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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国栋:中西歧异:再审终极问题

更新时间:2021-09-01 10:42:25
作者: 廖国栋  

  

   一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了些什么,他说:终极问题可以解决,而且,“解决”是人类理智的最终胜利。那时候的霍金热情洋溢,陶醉在奥秘的掌握里。很多年过去了,与霍金一同兴奋的人们却得到这样的消息,他放弃对终极理论的寻求。“我们不是能从宇宙之外观察宇宙的天使”,理由也简单,听起来却刺耳。霍金和相信他的人何时成了“天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天使?

   霍金在西方思想界作为一标识,让我们认出几千年来西方人运思的轨迹。没有中断,不过在人和神之间闪烁不定。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如今科学家对神学家的尊重较过去为多,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运思之在西方,始终一迷途而已。爱因斯坦,这个科学的象征性人物,当记者询问是否有上帝时,他的回答是不要问我这个问题。问题何以让爱因斯坦为难?他拿不准。

   迷途羔羊!爱因斯坦或霍金不过一迷途羔羊罢了。

   二

   《圣经》说人只能看见上帝的背影。西方人从古至今的运思拖长了这“背影”,命定埋没在其中。

   一切努力均告多余,如托马斯晚年所言,他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对他来说毫无价值。西方人学聪明了,最聪明者莫过于维特根斯坦:“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不可言说”。

   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搞明白的就是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这下好了,他应该清爽。维特根斯坦没理由让人费解。然而他为什么一会指出形而上学都是胡说八道,一会又表示对历史上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肃然起敬呢?他摇摆于说与不说之间,作为人的处境之无奈完全暴露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维特根斯坦把问题对人的逼迫推向极致。他认为人若确实能够提出问题来,就会有答案。这是什么意思?问题不是一直让他揪心吗?怎么到头来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在问题面前,维特根斯坦之难堪让人印象深刻。闷罐,试着想象一闷罐,他就住在里头。

   其实,就西方的思想传统而言,人都住在闷罐里,能打开这闷罐的只有上帝。

   三

   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很有看头,对思的肯定连同对人的肯定。但此种肯定注定无法完成。《思想者》虽然痛苦但自信,少了点惶惑。“惶惑”很重要,它表明人不可能找到终极问题的答案。西方思想的大传统在于承认人无知,这传统的延续虽然出现过叛离,譬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等,终究因其没有撬动问题而归于浅薄。《圣经》说得明白不过:看见我的人不能存活。人终其一生无缘亲睹上帝,即是人无知。西方人从来都乐于谈论人的无知,只是到了后来,脑袋发昏才把这事忘了。当然,有些人没忘。“但澄明从何而来,何以有澄明?在这有中什么在说话?”,海德格尔如是说。海德格尔毕生运思 ,目的只有一个:恢复对上帝的信仰。要恢复信仰其实简单——只需问题,海德格尔找到的也就是问题。

   苏格拉底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注意,这是神说的。

   四

   《庄子》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 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中国人也讲无知,但此“无知”不是彼“无知。彼无知有一个高于人的知,在他那有答案。此无知昭告的是人向外或在外求知会误入歧途,亦即所得“浅矣”。中国人早就知道不可站在宇宙之外求知,亦即“外矣”则“浅矣”。从这样的视角看西方人,他们的孜孜以求真乃糊涂。人的思胡搅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便在预料之中了。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高于人的知,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溜出宇宙之外。“内矣”则“深矣”,从此可进入中国思想之核心。“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司马承祯如是说。不知就是让人放弃思,因为宇宙之存在与人类认识无关。上帝的知打杀人的思。人不思,上帝连出场的份儿都没有。《易经》说:天下何思何虑!

   五

   中国思想有一个谜,中国人从来不受终极问题的困扰。

   为什么会有?老子说:有生于无。有学者称,这等于没有回答终极问题。没有回答还是无意于回答?何以不回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有答案:道生万物。什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万物自己如此!所谓无中生有,最后的答案就在这里。

   《易经》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坤为万物的本原。乾坤不在万物之外,可以具体为天地、男女、日夜等等。追溯万物的本原,而在万物之内,即回到自身。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句便为:无极而太极。无极,也就是无。“无”,打断了人的思。藉此“打断”,中国人的思始终被定位在存在之内。

   在存在之内,问题无法提出。

   中国人回避终极问题,这种看法很流行。实际上,没有回避,只是问题消失了。

   探求万物的本原,为什么中国人讲“自本自根”,而西方人讲“被造”?因为后者带着问题去思,前者之思却起自问题消失之后。

   六

   维特根斯坦徘徊于说与不可说之间,他的不可说是说的失败,而说暴露的是不可说之痛。维特根斯坦很惨,作为哲学家的他远不如神学家幸福。当然,其“惨”,正好为神学铺路。

   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了,中国人就是清爽!“非乐不足以语君子”,程子如是说。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不错,但深层原因却不是他说的那些,而是中国人之思不受问题的侵害。张子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若有问题,则不得说“不能”,而“不得已而然”,也就是自己如此。因为没有问题,中国人心灵澄澈。

   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它消失了,在西方,却如梗在喉。结果,由问题导出的本原很不一样,一者在内,一者在外。只有触及问题,才可懂得天道与上帝是不可比的。中国人讲“天生万物”或“道生万物”,一个“生”字,说的是本原与万物如母子般不可分。西方人讲上帝创造世界,“创造”,有一个从无到有的时刻,以此时刻划界,本原与世界判然有别。不可比就是这样凸显出来的:中国人之思消解于无,西方人之思越过无不肯止息。

   问题,把西方人带到上帝面前。

   问题消失,中国人回归自身。

   象维特根斯坦那种尴尬,不会出现在中国哲人身上,因为中国的智慧让问题消散无余。

   七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子罕言性与天道”,孔子的弟子如是说。不可说或少说,在此,似乎找到了中西思想共通之处。但与前面谈到“此‘无知’不是彼‘无知’”一样,此“不可说”亦非彼“不可说”。彼不可说是想说却说不出来或说不到底,此不可说不再有意于说。当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以他的知见,当已透识一切。而耶酥,那个自称上帝之子的人,谈到其父时却极尽谦卑,甚或诚惶诚恐。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区别?问题在而无答案,人何其失魂落魄!问题消失,人无须向外祈求,又何其悠游自在!孔子的见道之言可谓从容不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道流行,就在眼前。其实孔子也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就在人之所见中,说为赘说。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说难免隔靴搔痒。玩味一下奥古斯丁的这句话吧,“信,就是信你所未见的,信的回报,就是看见你所愿见的”。走到生命的尽头,人依旧一无所见,只得靠信来维持期盼。期盼什么呢?上帝!这个问题答案的最终掌握者。

   有学者把老子和海德格尔捆在一起做研究时,兴奋地发现后者是前者的异域知音,真是谬之千里了。海德格尔说得再清楚不过,“还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海德格尔认为真理自遮蔽,又自敞开。敞开即澄明。海德格尔见道而又与之隔了一层,即他终有一问,露出了西方人的本色。老子叫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当然没有此问。

   敞开而在其中,这是中国人。

   置身于外,钻入闷罐,这是西方人。

   八

   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救渡”一说,因为中国人从不受困于问题。《易经》,为儒道两家所尊奉。这部经典,其对世界的解释是自圆的,没有人之思夹杂在里头。它模拟宇宙生化,得其要领进而顺从之。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就是此意。易之六十四卦皆由乾坤两卦推衍而来,对这样一个系统,中国人没有异议。“异议”指拒斥或不接受。人何以不接受这个世界?理由只有一个:问题。此世界对人来说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大的方面讲,意味着宇宙之存在在人只得被动接受,小的方面讲,人之生死非人所能决定。不幸!人因其不幸而需要救渡。救渡来自上帝。异议,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举足轻重。为什么西方人必得有另一个世界,方可减缓存在之沉重,对准了问题,就一点也不难理解。

   对海德格尔所说“人在大地诗意地栖居”,很多人颇为欣赏。试问有多少人透识此种“诗意”的创伤?对海德格尔来说,栖居只是暂居。他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其墓碑上方那颗星星最能表明其心迹。事实上,海德格尔到死都没搞清楚存在是怎么回事。

   别样的诗意在中国,这种“诗意”洋溢于天地万物间,无须他者介入。

   九

   对准问题,看看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怎么说:“你从虚空中创造了近乎虚空的、未具形质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创造了世界。”再看看汉代儒者在《易纬·乾凿度》中怎么说:“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 一者创造,一者生,是否已看得分明?这未具形质的物质或气,前者是造出来的,而后者,在太易与太初之间,即“未见气”与“气之始”之间没有他者介入,实为自生。中西思想之歧异,如果忽略了问题之有无,不管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问题,是人之思,西方思想传统因此而打上人的烙印。与之相反,中国思想传统了无人的痕迹。

   什么是自然?只有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领悟。

   十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一个“损”字,就是要把人之思清除干净。惟独如此,才能还道之本然。对道之本然,庄子领会至深:“南海之帝为脩,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脩与忽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脩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道无为而人有意,浑沌的死因就在于人之思。

   对道,这一存在的根本,若存有一丝一毫的人意,便无法领受。中国思想的源头是没有人的因素的。这是说,对存在为何,人必须保持无所作为。

   不以人之思干涉存在,中国思想做到了这点。

   西方人不懂自然为何。在其思想传统里,上帝就是自然。而这个“自然”,却是人之思的产物。

   没有问题,被造意识就不会产生。没有问题,纯粹之思就是存在本身。

   十一

   西方人的被造意识,除了从无到有的被造,还有这“有”的被安排。宇宙秩序何以如此井然?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了一切,将从何解释?上帝“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圣经》如是说。在西方人看来,上帝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万有之精妙都是由他创设的。

中国人也赞叹宇宙之神奇。但神则神矣,却非有意为之。《易经》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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