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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靖野:集市的人类学研究:理论、民族志、批评

更新时间:2021-09-01 07:34:21
作者: 宋靖野  

   【内容提要】 集市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也是人类学的经典议题。本文考察西方人类学集市研究的三种主流范式。其中,经济学范式分析集市上的交易行为和制度过程,旨在厘清集市制度与市场规则之间的概念边界。地理学范式通过对集市分布模式和联结机制的考察,力图超越地方主义和文化孤岛的方法论局限。符号学范式则以集市上信息的流通、符号的挪用与意义的生成为视点,深描出集市的文化图式与精神气质。三种范式不仅深入关照了集市的不同侧面,也反映出人类学集市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根基与流变。

   【关键词】 集市,市场,经济制度,时空模型,文化体系

  

   作为一项经典的人类学议题,集市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早在民国时期,费孝通、杨庆堃、施坚雅等学者就对中国农村集市进行了开拓性研究。①晚近以来,国内集市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整体而言,研究者对同一时期国外优秀作品的借鉴与回应还不充分,针对西方人类学集市理论的系统性评介也不多见。②因此,本文将以民族志为线索,梳理20世纪西方人类学集市研究中的三种主流范式;基于对经济学范式、地理学范式和符号学范式的比较,本文也将探讨西方人类学集市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转变及其对当代中国研究者的启示。

  

   一、内部视角:集市作为一种经济制度

  

   现代人类学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可以直接追溯到它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库拉贸易正是经济人类学的第一个民族志案例。然而众所周知,马林诺夫斯基其实并未将库拉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经济现象,相反,他认为库拉仅仅是一个“让两种毫无意义、无甚用处的物品不停转手”的仪式性交换体系,③是一种“非经济”的交换现象。尽管弗斯(Raymond Firth)后来解释说,马林诺夫斯基的本意可能是要说明初民社会中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经济”本身是被“社会性”地激发或催生的,不可否认的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对经济活动的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一种经济的“消极主义”。④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弗斯和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进一步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论域。他们不仅通过对经济学理论的跨文化运用扭转了马林诺夫斯基对初民经济的“非经济”看法,同时,更让“经济”本身成为了继宗教、亲属、法律等古典心智主义论域之后,又一个体面的人类学议题。⑤在两人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援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初民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流动与交换现象。而早期的人类学集市研究也自然地采取了此种日后被称为“形式主义”的理论风格。在彼时的研究者看来,集市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原始形态和不发达形式:基于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厂商之间的竞争以及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同样是集市经济运作的基本原理。

   例如,在初版于1953年的《便士资本主义》这部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主义集市民族志中,塔克斯(Sol Tax)通过对危地马拉帕那加撤尔(Panalschel)集市的田野调查,详尽呈现了当地的环境、技术和经济生活面貌。在塔克斯笔下,帕那加撤尔完全成为一个微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没有机器,没有工厂,没有合作社或公司。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企业,他们拼命为自己工作。这里的货币仅仅以非常小的面额流通,这里的贸易不超过人们用肩膀所能扛起的数量;这里有自由的企业家、非个人化的集市交易与竞争——这些都是农村经济的肌理。”⑥

   实际上,在塔克斯的著作中,帕那加撤尔的集市贸易不仅与资本主义社会无异,而且他还进一步将其视作后者的一个理想类型,即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广为人知的完全竞争市场。在塔克斯看来,帕那加撤尔集市经济的四个特征使之完美地契合于完全竞争模型:其一,它是原子化的,因为“买者和卖者都势单力薄(他们都没有能力影响市场)并且彼此之间相互独立”;⑦其二,它是开放的,因为集市几乎没有准入门槛,也不排斥任何特殊群体的进入;其三,它是自由的,几乎不受国家和其他经济部门的直接干预;其四,它是以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塔克斯特别强调,尽管大多数当地人并不识字,因而看上去并不具备书面簿记和理性合算的能力;但是,集市上的交易主体不仅对成本与收益有着精确的认知,而且他们对从交易中赚取利润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即便在当地经济中没有任何公司组织,但我发现实在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这里的印第安人(和雷帝诺人)——这些为我所熟知的人们更有商业精神的人群了。”⑧

   不同于《便士资本主义》的民族志方法,形式主义学派的另一部代表作《墨西哥瓦哈卡州的农民交易体系》则是一部典型的区域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尔斯(Ralph Beals)带领一个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为骨干的研究团队,对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地区的集市体系展开了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在综合大量证据后,比尔斯认为,瓦哈卡的集市同现代市场有着类似的性质和功能,即二者都旨在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传统的集市体系显然是作为在一个区域内……促使物质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的手段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它们,那么消费者将要花费无休止的时间去搜寻那些他们所需货物的供应者。集市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面对面遭遇众多同类商品生产者,以及在同一地点找到他所需所有种类商品的机会。同时,集市也为生产者提供了一个在一时一地即可遇见众多消费者——其中没有一个会购买他的全部商品——的机会。”⑨

   不过,经济人类学中“马林诺夫斯基的幽灵”很快又重新降临。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将定价市场视为一种现代制度,从而重新确认了前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性质——他认为这些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普遍遵循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11而在被广泛视作“实质主义”宣言的《经济——有制度的过程》一文中,12波兰尼进一步区分了“经济”的两种含义。在他看来,“实质”的经济即现实的生计和物质生产活动,而“形式”的经济则是指理性选择和对稀缺资源的市场配置。“‘经济的’两个根本含义——实质的和形式的——没有任何共同点。后者源于逻辑,前者源于事实……一种是精神规律,另一种是自然规律……只有经济的实质意义才能产生社会科学……形式经济学与人类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偶然的,在定价市场体制之外,经济分析作为探究经济运行的方法丧失了其大部分的实用性。”13也就是说,形式经济学从定义上和适用范围上理应局限在由市场定价所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前工业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则应被放回到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之中进行制度性分析,而非遵循对这些社会而言尚未知晓的市场原则和经济逻辑。

   受到波兰尼理论的影响,许多人类学家开始采用实质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初民经济。在实质主义学派的集市研究中,由博汉南(Paul Bohannan)和达恩顿(George Dalton)主编的《非洲的市场》无疑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在该书的导言部分,两位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想研究非洲市场,我们必须首先区分集市和市场:集市乃是一群销售者和购买者相会的具体地点,而市场则是指交易不论地点为何,始终遵循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般规律”。14接着,他们根据集市制度和市场规则分别发挥作用的程度将非洲社会分为三种类型:无市场社会、边缘市场社会和市场型社会。简单来说,无市场社会是那些既没有集市,经济生活也从不按市场规则进行组织的社会;边缘市场社会是指那些集市制度已经存在,但市场规则仅仅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有限作用的社会;市场型社会则是指那些市场规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价格机制支配着绝大多数物质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且,我们在这些社会中通常也能发现完备的集市网络。

   不过,在做出上述区分后,两位编者并没有停留在类型学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颇有深意的论点,即一个社会中集市越发达,市场就越边缘。“分析至此,我们似乎遭遇了一个悖论:集市存在的那些经济体中,市场规则仅仅发挥着边缘性作用……市场规则越普及,支配越深,集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就越低。”15实际上,作为实质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将市场机制和逐利动机相对化和边缘化正是《非洲的市场》一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尽管前工业化的非洲社会已经知晓许多种类的集市——它们常常有着无可辩驳的政治、社会乃至宗教上的重要性,但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整合机制比起来仍然处于边缘位置”。16

   同样源于波兰尼,实质主义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概念“嵌入性”往往将集市研究引向对其所处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的细致分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赞同经济的嵌入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接受实质主义的立场,因为“实质主义对于初民社会和经济的概念化方式,与同一时期主导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范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7不难发现,实质主义和功能主义都注重制度和系统层面的整合分析,而反对将个体及其理性选择视为基本分析单位;同时,二者都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即反对将现代社会理论中的一般性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分析前现代社会。这些都极易造成二者的混淆。例如,在著名的《努尔人》一书中,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就曾写道:“努尔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由于这些关系主要是一种家庭的或亲属性的秩序,因此它们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18显然,埃文斯-普理查德仅仅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而非一个实质主义论者。

   功能主义同实质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众所周知,他晚年移居美国后,其研究兴趣很快便聚焦于墨西哥瓦哈卡的乡村集市。19在他看来,集市的运作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生计方式、劳动分工和物质福利,同时集市更通过执行诸如行政、税收、司法、再分配等多种功能而一举将分散的聚落和族群整合进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瓦哈卡的案例中,他一改早年研究库拉时所秉持的经济消极主义立场,主动承认了集市的经济学本质:“我们的最终结论便是集市在当地人的概念和观点中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一种经济机制(economic mechanism)。”20可以说,马林诺夫斯基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开创了实质主义的论域,却最终走回了形式主义的原点。

   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尽管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间的争论远比我们通常所知的那种二元对立模式更为复杂,但囿于一些近乎是逻辑上的二律背反,这场争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的结果。而且,由于双方的论战过于抽象化、技术化,以至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论战结束后便再也无人问津。21不过,经济人类学“大争论”时代的学术遗产近年来又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一些针对大都会中发达集市的研究旨在表明,抽象的市场规则与有形的集市场所并非是对立的,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集市同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22再如,一些检讨波兰尼理论的学者也指出,波兰尼在市场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之间所做的截然二分,事实上长期妨碍了人类学家就前工业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市场交换现象做出更为积极的理论诠释。而且,晚近以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对波兰尼所谓“自律市场”的观念做出了重大修正,尤其是明确了企业制度和政府治理在现代市场运作中的不可或缺性。换言之,资本主义市场不论在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同样是嵌入社会的。既然嵌入乃是一种普世现象,那么它的分析效力便需要重新评估。23

  

   二、外部视角:集市作为一种时空模型

  

尽管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争在20世纪60年代初主导了人类学集市研究的理论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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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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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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