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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成:“枪杆子”与“笔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逻辑及文明意义

更新时间:2021-09-01 06:49:29
作者: 罗成  
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1

   经毛泽东修改,两个“总司令”的说法消失了,仅留下“文武战线”和“两支军队”。考虑到毛泽东同时期其他正式讲话,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均不失幽默风趣,那么这一修改并非意在修辞的严肃性,应是为了凸显某种思想的重要性。简言之,“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的比喻固然风趣,但毕竟不如“文化战线”“军事战线”更能给人以战略布局的清晰图景,淡化个人更好凸显了革命政党的集体领导以及“党指挥枪”的深刻经验。“文武战线”及“两支军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构建革命领导权的理论总结。

  

   三、领导权的“紧急状态”及“枪杆子”策略

  

   “文武战线”及“两支军队”,是在漫长的革命中经过理论与实践反复辩证、长期酝酿的历史结晶。葛兰西认为:“一定历史时代的哲学,不外是这一时代的‘历史’,不外是领导集团善于从以往接受下来的现实中进行改变的总和。”22追溯“文武战线”的理论起源,需要重返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紧急状态”(emergency state)。

   本雅明提醒人们:“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从而改善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23本雅明所谓“紧急状态”,包含客观与主观两层意义。客观的紧急状态是一种被压迫者习以为常的日常现实,唯有主观的紧急状态才能使被压迫者从麻痹中惊醒,从而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同理,作为历史概念的“危机”(crisis),也并非指失败、解体或消逝的终结状态,而是指一种临界的境况。特别是,“在‘危机’中,人们还握有选择;‘危机’是人们有权决定是否可以克服它的阶段和局面” 。24易言之,“紧急状态”或“危机”均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agency)息息相关。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构建,起源于客观紧急状态激发主观紧急状态的一个历史危机时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背叛革命。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五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在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党“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提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25但会议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措施,在客观紧急状态中任由形势继续恶化。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宣告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着手构建“军事-经济”强制领导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振聋发聩: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6

   “枪杆子里出政权”呈现了主观的紧急状态,锚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构建的主体起点、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毛泽东以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为鉴,强调对处于客观紧急状态的共产党而言,亟须形成主观的紧急状态,认识到军事运动关系着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亟须上升到革命领导权战略首位。有学者指出,最初的领导权构想“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27因此,较之武力夺权的表面意义,毛泽东点破两种运动的分裂并指向两者的“结合”,才是此命题的核心旨归。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逻辑性的,更是主体性的。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再次强调:

   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8

   较之于“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剩下的“百分之四十的精力”也许有更深刻的辩证意义。“枪杆子”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政治必须高于军事,军事始终服务政治。革命与反革命掌握“枪杆子”的差异,并非由军事本身决定,而是由政治意识决定,言在“枪”内而意在“枪”外。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原计划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暴动,进击湘东,会攻长沙。由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又兼兵力薄弱且各自为战,导致原计划失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向湘南山区转移。9月20日,毛泽东向起义队伍讲话:

   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29

   根本上,中国革命不是纯粹军事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处理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小石头”怎样打破“大水缸”,弱者的解放政治如何可能?其二,能否获得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而成为“我们”?“团结一致”如何可能?这就涉及革命认知、革命情绪、革命意志的主体性改造实践。在军事运动中重塑历史主体,“文武关系”一开始就内在于军事领导权的构建。

   毛泽东提出“万事开头难”,在武装斗争的客观紧急状态中,进入团结一致的主观紧急状态更为重要,因为这在军事运动伊始就是十分严峻的问题。秋收起义前被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临阵叛变,在起义后沿江西南下途中,总指挥卢德铭牺牲。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不服从前敌委员会指挥,造成严重损失。由于一再受挫,士气低落,“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30。1927年9月29日至10月2日,毛泽东领导前敌委员会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部队整编,主要有三点:

   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提出去留自愿的原则,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31

   陈志让认为,正规近代军队应有几个标准:第一,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包括对付外敌入侵和内敌割据,军队应服从最高政治领导;第二,军政和民政分开;第三,军队要训练和教育在役士兵,使他们在退伍之后有就业能力。但是,1912年至1937年之间的中国军队,既不抵御外敌入侵,又不服从中央政府领导,政治也常为军人操纵,更无从兼顾士兵的医药、教育、文化生活。32“三湾改编”旨在改造“枪杆子”成为团结一致的“我们”。只有获得主观的紧急状态,才能与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一致。清退投机主义者,坚定了“我们”的斗争意志;支部建在连上,强化了“我们”的服从指挥;实行官兵民主,调整了“我们”的乐观心情。革命领导权的构建,吁求军事武装力量的革命化与政治化。“党指挥枪”比“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进一步,革命军队通过自我改造服从更高的“文化-政治”目标而区别于军绅政权。

   四、“造成红军”:阶级意识的反思与潜能

   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主张“把现实看作是由我们本身创造的”,提出“我们自己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他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那末我们实际上使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33因此,现实是由主体行为参与建构的,关键就在阶级意识的形成。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341961年萨特提出:“主体性的一个首要的本质特征是:主体性之所以根据定义是非知(哪怕是在意识层面上),是因为个体或有机体‘要成为’其存在。”35萨特意在避免“主体性”沦为对某种固化阶级意识的印证,而以“非知”与“要成为”作为“意识”特征,超越“反思”的传统主体性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领导权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结合“反思”与“要成为”的双重意识,通过改造自我塑造“文武双全”的主体性,应对各种复杂的历史难题。

   1928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井冈山茅坪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他总结了井冈山的经验,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有关红军的建设,他认为:

   至于此刻红军的发生,也必然只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及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才能分化出来。那些毫未经过政治训练及毫未接受工农影响的军队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可以造成红军的成份出来。36

   毛泽东看到了红军的良好基础,区分了红军与军阀、工农武装割据与军阀割据。但他很快就发现,要完全依托受过政治训练及工农影响的军队继续发展,非常不现实,因为“贺叶旧部、警卫团、浏平农军,因经过一年多无数次的战争,损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过三分之一。即湘南红军,在边界八个月的斗争,伤亡数目亦很大”。队伍不仅折损较大,兵源更是难以为继,“边界农民愿意当兵的少,分田实行,大家便耕田去了”。37革命意识不足,兵员的数量和质量更堪忧。毛泽东面对的是:

   成分:一部分是工农分子,一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争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38

   要将俘虏或游民“造成红军”,之前在理论上“决然不能”,当前在现实中却应促成“可能”。“枪杆子”的阶级意识问题凸显。葛兰西指出,“选择和批判世界观也是一种政治行动”,“批判的理解自己本身是通过政治的‘领导权’的斗争实现的”。39党指挥枪,必须造成服从政治领导的“枪杆子”。边界农民并不具有先天的阶级意识,大量游民或俘虏虽有战斗力,同样阶级意识不足。“红军的成分”造成必须基于“反思”与“要成为”在实践中的“结合”。毛泽东运用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经济上,废除军队雇佣制,不发饷,只有伙食钱与零用钱,但给红军分田地;政治上,进行政治训练,使得红军士兵“都有阶级觉悟”,教育“他们是为自己及工农阶级而作战”;生活上,释放俘虏,医治俘虏伤病员。40特别是取消军队的“政治部”,保留“党代表”:

士兵委员会健全了,可以不要政治部,工作人员都可以纳入士兵委员会机关里工作,比另设政治部好。此间军队今年四月以前都有政治部,因影响不好,方取消。有政治部,使官兵群众认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几人做的,余人即以单纯打仗为职务;取消了政治部,人人要打仗,人人还要做政治工作(政治训练与民众运动),才把单纯的军事脑筋打破。党代表依经验所得,认为还不能废除……事实表现,那一连党代表较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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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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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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