性的确立;但马克思彻底摈弃了其“醉醺醺的思辨”之“原罪”,把它建立在比心与物二分之出现更为源始的基础上。黑格尔说:“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26)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实体具有自足性,它是按照“自己构成自己”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因此才是能动的;再者,它又是绝对的。可以说,实体正是通过能动的自我建构而把自身证成为主体。这个主体不仅是能动的,而且是自足的,因为它是通过“建立自身的运动”展开并完成的,因而又是绝对的。正因此,黑格尔强调指出:“主观性(又译主体性,即德文 ,下同——引者注)一词并不仅限于指那与客观实质或事情(Sache)对立的坏的有限的主观性而言。反之,真正讲来,主观性是内在于客观事情的,因此这种意义的无限的主观性,就是客观事情本身的真理。”(27)黑格尔在此甄别了相对意义上的主体性和绝对意义上的主体性。他在确立其哲学的根基时所谓的主体或主体性,乃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成立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说的“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8),这个“主体方面”,即是绝对的主体性之含义。马克思批评说:“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29)马克思不满意于黑格尔的这种“颠倒”,而是把“现实主体”作为主词确立起来,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但“主体”的绝对性却被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是哲学建构的内在需要。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体”,就是在绝对主体性的意义上成立并使用的,它构成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的基础。

  

   在绝对主体性的意义上,实践本身就构成能动原则的界限。从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出发,也可以说实践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作为一个哲学原则,实践的界限的意义就在于它构成唯物与唯心“过犹不及”的判准或尺度。而且,按马克思的观点,唯物与唯心及其对立得以消解的真实基础,也隐含在实践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30)。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31)套用维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我的实践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不是唯我论,而是为了确立绝对意义上的主体而必须先行地确立的原初基础。正是通过这一原初基础的奠基,马克思一方面批评了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黑格尔,如前面所引证过的那句话:“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2);另一方面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费尔巴哈,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33)。显然,无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还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自然界”,都是离开了实践及其建构的人的存在的自然界,因而对于人来说便是“无”。在这里,实践之界限的意义至为明显。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身的本质只有通过人的“积极实现其存在”的过程才能被“在”出来。离开了人的积极的存在这一“能动的原则”,人也就无法实现或证成他的本质(34)。因此,马克思说:“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5)。这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只有作为人的能动建构的活动之产物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但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只能作为“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36)

  

   一切非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宿命的。因为它仅仅受制于因果必然性的支配,是“本质先于实存”的。由原因到结果的展开,不过是从潜在到显在的过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它仍然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37)这也就是说,它是“是其所是”的。与此不同,人的存在则是积极的、超越性的。在人的存在结构中,从始态到终态乃是由无到有的展开,因此,其结果总是大于原因,这意味着结果中总是包含着原因中所没有的规定,从而是“实存先于本质”的,在此意义上,它是“发明”性的,而非“发现”性的。这正是人的存在的创造性所在。这样一种存在方式,是不能用知性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来规范和把握的。这也正是何以把“人”设想为“物”去加以研究必将陷入误区的一个根本原因。人的存在是“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的。这是人本学意义上的时间性同物理学意义上的历时性之本质分野所在。

  

   因此,作为超越性的存在,人同动物式的宿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人固然有其宿命的一面,就像马克思谈到的生产力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无法任意选择,而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但同其他的一切动物相比,人除了宿命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的一面。人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打破他所属的那个物种所赋予人的生物学限制的动物。而这决不是抽象地实现的,而是有其具体内容的,它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唯一能够“犯错误”的动物,这恰恰是创造性的代价。人类的一切文化的积累,虽然都是以守成的形式呈现的,却是积淀并凝结着既往创造的成果。人的能动性的根本表现就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超验性,即通过感性活动对现存经验世界的不断突破和超越。

  

   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是由人的活动能动地建构起来的。这一思想源自黑格尔,因为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8);而“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39),正是在劳动对人的存在的能动建构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就像马尔库塞说的:“作为人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创造’其自身存在的自由主体。”(40)人的最具有前提意义的创造性,就在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是生成性的,而不是预成的。生成性意味着真正的时间性的来临,即历史地存在。赫尔德明确提出,“人的能动力量是历史的起源”(41)。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更深刻地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无非就是人通过实践来实现的能动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能动原则具有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

  

   三、“实践”范畴构成“能动原则”的原初基础

  

   梅林写道:马克思面临的使命在于,“把黑格尔的全部革命化的辩证法从观念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来”(43)。雅斯贝尔斯也说过:“这两个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从他们所认为的核心里引申出一切现象来”;而他们的“差别只在于,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发展的核心是他所说的‘理念’,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与动物不同的、以有计划的劳动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人的生存方式”。(44)但雅斯贝尔斯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却不能成立。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只涉及了内容,因为他并没有放弃黑格尔以辩证概念来构造现实世界的方法”(45)。其实,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无根”的,因为它试图以绝对精神为基础。马克思把辩证法奠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因而实践对于辩证法来说不再是一个外在的规定,而是内在基础。实践是主语,辩证法不过是实践的谓词,而非相反。因此,雅斯贝尔斯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仅仅涉及内容而无关乎形式的说法,并不确切。毋宁说,辩证法是植根于实践的“内形式”,而非外在的形式。其实,黑格尔本人就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46)。在本真性的意义上,辩证法是无法同实践相剥离的;一旦剥离开来,而与绝对精神相联系,就沦为虚妄的形式了。这正是马克思不满意于黑格尔哲学的地方。为此,马克思真正完成了把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改造成实践辩证法的思想史任务。

  

   黑格尔说:“绝对的实体是真的东西,但还不是完全真的东西;还必须把它了解成自身活动的、活生生的,并从而把它规定为精神”;不然的话,“那就达不到任何发展、任何精神性、能动性了”。(47)黑格尔把这种“实体”的“能动性”诉诸“精神”,而马克思则诉诸“实践”。这正是他们在哲学原初基础上的根本分野和本质区别。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就是为了从中拯救出“能动性”,并把它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从而使其获得真实性。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只有通过回到实践,才能找到“能动原则”的真正基础。诚如海尔布隆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从这种古希腊语义上的辩证质疑过程继承下来的是一种对知识自身的‘能动主义’态度”(48)。但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能动主义”不再囿于狭隘的知识论范畴,而是变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实践建构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换言之,只有在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对历史的能动建构的过程中,它才获得其本质的和典型的意义。伯林认为,在黑格尔看来,“关于斗争和矛盾的观点准确地表达出了解释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动态原则”(49)。其实,这一点只是到了马克思那里才具有真实性。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终极决定作用,妨碍了其辩证法的真实的“历史感”。海尔布隆纳指出,在马克思语境中,“矛盾的观念可以让我们洞察社会中的存在与变化——也就是说,洞察历史”(50)。这种洞察力的获得,说到底乃是因为辩证法通过实践而真正回归到了历史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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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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