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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 赵健池:民本贤能政体与大众政治心理:以政治信任为例

更新时间:2021-09-01 07:03:18
作者: 王正绪   赵健池  

   【内容提要】 中、西方在政体基础价值上的固有差异衍生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大众政治心理认识论体系。“政治信任”作为原生于美国的政治心理概念,是建立在多元的政治选择模式、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个人化的利益表达方式等三方面带有强烈西方自由民主色彩的制度逻辑和价值预设之上的。基于对中国经典政治哲学著作的量化文本分析,本文发现并证实了中国民本贤能主义政体对政权组织方式、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民众政治态度的设定与委托-代理式的信任关系相比存在巨大差异,并展现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信”与西方政治心理研究中的“政治信任”在内涵上的重大差别。因此,“政治信任”概念无法直接、笼统地应用于中国大众政治心理研究,就民众对于抽象政治权威的态度而言,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研究需要寻找其他更加有效的概念。

   【关键词】 政治信任,意识形态 ,认识论,民本贤能,自由民主

  

   一、引言

  

   政体的基础性价值是影响公众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对政体内社会科学概念体系的形成产生显著的影响。实证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需要避免将在其他的政治基础价值体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概念与理论,直接应用到中国的研究中。实证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政治信任——就面对这样的现状。近年来,国内从事问卷数据、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同事,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或自变量,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源于美国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研究的“政治信任”概念,其构建和使用一直受到其原生认识论环境的巨大影响。国内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呈现对西方话语、概念、理论、叙事的机械性再生产的特征。学者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政体建设的基本价值体系,与产生政治信任这一概念的现代西方基本政治价值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本文将政治信任研究回溯到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最原初的认识论层次,亦即对政体的基本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进行辨析。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基础价值体系相比西方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中国的政治理论体系中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定义与解释,与西方政治学领域形成的政治信任的定义与解释,将呈现巨大的差异。如果能够实证地发现这种差异,则可以证明在西方基础政治价值体系影响下产生的政治信任概念,无法直接应用于对其他制度文化环境中的公众政治心理的研究中。本文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基础价值体系称为民本贤能主义,而将指导和塑造西方政治实践以及影响西方政治学认识论基础的价值体系称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一个理解中西方民众政治信任差异的理论框架,并对此进行实证的检验。

   本文首先对现有的政治信任概念与理论体系加以分析,呈现“政治信任”与自由民主政体基础价值体系的联结。随后,通过分析民本贤能政体的政治理论,发现民本贤能主义政体对政治实践中有关民众政治态度和涉及“信”的规定,并呈现其与西方现有的政治信任概念理论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两个可供实证验证的理论性假设,然后通过量化文本分析,对理论假设加以验证。我们发现,民本贤能主义思想所认可的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明显不同于“政治信任”的概念与理论逻辑。从存在论的意义上看,中国公众对高层政治法统和对基层行政权力的态度是分裂的,因而现有的在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体系与政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政治信任概念无法直接地应用在对中国公众的政治心理与态度的研究中。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对如何结合本土思想文化资源重新发现和定义政治心理的概念进行了探讨。

  

   二、政治信任概念的自由民主理论特征

  

   “政治信任”起初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中,用来考察选举风向的一个工具指标。①美国学者诺里斯(Pippa Norris)的《批判性公民:民主政府的全球支持状况》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况。②从更大范围来说,从阿尔蒙德和维巴(Almond & Verba)开创实证的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北美和西欧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均是在探讨何种文化有利于西方模式的政治体制——“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与运作。③在自由民主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环境中,政治信任这个概念是在对政治支持的理论建设中提出来的。④进而言之,公民对政府的“支持”与“信任”的概念是建立在公民(选民)与政府互动的选举政治的逻辑之上的。在这种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或选民,对于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形成信任的逻辑前提是,政治生活中存在可以因不信任而更换代理人的可能性。⑤因此,政治信任成为衡量政府所获得的支持度或正当性的指标。由于选举制度的功能在于更替不合格的政府,所以从根本上讲,选举制度的运行本身需要以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不信任作为基础,并且需要为可能存在的不信任提供表达的渠道。⑥民众通过定期的投票程序选择竞选人并授权后者组建政府,既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也是对政府信用进行风险评估和态度反馈。⑦如果当局随后的表现满足了民众的需求,民众便以“信任”的情感和话语方式来表达对这种满足的肯定,反之则以“不信任”来表达不满和更换领导人的诉求。⑧

   由此观之,政治信任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若干价值要求——譬如重视个体民众的偏好和诉求,鼓励个体民众表达政治态度,认为民众的需求和态度应当而且能够以某种可预期的程序方式影响政治运行等。总结起来,形成于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和文化环境的“政治信任”概念具有以下几个维度的逻辑假定和规范性特征:第一,竞争性的政治:以竞争性的多头政治为背景,并以定期的普选作为制度化保障;第二,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民众作为信任主体,与作为信任客体的政府当局之间是一种双边对等并且相对对立的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能为公开、常态的公民表达和反馈提供可能,民众也需要用这种方式向国家或政府施压以确保后者切实履行其责任(held accountable);⑨第三,个人主义的利益表达方式:民众需求由个体公民的利益表达聚合而成,而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也是根据个体公民态度表达的集合来判断的,所以个体公民的利益表达是信任产生的前提,而其诉求的被满足则是信任的基本内容和得以确立的主要方式。⑩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或“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理想的政治模式,同时又存在广泛的具体实践,可以从规范性、实证性、批判性等不同角度进行定义与描述。如果采取批判性的视角,以上三点特征还可以进一步被解剖为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和实践的三个命题:

   第一,“分而竞之”的政府模式意味着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潜在的政府更迭;民众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多元政治选择,而政治更多表现为党派围绕公(选)民支持的竞争。

   第二,国家-社会的分割与对立关系意味着民众和政府当局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差异化的立场。

   第三,个人化的利益诉求意味着公民无秩序地表达自身要求的合理化,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合法化。

   其中第三点,从规范意义上讲,可以认为是现代的公民权的要求。自由民主价值以及多数现代的政治思想流派,都要求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实践中,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中,逐渐将这种权利平等的价值观与“一人一票”和“言论自由”等具体制度安排画上等号。所谓的“universal suffrage”(全体公民的赋权)被等同或异化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形式上的平等代替了实质的平等。11

   既然政治信任这一概念带有如此突出的价值倾向,那么,其跨文化适用性就成为一个值得重新检视的问题。构建在西式民主逻辑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任”概念在非西式民主环境中能否适用?政治信任概念与中国文化环境是否适配?进一步说,中国政治价值观中所讲的“信”与“政治信任”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吗?中国文化传统是否习惯于用“信任”这种话语和思维来表述民众对政治的态度?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找到认知和分析中国政治价值与文化传统的入口和途径。政治文化理论的构建通常基于对既有理论资料文献的逻辑演绎以及对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归纳。一般而言,作为民族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理念,往往由特定时期的主流哲学叙事来纪录和导引。12所以,在开展田野调查,获得实证数据之前的概念推演和理论预设阶段,传世经典哲学文本应该是诠释或解读中国人精神价值要素的首选素材。这使得我们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上,并以从中提炼出的民本贤能主义作为代表中国政治价值的话语进行分析与讨论。

  

   三、民本贤能主义与政治信任

  

   本文对于中国民众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任的讨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认识之上的。其一,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最为核心的政治与社会价值成分仍然对当代政治文化和公众的政治价值以及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自先秦以来形成的中华政体的主流政治哲学理念和基本政治实践模式,在两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发生彻底断裂和根本颠覆,其迭代和演进在颠仆之中呈现总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20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共同塑造了当代人的观念和心理。13所以,从民本贤能主义的价值体系中探讨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构成,既能展现政体的基础价值体系对公众政治心理的影响,又能启示我们如何评估、修改和调试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环境舶来的实证研究概念和理论。其二,中国自秦汉以降乃至民国革命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实践,是可以归纳、总结为一个统一、自洽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体系的。14本文以“民本贤能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分别称呼中国和西方政治实践的主流政治哲学基础,并不否认中国和西方传统政治思想谱系的丰富性和现代文化思潮的多样性。通盘概括中西政治价值面临极大争论,本文仅围绕与“政治信任”有关的国家-民众关系中民众的角色定位和态度表达,关注聚焦这方面议题的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论述话语。“民本贤能主义”不仅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主流政治思想对于民众在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和价值的定义,而且在当今我国政治和文化场域中仍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15而“自由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国家与民众的基本关系定位和互动方式也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各类主要政治思想所共享的公约数。所以,为了研究和叙述的便利,我们以上述两个格式化话语作为标签展开讨论。

民本贤能主义发端于春秋,兴于战国,至秦汉之间成为大一统帝国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共识性的基本治世理念。16就其思想来源而言,民本贤能主义思想价值体系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民本和尊贤思想,17与法家“禄有功,使有能”18的原则以及墨家“尚贤”思想相区别又相互包含和吸收。民本贤能主义的核心是政治的“民惟邦本”的天命政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19“民本”和“贤能”是合法性的两面,分别涉及国家对民众的治理义务和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民本”价值强调民众对于国家的基础性载体地位和对于政治的框架性指标意义——国家事务以为民谋利为目标,评价政事利害的标尺应是人民的福祉。政府对于人民的生活负有责任,而无法保护人民福祉的政权将失去天命。20“贤能”价值强调选贤任能,认为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应该被选拔进入统治阶层,承担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责任。贤能主义也强调,官僚体系内部的提拔与任命,由品德、能力与政绩来决定。21在这个意义上,贤能主义与自由民主通过所有选民“一人一票”的选举体制有巨大的差别。22一方面,任何人只要具备充分的“德”与“能”,都能被选拔担任治理国家的角色。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23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平等的价值和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孔子、孟子等强调人的贤愚差异,治理国家是圣人、君子、士、贤人等社会类别的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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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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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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