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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更新时间:2021-09-01 16:29:49
作者: 茅海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关键词:康有为 光绪帝 戊戌变法 懋勤殿 《杰士上书汇录》

  

   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是谁?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自然是康有为。

   但是,显示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证据却出现了问题。其一是康的《戊戌奏稿》已被黄彰健与孔祥吉判明作伪,是康在戊戌之后十多年(即辛亥革命前夕)的作品。其二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所写的回忆录《我史》也被证明为不很可靠的史料,须小心使用。梁启超所写的《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之词。光绪帝并没有对康“言听计从”,处处遵循。康有为当时的官职是工部候补主事(正六品),光绪帝仅召见其一次,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康未就任),后派他去上海办理《时务官报》。这么一位低级官员又是如何充当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也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对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表示怀疑,认定戊戌变法最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帝,康有为的作用被过度夸大。

   但是,当时人的看法却不相同。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追究变法责任,几乎所有人的指向都归“罪”于两人:一是光绪帝,一是康有为,同时认定光绪帝被康有为所蒙蔽。

   笔者在上面使用了两个“但是”,说明问题之发生。前一个“但是”指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有问题,这已被证实了;后一个“但是”,虽有官僚集团高层力图在整体上摆脱“罪名”,并有为光绪帝讳言之嫌,而关键之点却又不言自明:需要说明并证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的关系。

   本文因此产生。笔者再次整理与考察现有可靠史料,重建史实,以能回答下述问题:一、康有为影响(或称“蒙蔽”)光绪帝的方法、渠道是什么?二、光绪帝对康有为的认可程度如何?采用了多少康的建策?三、光绪帝是否想重用康有为,以改变政治体制?

   一、最初的接触

   1888年,康有为以荫监生的身份参加顺天府乡试。这是他第二次进京。在京期间,他结交沈曾植、曾纪泽、黄绍箕、屠仁守、盛昱、王懿荣等京官;并上书翁同龢、徐桐、潘祖荫、祁世长等高官。他在此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上书光绪帝(即所谓“上清帝第一书”)。他作为一名荫监生,并无渠道上书皇帝,故试图通过国子监或都察院代奏。盛昱是国子监祭酒,翁同龢为管理监事大臣,祁世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康与他们联络,多为上奏之事。而潘祖荫、徐桐为政坛高官兼士林领袖,康与他们联络亦有接近上层之意。“上清帝第一书”的主要内容是:清朝此时内忧外患而不自知,应下罪己诏,及时图治。他提出的三策分别是“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国子监与都察院都未同意代递,但翁同龢觉得颇有价值且私录其主要内容。

   除了“上清帝第一书”之外,康有为还代御史屠仁守等人起草奏折。现能找到的有5篇:《请醇亲王归政折》《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原折》《请开清江浦铁路议》《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折》。在自己上书未达的情况下,代拟奏折似乎给他另一种上书言事的新思路;他也在代拟的奏折中夹带自己的思想。这些都是康有为主动接近光绪帝的举动,光绪帝本人则对此一无所知。

   1894年3月,已中举人的康有为第三次来北京,参加会试未中,6月回乡。8月4日,给事中余联沅上奏称:

   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

   光绪帝发给两广总督李翰章寄信谕旨,措辞严厉:

   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畔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原片着钞给阅看。

   此时军机处由孙毓汶把持,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光绪帝对该谕旨印象并不深刻。经康有为、梁启超奔波后,两广总督李瀚章仅命将该书“自行销毁”而不了了之。

   1895年3月,康有为第四次来北京,参加会试。5月6日,新贡士发榜,康有为中第5名。5月10日参加新贡士复试,中三等第4名;15日参加殿试,19日传胪,中二甲第46名进士;22日参加朝考,中二等第102名。6月2日,参加新进士引见,以主事“分部学习”,后分发工部。康有为并没有正式去就职。

   就在此次会试期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条约各款极为苛刻。消息传出,各省公车(应试举人)纷纷上书,要求拒和再战。5月1日至3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南城松筠庵组织了规模最大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签名者达602人,因听闻和约已签,未递交都察院。5月29日,康有为递交“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即“上清帝第三书”)至都察院。6月3日,都察院代递至光绪帝。这是光绪帝第一次收到康有为的条陈。此后,康又撰“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以图自强呈”(即“上清帝第四书”),交都察院代递,都察院以康已分部而拒绝;再交工部代递,工部亦拒之。

   光绪帝收到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后,曾下令抄录一份,7月19日将该上书与其他8件折片下发各省将军督抚讨论,谕旨称: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着抄给阅看。

   这是甲午战后清朝高层进行的改革大讨论。除康有为“第三书”外,还有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军机章京陈炽、南书房翰林张百熙、委散秩大臣信恪、御史易俊、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吏部尚书徐桐等人折片共计9件。值得注意的是,上谕中“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之语,与康有为上书中“窃谓经此创深痛巨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朝野上下,震动愤发……今议成将弥月矣,进士从礼官来,窃见上下熙熙,苟幸无事,具文粉饰,复庆太平……”之语,文词有相似之处。军机大臣拟旨时,很可能采用之。

   这一时期,光绪帝虽与康有为有了初步的接触,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对康有为还没有太深的印象。

   还需说明的是,康有为的4次上书,后在上海刊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二、弭兵会与“上清帝第六书”

   1897年11月,康有为再次来到北京。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此次来京的目的是给港澳商人办理巴西劳工之事。

   康有为刚到北京,正好发生德国强占胶州湾(青岛)事件,俄、英、法、日随后亦乘机提出侵略要求。康向工部递交“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上清帝第五书”),工部未代奏。与此同时,康与御史杨深秀、宋伯鲁、陈其璋、王鹏运等人交往甚密,并为他们代写奏章。因国际形势紧张,军机大臣翁同龢于12月11日亲往宣外南海会馆康有为住处,两人私下相商。次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一折两片,其附片二是保举康有为参加“弭兵会”,称言:

   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著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

   光绪帝下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根据这一谕旨,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荣禄约见康有为,康“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几天后,康有为向总理衙门递交“外衅危迫急宜及时发愤开制度新政局呈”(即“上清帝第六书”),要求代奏。至3月11日,总理衙门拖了近一个半月才将该条陈上奏,光绪帝下旨:“总理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首先是“三事”:一是“大誓群臣”;二是“开制度局”;三是“设待诏所”。所谓“大誓群臣”,即“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诏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为一项庄重的仪式。所谓“开制度局”,即“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即建立一个最高政治决策机构。所谓“设待诏所”,即“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与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即开通下情上达的渠道。“三事”之外,康要求在中央设立十二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又要求在地方每一道设新政局,每一县设民政局。而在所有建策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局”,设在宫中,每天与皇帝见面,商量一切政务。康有为试图通过掌控这个机构来主持朝廷的变法。

   对于康有为的这些改革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们是不同意的。他们奉到光绪帝“妥议具奏”的谕旨后,拖了113天,于7月2日上奏了“遵旨议复康有为条陈折”,全面驳回康的提议,仅在铁路和矿务两局问题上作了让步,企图蒙混过关。光绪帝收到的当日,没有表态,仅下旨“暂存”。两天后,7月4日,光绪帝发下一道极为独特的交片谕旨: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月十四日(7月2日)贵衙门议复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

   在光绪帝亲政的5年中,将议复奏折全盘推倒重来的情况前所未有,后来也没有发生过。总理衙门奉到如此严旨,仍不敢也不能允准康有为的提议,9天后(7月13日)再次上奏,称康有为条陈“均系变易内政,非仅条陈外交可比。事关重要,相应请旨,特派王、大臣,会同臣衙门议奏,以期妥慎之处,出自圣裁。”总理衙门想将责任推出去,以避计穷力竭之窘境。光绪帝朱批:“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光绪帝的朱批有着明显的倾向性,“空言搪塞”是对7月2日总理衙门议复奏折的直接批评,也是对军机处、总理衙门的警告。张之洞的“坐京”(在京办事者)杨锐在密信中称:“康有为条陈……交总署议,驳,再下枢、译两府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云。”

“上意在必行”一句,说明了光绪帝的态度;“都下大为哗扰云”一句,又说明了包括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在内的京官们的集体态度。8月1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再次议复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进行了迂回式的对抗,形成了四道明发谕旨、两道交片谕旨和一道电谕:康提议的“制度局”,变成了定期召见翰、詹、科道官员;康提议的“待诏所”,则部分开放司员士民上书;康提议的“十二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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