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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世界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更新时间:2021-09-01 06:52:14
作者: 姚中秋  

   【内容提要】 本文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演变的视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历史事件。1840年以来,中国被纳入西方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外围化。清末民初,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被锁定于此体系之中,中国无力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俄国革命胜利,使得这一世界体系局部崩塌;共产国际成立,构建了一个反抗性的革命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生发于其中,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毛泽东的历史意义则在于自觉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此体系中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以世界性思想和组织资源构建内生性的中国革命力量,此为革命胜利之本。

   【关键词】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支持下成立的,以世界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也始终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确定革命对象或国家建设目标,进行党的建设。反过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撬动了世界政治体系之大变,其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是推动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主体性力量。

   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首先当注意其与生俱来的世界性;现有党史研究在这方面略嫌不足,多将世界性视为外在的、次要的影响性因素。本文拟将中国共产党置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演变脉络之中,把世界性视为中国共产党存在和演进的构成性要素,以此解释以下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何以成立于1921年?中共二大何以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

   马克思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的创始人,《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世界性,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①列宁基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事实,吸收英国学者霍布森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帝国主义理论,对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家的基本类型作出划分,即压迫民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国家),指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首要政治任务是反帝反殖民。②斯大林对此有所发展,并指导苏联支持世界范围的革命。③国际共运史研究基本延续了这一范式。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将这些用以指导革命斗争的理论予以社会科学化,弱化其政治性,突出其经济维度:沃勒斯坦详尽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形成的历史过程,构建了中心-边缘(或曰外围)两分(亦可加上半外围)的理论分析框架。④源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则以拉美经济“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约束。⑤萨米尔·阿明则进一步揭示了外围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探讨了摆脱困境之道。⑥

   不过,凡此种种理论都有明显缺陷:政治性不足,对中国关注不多,又忽略、低估了共产国际作为反抗性世界体系的意义。事实上,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本身是以贸易、资本为驱动,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以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为推手建立起来的,因而首先是政治性的。尤其是对于本文将要讨论的革命性世界体系,我们必须引入“现代世界政治体系”(modern political world-system)的概念。杨光斌等学者近来倡导“世界政治”研究,再度突出世界体系的政治性,尤其重视意识形态塑造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并推动其演变的作用。⑦

   本文的基本认识框架是:一战结束后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巴黎和会召开和共产国际成立,标志着现代世界体系的一次大裂变:此前一百多年,全世界被纳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支配的单一体系中,清末民初中国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被锁定在这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找不到摆脱“外围化”处境,在体系中翻身,实现国家发展的出路;共产国际构建了反抗这一体系的革命性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正生发于其中;身处革命性世界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面临依附与自主之间的抉择,毛泽东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在于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一方面充分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另一方面保持独立自主,此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真义。以下对这三点逐一加以论述。

  

   一、清末民初的困境:单一世界政治体系的铁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有强烈的世界意识,这首先是由马列主义理论之世界意识所决定的,当然也部分扎根于中国悠久历史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天然的大国意识、天下意识。

   数千年来,中国凭借其超大规模和文明优势,居于东亚乃至印太天下秩序领导者之位,是一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⑧尽管其维护体系的机制有所不同,从现在的视野看也是地区性的,但是,独特的大国历史记忆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意识,并在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

   至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起始时间,沃勒斯坦定于1500年,⑨似不甚准确,应提前百年至郑和下西洋之时:在宋元日趋繁荣的远洋贸易基础上,郑和打通了中国至印度洋沿岸的航路,始创“印太天下秩序”。中国到印度洋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引发欧洲人的大航海,让其搭上便车。⑩而后,西欧国家征服美洲,构建了大西洋贸易圈,即沃勒斯坦所说的“欧洲世界体系”;征服者在美洲发现并开采白银,经由西欧流入中国,标志着覆盖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在此体系中,中国是“世界工厂”,至少是多元“中心”之一。11

   但是到了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完成,先是英国,然后是欧美各国,陆续对亚欧大陆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构成了绝对的技术和军事优势。英国开始废除重商主义政策,转向自由贸易,以炮舰和廉价工业品重构了全球经济结构。据此事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阐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现代世界的体系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从而“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是全面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2对这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有更为详尽的分析。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与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性相应,反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主义性质的,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性。这决定了研究现代政治现象,尤其是共产主义现象,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有世界视野,有体系意识。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领导欧洲工人阶级政党突破国界,组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不过,他们主要活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即工业和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国、法国和德国。至于处在外围或半外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或国家,马克思认为其历史发展方向是,接受中心国家发育成熟的现代经济、政治、观念的辐射,完成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此即20世纪的社会科学所说的“现代化”),培育出无产阶级,然后才有可能发生革命。13

   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正如马克思理论的前半部分说的那样展开:中国逐渐被帝国主义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成为外围国家,欧美的技术、价值、思想、制度逐渐渗入中国;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中国精英也普遍以欧美为典范,在“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等领域认真学习之、模仿之。其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甚至发生了“去工业化”,因为原有手工业体系解体了;虽建立了一些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却未能“结构化”,实现“自我中心型发展”;再加上战争频仍,中国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绝对贫困化过程;在政治上,尽管不断变法、改革,民国初年也建立了西式宪政制度,却未能遏制国家衰败的趋势,国家反而近乎解体。14

   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困惑。从世界政治体系理论视野看,症结主要在于,清末民初主导国家现代化事业的精英对中国处境之世界性缺乏深刻、完整的认知。他们当然认识到了中国的世界性,因为中国连遭列强侵略而失败,陷入深重危机;早已有人使用“帝国主义”概念15,并朦胧感受到其对中国发展之约束,16但始终无人完整认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性质和体系性,其内在于中国之幅度,以及其结构性约束力量与中国经济欠发展、国家衰败、意识形态解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看以下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梁启超。他写于20世纪最初几年的《新民说》曾产生广泛影响,开篇即触及“内治”与“外交”的关系。他认识到了现代帝国主义(即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支配他国经济的性质,结论却是“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17他又完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之“文明等级论”,认定“盎格鲁撒逊人”的国民性和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应认真学习、效仿,此即其所谓“新民”的内涵。

   第二个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毛泽东早在1926年初就明确指出其致命缺陷:“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18

   第三个是胡适。其思想资源完全来自美国,把中国的失败归因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所谓“五鬼”,其方案是“启蒙”,鼓吹“全盘西化”,迷信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寄希望于美国来拯救中国。对五四运动后兴起的反帝思潮,胡适深不以为然19——这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胡适的主要理由之一。

   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政治界精英普遍幻想“世界是平的”,中国与欧美的差别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之别,即同质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先进之别。中国只要认真学习欧美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就能实现富强。这种认知只见世界之一体化,却未洞见其支配性逻辑,未洞见外围与中心的绝对“位差”,而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政治逻辑简单地平移到中国,因而其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内向性的、无效的。20

   出现这种认知盲区并不奇怪: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且中国处在外围地带,中国的思想者、政治家无从认清世界体系的剥削与支配机制。事实上,从外围看中心,首先看到的是其华丽外衣:在经济上,自19世纪30年代始,中心地带借助世界规模之利润的持续输入,得以兴建其现代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在政治上,中心国家逐步开放选举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心地带的思想界构建出自由主义观念体系,鼓吹自由贸易,标榜个人自由。21中心地带由此塑造了一副“现代、文明”的形象,并借助新兴社会科学构建出文明-野蛮的等级性世界历史叙事,以及由其所塑造、掌握的世界化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广泛传播其“文明”至后发国家。22

   可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具有显著的两面性,其价值体系、制度、行为有明显的内外之别,其对外的暴力支配和世界规模的剥削支持了其内部的自由、民主和文明,令其有所谓“自由帝国主义”之自我定位。比如,彼时刚刚形成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支持英国商人向中国贩卖鸦片,支持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而英国从中获得的收益,支撑起了后来给郭嵩焘、严复等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现代文明景象。

   被西方文明所震撼的郭嵩焘、严复等寻求富强者接受了中心地带的观念,事实上是被其“锁定”(lock-in)了,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基本上被锁定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路径之中,而这套观念的另一面就是帝国主义,于是,中国陷入了西式观念、制度的自我殖民铁笼之中,苦苦挣扎却无从走出。

一战的残酷,尤其是巴黎和会上列强的丑恶嘴脸打破了这个观念和政治的铁笼。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包括中共党史的历史叙事都强调了这两个事件的意义: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公理”的幻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最终领导中国实现了在世界体系中的“翻身”。本文则欲阐明这一历史关键节点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世界体系一分为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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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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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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