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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

更新时间:2021-09-01 06:46:15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碎片化等问题,借助中国传统文明的“经史”概念,提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的思考。文章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内涵和外延做了初步的界定,指出了既往“经史合一”和“经史分离”的研究路径各自的长处和不足,而后以个人的若干具体研究成果或研究设想为基础,展示了“纳史入经”“以史解经”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本文强调了“经”“史”之间合理的张力以及高度的理论自觉。

   【关键词】 经史传统,以史解经,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整全性

  

   一、小引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我从2011年起开始转向用社会科学视角来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至今已整整十年。社会科学的素养与党史研究的融合是否(以及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不仅学界的朋友经常问我,我也经常这样问自己。《“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就是五年前一个初步的反思。①近年来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借建党百年纪念之际提出来,就教于学界同行。

   广义的中共党史研究涵括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的百年历史。张静如多年前倡导建立“中共党史学”,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新革命史”,海外还有“中共学”等称谓。②尽管我对这些说法不持异议,但我自己还是更愿意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来表述我的研究对象。这个概念的原型来源于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提出的“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在汉语学界,孙立平最早在从事土改口述史研究时明确使用了它。③一般来说,“文明”一词所涵括的时间段长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共产主义在中国落地才刚刚百年。不过,为了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对照,我们还是可以用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视之。我之所以强调“文明”而非“党史”,也是旨在克服目前研究中史学取向的单一性。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明的研究趋势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明源远流长,精深博大,若要对其获得整全性的理解,经史传统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所谓“经”是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原典,它用以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所谓“史”是关于传统中国制度、王朝、事件等史实的研究,它用以理解中华文明的变化性。经史之间既存在密切的关联,又存在着“古文经”与“今文经”,以及“六经载道”与“六经皆史”之间的张力。经史传统就此构成了理解从先秦到汉唐宋再到明清的中华文明体系的关键所在。清末民初,源自西方的“七科之学”逐渐替代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经学被肢解,其残片留存在今日的哲学学科里,与史学学科分立。④然而,文史哲的学科专业化越来越不利于从整体上来理解中华文明。因此,近年来经学复兴成为一股强劲的趋势,经史传统的重塑构成了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焦点。⑤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尝试将“经史”概念引入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⑥虽然这种做法目前在史学界的反响尚不热烈,但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走向实证史学化以后,其成就固然不可小觑,然而碎片化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新的路径来重建中共党史的整全性视域,“经史”传统就是一个可资借用的资源。尤其是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现代政党组织,⑦各种实证研究最后都无法回避对其意识形态的学术阐释。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性⑧呼唤着学术阐释的整全性。不过,在借用“经史”概念来把握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时,本文与已有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下面就先从何为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与“史学”入手。

  

   二、何为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与“史学”

  

   (一)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概说

   在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时,“经学”占据着核心位置。何谓“经学”?要言之,它是奠定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理念、路线、政策和政治文化的核心文本。为此,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经学”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地反映出研究者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认识程度。“经学”当然不是由个人任意圈选的,而是由被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所确认的重要文献。然而,在百年的历史中,重要文献数不胜数,中共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所强调的文献并不固定。比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确定的22个“整风文献”,⑨有的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有的则基本丧失了时效性。在建党百年之际,面对中共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每个研究者的认识都会不尽相同。像韦伯这样一个思想极其复杂、著述非常丰富的思想大家,究竟哪些文本是构成他思想体系的核心文本,在学术界就有颇多争议。⑩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大党,哪些文本才是从整体上认识这个政党最重要的文本呢?当然,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是中共最重要的领袖毛泽东的著述。但是毛泽东的著述仅目前正式公布的就已有7571篇,中央档案馆现存的毛泽东手稿更多达25000多件,11哪些才算是其中最关键的文本呢?另外,毛泽东思想并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除了毛泽东的著述以外,哪些中央文件、哪些其他领袖的著述构成了这个结晶体中的核心成分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需要不断讨论和争辩的。下文要列的“经学”文献仅仅反映了我个人现阶段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认识水平,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其次,作为“列宁式政党”的原型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指导者,苏俄布尔什维克12的某些思想文本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经学”的一部分。共产主义思想源自欧洲,而“列宁式政党”源自苏俄,这分别构成了中共的思想起源和组织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无疑是中共“经学”最早的渊源。不过,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与后来的“列宁式政党”在组织形态上有较大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所以,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放在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中,而不是放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中。这两者是属种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一直受苏俄布尔什维克直接的领导和巨大的影响。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为中间桥梁的。因此,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经学”的确立,是与布尔什维克某些思想文本的关键性影响融贯在一起的。13

   再次,“经学”主要成型于中共革命时期而非和平建设时期。毋庸置疑,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诸多重要的思想文献诞生,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基本特质都是由其最重要的开创者塑造的。借用雅斯贝尔斯的概念,一种文明是经由“轴心时代”的突破而奠基的。14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来说,延安整风时期就犹如这样的“轴心时代”。所以,“经学”文献较集中地在这个时期诞生。

   又次,因为着眼于对中共百年历史所产生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下文所列的“经学”文献主要体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未占统领地位时的中央思想和路线是中共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不构成“经”,而是被放在“史”中去考察的。出于种种考虑,中共中央当初在编定《整风文献》和《六大以来》等“党书”时,有一部分文献采用的是节选本或修改本,如《古田会议决议》的节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节选。而我们在厘定“经”时则尽可能采用原始、完整的文本。

   最后,“经学”有侧面之分,无层面之别。因为“经学”所代表的是中共最基本的理念,所以它本身不存在诸如中央和地方、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区分。但是,“经学”有不同侧面的划分。毛泽东在编《六大以来》时将这些面向分为政治、组织、军事、锄奸、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宣传教育等八个方面。15本文讨论的“经学”以政治面向为主,因为它对其他面向具有统领性和主导性。其他面向需另文讨论。

   (二)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类分

   1. 对早期中共产生直接而深远影响的外来文献

   1943年前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在不同阶段都有诸多外来文献影响着中共革命的方向和进程。不过,在“经学”的意义上,这些文献主要包含以下三类:

   (1)列宁早期建党思想阐明了什么是“列宁式政党”

   1901年秋到1902年2月,列宁发表的《怎么办?》奠定了“列宁式政党”的思想基础:党应该是在职业工会等分散的组织之上,领导全民政治工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伍。党必须克服工联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局限。1904年2月到5月,列宁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第一次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阐述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原则: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每个党员都要遵守严格的统一的党的纪律,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1905年6月到7月,列宁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从理论上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系统阐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16

   (2)中共建党前夕的共产国际若干文献规定了中共最初的发展方向

   192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国际章程》《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的基本任务和发展方向做了规定。17而列宁在会前赶写完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8是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的基础,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3)《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938年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对《六大以来》的编辑方针和中共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今天看来该书存在不少缺陷,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影响中共革命甚深的“经学”文献。

   2.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代会决议

   (1)党章

   党章不仅规定了一个政党的政党性质、奋斗纲领、中心任务和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构建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20其重要性犹如一国之宪法。中共历次党代会修订的党章都具有“经”的意味,而且是最重要的“经”。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历史上发挥作用最长的六大党章,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成熟的七大党章。

   (2)党代会决议

   如果说党章规定的是党的根本性质和长期目标,那么,从原则上说,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规定的就是党的中期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不过,中共九大以前召开党代会的时间间隔长短不一,六大前一般是一两年就开一次,而六大到九大期间每次的召开间隔又都在十几年以上,因此,各党代会决议的时效性有较大的差异。大体而言,二大、六大、七大、八大、十二大和十八大决议在中共不同的中时段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3. 以延安整风为中心的重要文献

   (1)延安整风运动22个文件中的部分文件

1942年4月3日—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了延安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21我认为其中堪称“经学”的文件包括: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42年)、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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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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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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