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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晖临 粟后发: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

更新时间:2021-09-01 07:05:53
作者: 卢晖临   粟后发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论其摧毁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论拔根的城市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论文简要讨论了中国曾经尝试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论文的主体以湖南浏阳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基层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论文指出,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还是走向拔根的城镇化,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有迈向扎根的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以及集体制度及其遗产)。珍惜这一独特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均衡教育资源,就能规避西方的拔根的城镇化模式,让扎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

   【关键词】 扎根的城镇化,拔根的城镇化,社会形态

  

   一、前言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孟德拉斯,2010:3)。半个世纪前,当享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做出这一判断时,中国农民正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之下,一方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自身却被整体屏蔽于工业文明之外。这一状况直到四十年前推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改变:全球最大规模的农民群体,因应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变化,不断地走出村庄,成为城市中操纵机器的工业劳动力。今天,历经四十年的发展,这一从农村走出进入工业文明中心地带的被我们称作“农民工”的群体,已经壮大到将近3亿人的规模。

   在西方现代化历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同步发生的,或者说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随着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非农部门就业,他们也就迁移到城市定居生活,成为城市人口。但是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城市接纳农民工时,只是将他们视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工业劳动力,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等集体消费的提供都不在考虑之列。而农民工自身,大多也只是将这份工作看作改善农村生计的途径。对于走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因为缺乏在其工作地长久居留的机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如果说工业化导致的二元经济制造了农村对于农民的推力和城市对于农民的拉力的话,那么户籍制度产生了反向的推拉效果。对于远离家乡进入特大城市和沿海相对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哪怕是已经在务工地长期稳定地就业,还是会持续不断地感受到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

   如此规模庞大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接力式地参与到工业化和城镇建设中,自身却无法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非农劳动力的主体,与其父兄辈相比,这些接受过更高教育,受到城市文化更多影响的年轻人不再将回到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成为再也无法拖延的任务。也正是在2000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户籍改革的力度,从逐渐放宽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到全面削减绝大多数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更于2016年将1亿农民工的市民化明确为“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任务。严重滞后的城镇化不仅让农民工这一群体自身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也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诸多失衡问题。目前,推动农民工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的共识。不管是在吸纳劳动力的城市(除了一些特大城市外)还是在原籍地的中小城市,国家都在极力破除进城落户的限制,为农民工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务,鼓励农民进城。也就是说,在实现人的城镇化方式上,“市民化”成为目标和解决方案。然而,在社会各界对于“市民化”的热烈讨论中,西方的城市化经验和模式成为一个潜在的参照标准,中国从制度层面的城镇化阻滞,到大力倡导人口城镇化,似乎不过是一个从“歧路”向“正途”的回归。而对于作为“正途”典范的西方城市化经验,学界仍然缺乏足够充分的反思,因而也就事实上压缩了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的空间。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论其摧毁乡村(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论拔根的城镇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本文简要讨论了中国曾经尝试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最后,本文以湖南浏阳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

  

   二、西方城市化的“拔根”过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西方“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体两面。经过长时段的城市化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到国家总人口的75%以上,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90%。①更重要的是,西方城市化不仅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造就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城市社会。回顾西方城市化之路,可为我们思考和探索中国城镇化提供借鉴。

   从城乡的角度看城市化,西方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市崛起、乡村衰亡的道路,亦可概括为“拔根的城市化”,而其动力正是来自资本主义运行机制。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有两方面的运作特征:其一,是围绕盈利取向的工业企业及其制度性要素,其二,是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即视追求财富本身为人生的最大价值(韦伯,2006,转引自毛丹,2010)。资本主义所期待的制度设置和精神要素,在各种细节上都与村庄的运行传统、结构、制度处在不同轨道上,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对村庄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否决性的冲击(毛丹,2010)。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瓦解村落共同体的内在动力和过程。首先,只有将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市场机制才得以适合工业生产(波兰尼,2007:6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将传统的社会制度基础摧毁——从农民手中剥离土地;将农民从农户和村落共同体中分离,变成自由劳动力个体——最终使得工业生产的每一个要素都形成一个市场,而且每个市场相互勾连,最后形成一个总体市场(one big market)。波兰尼指出,这个过程是将劳动与生活中其他活动相分离,受市场规律支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以往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遭到毁灭,代之以一种原子化的个体主义组织。而此破坏首先依赖于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契约关系将其他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人忠诚并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波兰尼, 2007:140)。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繁华城市的同时,也在摧毁村庄的社会纽带。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也指出,工业社会将劳动力视为财富的源泉,为此它摧毁土地、人类劳动和财富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土地上的自耕农“无事可做”,从而成为现成的“劳动力”的容器。并且,为了达到对劳动力的高效利用,未来的劳动者必须首先被改造成“大众”:消除所有旧的共同支持的习惯的环境,分解共同体的模式设定和角色设定的力量(鲍曼,2003:29)。韦伯、波兰尼和鲍曼共同提示了一条线索:市场力量在农村的冲击焦点是村落共同体和农户家庭,目的是把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全部纳入作为价格形成系统的市场,同时,使劳动力脱离家庭和乡村有两个目的:为资本主义生产廉价商品,成为廉价劳动力本身(Brass, 2005,转引自毛丹,2010)。

   在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席卷下,乡村的原有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破坏殆尽。此过程的另一面是传统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转变。不过,此转变不只体现在职业上,也逐渐深入到人的文化心理层面。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托马斯(William Thomas)等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从波兰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求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即人们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进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也就是说,乡村移民进入城市后,原有人际关系解组,不断个人化,被城市生活席卷而失去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中(Kearney, 1986)。

   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绝不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局)的聚合体(帕克等,1987:1),而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心理状态、文化类型。在帕克(Robert E. Park)等人笔下,城市有以下特征: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具有亲密性的邻里解体;劳动分工使得原来基于家族纽带、地方情感的社会组织,以及基于文化、种姓团体、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日益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新型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次级关系取代首属关系,从而也导致基于首属关系的道德控制被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取代(帕克,1987:1-47)。沃思(Wirth, 1938)进一步将城市社会的特征和状态概括为一种“城市性”(urbanism):首先,人口众多导致个体的变异性,进而带来亲密关系的相对匮乏以及以匿名性、表面性、短暂性和关联性为特征的人际关系的片断化;接着,人口密集又带来个体的多样化与特殊化,进而产生近距离的身体接触与远距离的社会关系的重合、强烈的反差、正式社会控制的支配,以及对冲突的强调等;最后,人口的异质性趋向于破坏刚性的社会结构并产生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不稳定性,身处其中的个体依附于各种相互交叉却没有关联的社会团体,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连根拔起的城市化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早在经典社会学时期,“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社会后果就已成为西方社会学反思批判的主题。最经典的莫过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讨论。在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理论中,“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这一对划分古今的经典范畴,呈现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心态、情感关系、结合样式、组织结构,以及整体秩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共同体”是在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友谊等本质意志之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最典型的形式是家、村庄、庄园,在这种结合的关系中,即使有相互阻碍、相互否定的行为发生,占主导的还是相互肯定、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的亲密行为(滕尼斯,2019:67-90)。而“社会”是由充分理性化了的现代人组成:每个个体都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彼此之间划分了严格的行动区域和权力领域的界限;每个个人都追求着自身的利益,在达成协定和契约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潜在的敌对状态(滕尼斯,2019:129-162)。在“社会”里,原有的“共同体”形式都被夷平,出现一个总体性的商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共同体中人们的自然联系,如亲属关系、友谊关系等淡化甚至被舍弃,交换关系和契约关系成为人们最普遍的联结方式。滕尼斯将“共同体”摆到“社会”的对立面,并非空虚地怀古,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转型背后人情疏离、人人为敌的困境(张巍卓,2016)。换言之,滕尼斯看到快速现代化带来的危机:传统的社会纽带丧失,抽象的个人主义兴起,生活高度私人化,每个人成为只关心自己生活的孤独的个体。齐美尔(Georg Simmel)更是从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展开了反思。他指出,都市和现代城市通常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栖身之地,由于货币交易只关心交换价值,城市里的人形成了对待人和事物的纯粹客观的态度,从而对一切独特的东西都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带来的社会孤立和联系纽带的缺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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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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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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