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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

更新时间:2021-09-02 06:07:53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摘 要:本文是对建立中国社会理论基础的一个尝试性探索。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在处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时难以深入,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认识,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瓶颈。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家庭理论入手,以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为切入点,深入讨论父子关系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解。本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一体的思想源于“一本”的社会意识,即以父母为本而非以天为本或以神为本,这在中国传统的祭礼中有明显体现。“一体”是指“父子一体”“母子一体”,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在中国经典文本中有突出表现,本文对与此相关的儒家典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阐释。“一本”和“一体”的社会意识构成了以“孝”为本的社会伦理体系,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相互呼应。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孝并非一种私德,而是一种具有基础作用的“公德”,孝是众德之本,一个真正的孝子也会是一个忠臣。“孝”背后的一本和一体意识也是我们理解差序格局概念以及当今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论基础。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取决于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转型。

  

  

   当前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面对艰巨的理论建设任务,表现为各种关于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和中国话语等主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更多来自于经验研究的压力。经验研究发现的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机制难以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入、贴切的理解和解释,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产生的“水土”有异。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其问题意识、立言宗旨来自于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革,带有较为强烈的个体化、理性化的理论预设。在这类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在总体上被看作传统和非现代的,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关系”仍然起支配性的作用。在以“关系”为主的社会中,既缺乏具有独立权利和责任意识的个体,也缺乏连接个体成为“团体”的公共规则和制度,中国社会遂被看作既无真正独立个体又无真正共同团体的“一盘散沙”的社会。这些“散沙”靠“关系”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而这些联系又被看作满足个人欲望的自私狭隘、攀附结党的工具。这是站在西方社会理论的立场上很容易形成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主导着中国当代社会的研究。在社会学对产权、抗争等主题的研究中,“关系”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如“关系产权”“关系控制”等,都是从中国现实的水土中生长出来的本土概念。但这类概念普遍带有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预设,很难构成中国社会理论话语体系的主干。具体而言,这些概念背后大多都有一个“理想”的标准,即“产权”“控制”本身就应该是基于个体权利和公共表达的产物,前面加上“关系”二字,虽然是对社会事实的客观描述,却隐含了从理论出发的批判态度。从社会学的历史来看,对“关系”的研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系”的污名化过程,这个过程除了将西方社会理论作为“关系”的基本预设之外,还将“关系”理解为破坏个体独立和公共规则的“找关系”“搞关系”,把“关系”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割裂开来,无视“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的结构性作用。即便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关系”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将其作为解释中国社会何以保守和落后的影响因素而进行批判。

  

   “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叫作“伦”或“人伦”,“伦有二义”,指“类别”与“关系”,“关系”背后的行动原则叫作“伦理”(潘光旦,[1948]2000)。人伦是社会结构之本,伦理则是价值观念之本,梁漱溟(2005)将中国社会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因此,如果要深入讨论“关系”的本质,就要讨论其基本的性质与预设,而这些基本的性质和预设应该基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形态。这是本文试图做出的努力,也是为“关系”正名的第一步。

  

   人有五种主要的伦,分别为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在这五种关系中,前三种都是家庭关系,后两种乃至其他如师徒、东伙、同乡、同年等,都被看作家庭关系的延伸。在这些家庭关系中,父子之伦又是我们认识“关系”性质的核心和“底色”,本文的分析即从“家”开始。

  

  

   “垂直”的社会结构

  

   “家”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重要性。有社会学家说,要想认识中国社会而不认识中国的家庭,就好比要一个人进屋里来却先把门关上(潘光旦,[1947]2000)。家庭之所以在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是因为家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古人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家是国和天下的“本”,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连接都是以家庭的连接为根本。所谓“本”,就是指人们在家中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家中的各种关系会“蔓延”至家庭以外,成为我们理解整个社会的底色。这与西方社会以“个体”为本位,以“团体”为形式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别。

  

   自民国时期以来,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反思逐步由表及里,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层面。梁启超首先指出中国人缺乏“公德”,并以倡公德、倡“新民”作为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之本。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国家观念、平等精神和法治精神,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私”。之所以形成这种“私”病,是因为中国人缺少“集团生活”而主要依赖家庭生活。西方人的社会以各种职业、政治、宗教团体为主要形式,团体之间界限分明,团体内部公共责任和个体权利也是界限分明,这一方面塑造了公共观念和平等精神,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个体的独立意识。中国人则是以家庭为主,工作、生活都是为了家庭,家庭成为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西方人的节庆活动主要以朋友聚会为主,虽然经常在家里举办,但参加人员远不只家庭成员。而中国人的节庆日都以家庭团聚为主,有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参加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么,与团体生活相比,家庭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又是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私”?

  

   中国人的家,最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既无团体,又无个人,只有“关系”。所谓“无团体”,是说中国人的家没有明确的界限。中国人说“家”或“家人”,并不是以户口本为准,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范围。下班的时候“回家”和过年“回家”,为家人“挣钱”和向家人“借钱”,这里所说的“家”和“家人”都不一样。在有些情况下,家的范围可以扩得很大,所谓“一表三千里”,甚至有些和自己没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人也被看作“家里人”。如果没有固定的范围和明确的界限,家的“公共领域”就很难形成,人的“公共责任”也就难以界定。所谓“无个人”,是说中国人的家庭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及个体权利。虽然在理论或法律上可以给出明确的家庭成员及其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在实践中却常常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所谓“难断”,是指难以使纠纷双方心服口服,判定后难以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谓“只有‘关系’”,是说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主要是在处理各种“关系”。由于“无团体”“无个人”,所以这些关系表现为如费孝通([1948]2009)所说的水波纹式的“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层层叠叠地向外扩散。最核心的是父子、夫妻、兄弟关系,再往外有祖孙、婆媳、伯叔,乃至侄、甥,以及堂、表等种种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人们虽然不会形成明确的个体意识和团体意识,却会具有强烈的“关系”意识,即依据各种各样的关系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这背后当然也有权利和责任,但关系不同,其附带的权利和责任就会发生改变,比如,父亲对儿子的责任与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完全不同,所以,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在家庭内就是多重和不断变化的,这与两个概念在西方社会的含义很不相同。具体而言,权利和责任本来的含义是基于个体或者人的基本权利,虽然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权利和责任,构成角色规范和角色期待,但各种社会角色的规范和期待背后存在一个“公约数”,即作为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责任。而在中国,在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家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公约数”。如果父亲被视为不“慈”或者儿子被视为不“孝”,他就失去了在家中的基本尊重,也不被认为还有其他的权利和责任。这种关系取向的意识,虽然也会使中国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在西方个体/团体的视角下却会被看作“私”,是将自己对“关系”的责任置于普遍、基本的个体/公共责任之上。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人们对于普遍、基本的个体/公共责任并不明确,也缺乏一些基本的共识。

  

   通过讨论中国人的家而得出中国人“私”的结论,只是要解释中国为什么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公”是落后的,却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秘密。一个历史悠久、稳定广大的社会如何能建立在“私”的基础上?如果作为中国人生命核心的家庭生活使中国人“私”,那么家庭以外的社会何以可能?正如韩非子最早所指出的,“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韩非子·五蠹》),一个人如果是个孝子,他就会因为父亲而背叛君主;一个君主的忠臣,非常可能是个不孝的儿子。孝子慈父真的会对家以外的社会结构起到瓦解的作用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入手。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家庭的首要功能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成员,要为社会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问题。要完成这种“社会继替”的功能,需要夫妇双方组成家庭来展开双系的抚育工作(费孝通,[1946]2009)。所谓“合格”的社会成员,是指家庭不但需要生产、养成社会的成员,还需要将基本的社会文化“传递”给这些新的社会成员,实现“社会”在个体生老病死中的不断绵续。这样的社会继替,类似于一种亲代和子代间的“接力”,家庭中的许多安排和制度都是为了这种“接力”而形成的。这种“接力”的功能是家庭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皆是如此。费孝通指出,西方家庭以这种“接力模式”为基本形式,但中国的家庭在亲代对子代的“接力”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功能,即子代对亲代的赡养功能。费孝通([1983]2009)将这种“亲代抚育子代,子代又赡养亲代”的模式叫作“反馈模式”,“接力模式”的西方家庭“不存在子女对父母赡养这一义务”。

  

“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继替”的方式,是两种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在接力模式中,父母养育子女是在尽一种社会责任,虽然在生育时没有征得子女的同意,却需要通过结婚的方式组成家庭来征得“社会”的同意。抚育既非与子女的契约,亦非对子女的恩情。子女长大成人后投身社会,以独立个体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的成员来为社会尽责,就是对父母抚育之恩的回报。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父母和家庭只是子女成长的凭借和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得以不断继替的“制度”。个人在成长中形成的人格会在社会团体,以及与社会的不断冲突中变得独立而成熟。在反馈模式中,父母组成家庭和生育后代却不被看作一种社会责任,而是一种“家”的责任,是为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结婚、生育是为了尊祖敬宗,而尊祖敬宗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子女抚育好。所以,家庭不是子女成长的凭借和手段,子女成长反而成为尊祖敬宗和家族绵续的凭借和手段。在个人、家庭、社会三者的关系中,个人以家庭为目的,社会可以理解为家庭的扩大或扩大了的家庭,这被有些学者称为“家庭本位”(冯友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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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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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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