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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成:“枪杆子”与“笔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逻辑及文明意义

更新时间:2021-09-01 06:49:29
作者: 罗成  

   【内容提要】 “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领导权,有列宁和葛兰西两种模式,分别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市民社会阵地战。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是“军绅政权”及其离心结构。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到1942年间进行了构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探索。革命领导权包括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核心逻辑,强调“枪杆子”与“笔杆子”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再结合:“枪杆子”接受文化教育,“笔杆子”深入战斗生活,在文武结合的同时更与实践经验结合,真正成为革命政党指挥下的“两支军队”。“文武双全”领导权的文明意义在于,既满足了20世纪早期中国对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诉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解,更隐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领导权,马克思主义,军绅政权,文武关系,文明论

  

   一、引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hegemony”通常译为“领导权”或“霸权”,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意指施行政治支配的能力。据雷蒙·威廉斯考证,“hegemony”是从古希腊语进入英文,最早词源为希腊文“egemon”,指“支配他国的leader(领袖)或ruler(统治者)”,政治意涵是“一个国家宰制另一个国家”。①19世纪后,它被普遍用于描述一种达成政治支配目标的政策。这一概念超出国家间政治的意义,则与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高度相关。

   佩里·安德森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历经古罗马、中世纪、现代早期,“领导权”都未曾出现于西方政治用语中,仅仅在19世纪一度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使用,但并未凝练为理论。直到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它才重现生机而被赋予全新用法,“即界定国家内——而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与普列汉诺夫先后提出,在与沙皇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需要肩负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的历史使命,掌握斗争的主动性和领导权。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批评孟什维克将领导权错误地归为普选权,主张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发展为依靠工农联盟共同战胜沙皇专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民主专政。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新生苏维埃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领导权”。但作为思想方法的“领导权”走向国际化,最重要的进展是意大利葛兰西的重新思考,他使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意涵:“既包括统治者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包括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统治。”③针对西欧市民社会难以发动类似十月革命的状况,他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等夺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

   “领导权”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支配,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东西欧不同社会历史状况时,各自发展出独立的政治支配策略:列宁主张的领导权,针对软弱无力的俄国资产阶级,强调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葛兰西主张的领导权,则针对结构稳固的西欧市民社会,强调以有机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阵地战。前者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后者则开启了文化批判的先声。

   二战以后,西方历经镶嵌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阶段。④伴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挫折,倾向于文化斗争的葛兰西主义逐渐占据了当代学界阐释的主要视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德里克就认为,毛泽东和葛兰西在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方面有诸多相似的地方。⑤借鉴葛兰西,固然可以激活老问题的新理解,但容易将问题泥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偏于“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阐释,甚至忽视葛兰西对意大利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懈探索的历史初心。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历程中,“领导权”若被简单等同“文化领导权”或视为意识形态,则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威廉斯认为,作为概念的“领导权”既涵盖又超越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它是指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覆盖了生活的全部——我们对于生命力量的种种感觉和分配,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种种构成性的知觉体察”。⑥伊格尔顿指出:“领导权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加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意识形态,但不能简化为意识形态。”⑦沃尔夫莱强调:“如果不可简约为意识形态,那么,就其广远的影响而言,霸权也不简约为文化。”⑧据此,“领导权”虽涵盖广泛却又始终立足于政治过程及其支配能力的获得。“文化领导权”遮蔽了“领导权”的整体性,这既与现代性学术分科体制有关,也深陷于后革命氛围而缺乏理论反思。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文化领导权”,日趋成为一种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知识生产话语,淡忘了自身作为一种解放政治的历史起源及其经验潜能。究其根本,“政治”的当代理解发生了深刻转型:文化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目光外,“领导权”的中国革命经验及其历史逻辑有待深入讨论。

   区别于早期源自西方国际霸权而当下日益走向后现代文化政治的“领导权”,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始终是一种将“解放政治”与“文化政治”融贯一体的历史实践。只有重新纳入发端“解放政治”的列宁视野,使“军事斗争”与“政治联盟”再次回归领导权的整体构造,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葛兰西意义上“强制”与“同意”的复合型领导权。进而,解放政治与文化政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中的有效结合,更深深奠基于“工农大众”“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等层层丰富、不断展开的主体性历史自觉。

   20世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革命领导权(revolutionary leadership),它包含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二者相互结合,互为支撑,致力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根本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以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枪杆子”与“笔杆子”为历史主体,以深具传统底蕴与中国气派的“文武双全”为历史方法,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历史逻辑,在主体性、方法论、逻辑性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既呼应“列宁-葛兰西”问题又富于中华文明意义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

  

   二、“列宁-葛兰西”战略、中国难题与“文武战线”

  

   1895年,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俄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不得不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他坚持认为,“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致力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在于同盟军问题。在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的联盟问题上,孟什维克持乐观态度,并积极参加杜马,列宁则抱有怀疑态度,认为自由派靠不住。列宁更积极地看待农民的革命作用,强调革命取决于边缘集团尤其是农民的态度,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906年,他呼吁将土地分给农民,刺激农民脱离大资产阶级并为民主共和国创造经济基础,使资产阶级统治真正成为可能。⑩

   与之有别,葛兰西认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11葛兰西批评罗莎·卢森堡的“经济主义”和她对“自发性”的不合理期望。葛兰西指出,直接攻破敌人防御,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并不适合西欧发达国家,国家的后面还有市民社会,要攻破这套防御体系,就必须运用“阵地战”。西欧人民既未能同时发起暴动,也没有形成毛细管式的间接压制,军事技术是次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对暴动进行长期的政治和思想的准备”,“这种准备会有机地鼓起人民的热情,从而使全国集中力量和爆发暴动成为可能。”12

   比较而言,列宁提出了以联合农民为途径、寻求城市暴动为目标的领导权战略,葛兰西则绘制了以瓦解市民为方法、占据思想阵地为宗旨的领导权蓝图。前者是武装的、整合的、迅速的,偏重强制型领导权,后者是文化的、分化的、拉锯的,倾向同意型领导权。同时,两者又有一种隐蔽的共通性,殊途同归致力于城市攻坚战。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欧洲不同,20世纪早期中国是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而工业极其薄弱的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历史主体,既有兼具反抗性和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产业经济意义上新生而弱小的无产阶级队伍,更有数量众多而潜能巨大的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到抗战前,50%以上的中国工厂和60%以上的中国工人都集中在上海。13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构成、力量及相互关系,与欧洲社会迥然有别。

   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状况,陈志让称之为“军绅政权”。他结合社会经济史与政治军事史,勾勒了从1860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荆棘”及其解决方案。他认为,1860年至1895年是“绅—军政权”,1895年至1949年则是“军—绅政权”:“我所指的‘军’是1895年以后渐渐发展起来的军队,有时也考虑团防和土匪;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军—绅政权是这两种人联合统治中国的政权。”14概言之,军绅政权的特征是:在政治上,内部派系的分裂与无限制的权争;在经济上,以控制土地来掌握资源以养兵;在文化上,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文化保守主义。鉴此,“军绅政权”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它以军事武装和土地经济为政治基础,在“分崩离析”15中呈现的,一方面是政权内部派系斗争与地域斗争的激烈离心力,另一方面,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掌握却悖论地导致了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低能甚或无能。军绅政权,既不能对外保卫民族国家,也无力完成内政主权统一,更未曾掌握文化思想话语主导权。军绅政权唯有各自为政的“军事-经济”强制,缺乏团结向心的“文化-政治”认同,未能建立完整有效的领导权。孙中山概括为“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16,这种历史离心力不仅导致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通体沉疴,更使源自“轴心时代”17的中华文明传统,在面对西方“启蒙-殖民”现代性冲击的“文化-政治”时刻,遭遇了“天下-朝贡”18体系“去轴心化”的历史性危机。

   在革命运动的初始阶段,由于简单移植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起义或文化阵地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也遭遇了城市镇压与文化围剿的种种挫折。军绅政权虽无有效统一的领导权,但军事与经济实力也并非脆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克服此种“军事-经济”的“强制”,同时提高自身在全民特别是农民与知识分子中的“文化-政治”的认同度,立足“解放政治”而涵盖“文化政治”,最终在新的时空位置上重返“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怀柔远人”的政治理想与文明境界。兼有政治意义和文明旨归的“中国难题”,历史地规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独特构建路径。

   “文武战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构建革命领导权的核心命题。1942年5月2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作会议“引言”,据何其芳回忆:“毛主席讲了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就是后来正式发表出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19无独有偶,胡乔木也注意到了这一细节20。一年半后,《解放日报》发表的正式版本与现场发言略有不同:

在我们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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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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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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