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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克:主题与变奏: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更新时间:2021-09-01 07:20:02
作者: 蒙克  
企业间的技术知识的分享和转移是通过专利买卖和技术人才的快速流动,而不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研发来实现的。最后,在公司内部结构领域,经理层集中了全部的公司决策权,这种决策权来源于高度依赖资本而必须具备的灵活性与快速性。经理层的决策则通过自上而下和令行禁止的科层体制来实现。同时,这一决策过程不依赖和受制于公司董事会之外任何行为者(例如工会)。

   另一套逻辑是协作型市场经济,其代表经济体包括德国以及很多西欧大陆的经济体,例如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北欧三国。德国企业主要的资金渠道是银行,一旦企业欠债,银行就会成为企业的股东之一。如果银行是企业董事会的主要成员,企业投资人可以便利地获取关于该企业经营运行的内部知识,对证券市场上的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些知识是无法轻易获知的。因此,银行就规避了外部投资者因为受到外部干扰或情绪波动而轻易抛售证券的撤资方式(所谓“用脚投票”)。相反,银行能基于此类内部知识,准确有效地评估企业发展形势,并通过在董事会的发言权影响企业决策。相应地,银行对企业的融资是一种“长线资本”(patient capital),也就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支持,不会仅仅关注企业短期的市场收益表现。“长线资本”有利于避免由于紧跟波动的资本市场带来的负担。德国的企业也因为这种长期的融资方式得以专注于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把主要精力聚焦于企业特长,提供在全行业有独特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在此逻辑下,就应该培养具备专用型技能(firm-specific or industry-specific skills)的劳动力,使其能够满足具体企业或某一行业的特定需求。然而,培养具备专用型技能的工人也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工人,由于其职业技能只对口某类具体产业,再就业范围必然狭窄,失业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于企业,专业性技能培训成本巨大,同时会面临技术工人被其他企业挖走的风险。面临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在劳资关系领域配备强势的工会。首先,由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works council)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关注工人的薪酬待遇并限制资方裁员的自由,以此来保证工人权利和降低工人失业风险;其次,产业工会与产业商会通过谈判,将本产业每一等级技术工人的待遇进行详细规定,这种机制就大大降低同行的企业通过高薪抢走技术工人的可能性。产业层面的企业协会在企业间关系领域也作用明显,企业协会具备对该行业的内部运行的全面知识,可以在此基础上方便有效地订立行业标准,制订职业培训内容,提供资格认证,促进企业间的合作研发和发现有发展潜力的技术领域并游说政府提供研究资助等活动。德国各企业间的交叉持股(cross-shareholding)就是企业间保持长期合作的手段。最后,德国公司的内部结构与美国模式的严格科层制体系大不相同。相反,董事会(特别是作为投资人的银行)和强势工会能对经理层决策产生制衡,公司决策所反映的,不仅是管理层单方面的权威,更是公司内部各利益相关方在协商后建立的共识(consensus building)。⑧

   上文对自由型市场经济和协作型市场经济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从五个领域展现了两种市场经济的制度区别。这其中体现相互呼应、互相补充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重要基石——“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⑨“制度互补性”的内涵为通过得当搭配不同领域的制度,达到提高经济体效率的目的。例如,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如果公司具有高度资本化和证券化的治理模式,与之相匹配的是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而在以银行资本为主的融资模式下,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工会参与和严格管制的劳资关系。综上,自由型市场经济和协作型市场经济体现了两种体系,目标是为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而实现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对企业的行为领域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安排上,资本主义多样性范式都大大扩展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而在本文所关注的产业政策领域,资本主义多样性也能提供后发优势理论所无法做出的解释。的确,在格申克龙的学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区别仅仅被归结为在企业融资上是依赖自由市场还是银行,这无法推导出关于这些国家在产业政策上有何差异的假说。然而,资本主义多样性从企业融资上的制度差别(公司治理主要是依靠自由市场还是银行)出发,基于制度互补性的观点,认为公司治理领域中制度安排的差异会引致其他领域的制度区别,而正是这些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产业政策上的不同。在这一理论看来,与自由型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产业政策在协作型市场经济国家中会占有更大比重。这是因为在协作型市场经济国家,对应于其偏重银行的公司融资制度安排,在劳资关系和企业间关系两个领域出现了势力强大的工会和商会。一方面,这些强大的经济组织是在政治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行为者,能够促使政府推行其所在行业需要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这些组织本身也是贯彻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度渠道。这种产业政策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推动力在自由型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政策在协作型市场经济国家享有更高的政策优先级。⑩

  

   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三位一体”论

  

   如果说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细化了格申克龙范式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那么细化该范式中赶超经济体制度安排的则是林毅夫等人提出的“三位一体”论。与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相同,“三位一体”论的关切点也是在资本稀缺条件下工业化的经济制度应如何安排。但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类似,“三位一体”论也秉承了制度互补性的思想,从而深化了格申克龙关于资本极度稀缺将导致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的观点,更详细地阐述了在国家强制力塑造下的多项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加强。

   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个领域的制度安排需要相互支持,从而服务于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重工业优先增长这一发展战略。虽然这一理论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提出的,重点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设计,但根据其论述,“无论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发展战略的选择,宏观政策环境的推行,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建立,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11。

   这些国家之所以会形成相似的“三位一体”式的制度安排,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农业经济仍是国民经济主体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农业经济为主体意味着商品市场经济不发达,尚未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稀缺程度远甚于19世纪中叶后货币经济较为发达,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本的法国和德国,因此国民经济处于一种资本极度稀缺的状态。这种资源禀赋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出于各种原因12所选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产生了矛盾。这是因为重工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初始资本投入规模巨大,需要引进昂贵的外国技术,并且建设周期很长。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利率高(资金昂贵),外汇昂贵,同时技术工人短缺,其工资高企。这些都加剧了本就昂贵的重工业的发展成本。因此,重工业企业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不具备内生能力,如果依赖市场或银行配置资源,在二者追求利润的动机之下,稀缺的资本永远不可能配置到成本和风险极高、投资回收极其缓慢的重工业上。于是,这时候只能由国家出面,利用强制手段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三位一体”论和格申克龙是一致的。

   然而“三位一体”比格申克龙更进一步的是,它指出了国家如何通过不同领域间的制度设计和配合来实现工业化目标。具体而言,要解决资本极度稀缺的资源禀赋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二者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借助行政力量做三件事。首先,在宏观政策上,必须降低重工业的发展成本,手段就是通过宏观政策扭曲价格,人为压低重工业各种投入品的价格,包括资金、外汇、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因此,宏观政策环境的特征就是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以及低价的农产品、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低利率和低汇率直接压低了资金的价格和引进技术、设备的价格,低工资控制了劳动力投入的价格,而为了保障领取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生活水平,其所需的农产品、生活必需品,以及服务的价格也要相应被降低。

   其次,上述的价格扭曲政策,人为造成了短缺,在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一定无法维持,因此在资源配置制度上必须取消市场,转而推行由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调配资源的指令经济。于是,对应于扭曲不同价格的宏观政策,一系列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被建立,包括国有的银行体系、外贸外汇统制体系、物资管理体制、劳动力计划分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负责各项生产投入品和消费品的计划调拨,确保其能够被安排到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产业上。

   最后,为了实现这种计划调拨的资源配置制度,国家需要在微观经营机制上获得基本生产单位(也就是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计划指令在企业层面的贯彻和执行,并确保企业的利润被投入指定的生产活动中(而不是被用于福利发放和消费)。因此,微观经营机制领域的制度安排,在城市部门表现为原有私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的转变(例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的以国有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部门则是集体化农业(如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建立。

   总而言之,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和配合,旨在利用国家力量压低重工业的发展成本,从而服务于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这种体现了赶超经济体的制度互补性的“三位一体”设计,较好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使其所在国在短期内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但代价就是产业结构的失衡、创新和劳动激励的不足。林毅夫等人的著作主要用中国案例论述了这一逻辑(见图1),但就如前文所述,这套逻辑适用于所有在资本极度稀缺的农业经济体中发展重工业的国家。

   那么在“三位一体”论看来,赶超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是什么样的?根据这一理论,赶超经济体的整个制度设计,都源于一项由国家选定的产业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追求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将更依赖产业政策。在这一点上,“三位一体”论与格申克龙范式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格申克龙范式仅提及国家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的工业化中会扮演重要角色,而“三位一体”论则从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国家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丰富了赶超经济的产业政策的内涵。在其看来,赶超经济体的产业政策绝不仅仅是选定某个优先发展的产业那么简单,它还涉及从宏观政策环境,到资源配置体制,直至微观经营机制的全方位的制度设计和互补。国家需要控制的不仅仅是资本一项(格申克龙范式唯一强调的就是资本),更包括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等一切关乎工业化发展的生产要素。因此,如果格申克龙范式告诉我们赶超经济体的产业政策会在量上多于发达经济体(例如用政府支出来衡量产业政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程度),那么“三位一体”论则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在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换言之,赶超经济体的产业政策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要强于发达国家,这是“三位一体”理论在产业政策议题上最重要的观点。

这一观点对我们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这两类经济体的产业政策存在质的不同,那么单纯在数量(如政府支出)上对产业政策进行比较就可能有偏差。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产业政策并不会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数据上体现出来,例如利用行政权力人为地压低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这些明显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的价格扭曲政策,不会像其他以国家补贴或税收减免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产业政策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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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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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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