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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

更新时间:2021-09-01 06:46:15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2)整风文献的延伸文件

   1942年8月到1943年10月,中央又陆续发布了几个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后来也被纳入各种新版的《整风文献》中。 22它们包括: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1941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刘少奇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1943年)。

   (3)1952年版《六大以来》的部分文件23(以下均以文件的原始名称为准)

   这些文献主要包括: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毛泽东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30年)、刘少奇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的《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的《论新阶段》(1938年)、毛泽东的《五四运动》(1939年)、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的《论政策》(1940年)。

   (4)另行增补的文献24

   这些文献主要包括:毛泽东的《给林彪的信》(1929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1937年)、刘少奇的《答宋亮同志》(1941年)、毛泽东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毛泽东讲〈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942年)、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1944年)、毛泽东的《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1944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1957年)。

   (5)具有“经学”性质的中共党史

   还有一类“经学”非常特殊,此即中共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是由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的讨论和总结做出的,既是对中共党史的书写,更因其权威性和宣传性而具有“经学”的性质。

   (三)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史学”

   相对“经学”而言,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史学”的含义非常清楚:它指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理念、路线、政策和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的各种复杂变化的研究。这些对党史问题的学术研究纷繁复杂,因时而变,因事而异,因地而歧,因人而别,无法一一列举。我们只能按照研究范式将其简单分为三个大类:传统党史研究、实证党史研究、新党史研究。关于这三类研究范式的含义,在下一节的分析中会具体展开。

  

   三、从“经史合一”“经史分离”到“以史解经”

  

   纵观中国传统经学发展史,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三大流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25经史关系也援此而有相应变化。将“经史”概念引入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而且可以在中国传统文明与共产主义新文明之间展开更具实质性的对话。

   (一) “经史合一”的传统

   今文经学的传统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偏重于微言大义,通经致用。而在经史的关系上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史注经”,用春秋史注《公羊传》和《仪礼》等经书;另一方面“以经统史”,既使春秋史不越出《春秋》公羊、穀梁二传,又在注此二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汉代政道,对政治产生了规范性影响。26而今文经学家往往既是经史注疏家,又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

   传统党史研究与今文经学有几分类似之处。由于党史研究与政治现实之间极其特殊的关联性,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史宣传与党史研究是不加区分的。“经”与“史”以具有《春秋》“经学”性质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桥梁,实现了高度的合一:既以史注经,又以经统史。这种“经史合一”传统的突出特点在于研究者对史实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紧紧围绕着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决议,围绕着对毛泽东著作的注释来展开。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具有高度自觉的、总体性的问题感。而其缺点在于许多研究者既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又常常无视史学研究本身的诸多规范,党史研究几乎完全变成了注经和例证。这样一方面很容易把“经”本身变成凝固的、缺乏鲜活生命力的教条,另一方面又使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难以展开。

   (二) “经史分离”的现状

   与今文经学不同的是,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烦琐。27古文经学家重视《周礼》与《左氏春秋》,强调对文字、音韵和经文本义的研究,与现实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实证党史研究与古文经学也有几分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将实证党史兴起的背景称为“经史分离”。“经史分离”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被按照不同的学科界限分割开来,缺乏研究视野上的沟通;另一种情况是就党史学界内部而言。本文重点分析后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史学界逐步开始了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即杨奎松所说的“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28这个转变的重点在于实现宣传与研究的分离,将实证史学的精神和传统贯穿在党史研究中,强调论从史出,避免穿靴戴帽,强调对史料占用的充分性和解读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分析的具体性和写作的规范性。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在党史宣传与研究实现合理的功能分化后,党史研究者可以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去直面历史的复杂性,深入到历史的细微处去探究真相,并用学术的方式去呈现自己的新发现。但其缺点在于,经史的分离一旦过度,就容易造成理论关怀的淡化、总体问题感的丧失和研究的碎片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从“经史分离”走向“经史对立”。29需要指出的是,较早倡导党史研究实证科学化的杨奎松等前辈学者的兴趣集中在高层政治史,尤其是毛泽东研究上,他们对中共革命自有一种宏大的视野,因此,并不存在“经史”之间的张力和研究碎片化的问题。但随着海内外中国研究中地域史、社会史、文化史范式的兴起,30随着国内对高层党史档案的获取日渐困难而地方党史档案的挖掘成果越来越丰富,随着社会科学的“中层理论”对史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31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学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因兴趣或生计而投身于党史研究,“经史分离”、研究碎片化的问题日渐成为党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问题当然不在于我们不能去做地域史、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而在于这些地域史、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与总体史的关联究竟在哪里?许多整天埋首在史料中的学者无暇或不屑深究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只要把一个又一个碎片的真相探知清楚了,将其拼贴起来,自然就足以掌握总体。

   (三)“以史解经”的呼吁

   传统经学在经历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争辩后又迎来了宋学的兴起。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偏重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其流弊为空疏。而在宋学之后则出现了清代朴学。清代朴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宋学的反动和对汉学的某种回归和发展,它以文字训诂和史实考证为基础,从汉学的校订经书扩大到考据史籍和诸子论著,从汉学的解释经义扩大到考证历史、地理、历算、音律和典章制度。宋学与汉学(及朴学)各据一端:汉学专治历史而不讲义理,宋学空谈义理而不顾历史;汉学讲考据而脱离实际,宋学好空言而离事言理。32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对两者皆有批判,以“道器一体”“治道合一”来重建经史关系,纠正经学对义理和考证的强行划分,持世救偏,以经为史,建立了“超越考证学的哲学,同时又是考证学的哲学”。33

   而我所理解和倡导的新党史研究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较为接近。34本文的旨趣即在于“纳史入经”“以史解经”,促成“经史”之间合理的张力,借助“六经皆史”的传统来推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整全性的重建。“以史解经”的具体内涵如下:

   首先,立意在“经”,从“史”入手。中共党史在研究时段上与晚清史、民国史相接,所以有学者提出要把这三部分研究打通。35从研究视野的拓展上看,这种倡导当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过,在我看来,中共党史在研究范式上与中国近代史其实并不相通,反而应该是与中国古代史相通。这是因为在儒学主导中国古代文明几千年的情况下,史学必须与经学连在一起才足以把握古代文明的整全图景;到了近代,儒家文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经学瓦解,道统黯淡,文明基本处于破旧而未立新的过渡形态,因此只留下“求真”的近代史,却无从谈起“论道”的经学。36而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则开始了中国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塑造,并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了总体性社会和新德治体制。37不从“经学”和“道统”意义上去理解共产主义文明,就不足以获得高屋建瓴的党史视角。“以史解经”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熟悉乃至精通“经学”,确立“经学”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关于“经学”文献的具体范围以及如何理解,可以讨论和争辩,但通过“经学”建立的史观应该高于史料本身,这一点理应成为党史研究者的共识。当然,立意虽在“经学”,却不能把“经学”变成用以供奉、膜拜的教条,而是要本着“六经皆史”的精神,把“经学”变成“经学史”,用“史”的方式去对待“经”。所谓“解”,并非简单的注释,也非径直的否定,而是要在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中更好地理解“经”。

   其次,“经”贵一以贯之,“史”贵寓变于常。实证党史研究敏感于时变和世变,却常常忽略了“道一以贯之”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前行中虽然历经艰难曲折,但究其根本来说,始终是同一个政党,秉持着同一种信念和同一种政治文化。这种同一性跨越了诸如1927年、1938年、1949年、1966年、1978年的历史界碑,超越了单纯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之争、辉煌时刻与黯淡时刻之异、成败得失之别。因此,在“以史解经”中,首先要着眼于理解这种同一性,惟此才能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整全性。然而,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上面。首先,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文献远不像古代“六经”那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它们内部存在着诸多张力和裂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疏解。其次,革命的艰巨性、场景的交错性、时间的紧迫性、空间的歧异性、人物的复杂性和事件的突发性都凸显了中国共产主义文明在成型中的多变性。因此,“经”虽一以贯之,但这种贯通性不仅不排斥“变”,反而是要通过“变”来理解的,要寓变于常,仔细琢磨和辨析常中之变与变中之常。

再次,单就“经学”的研究而言,要确立概念的中心性。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经学中,还是在西方哲学及社会理论中,概念都如网结一般处在理论之网的中心位置上。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时,同样要把概念放在中心位置。“阶级斗争”“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人民战争”“统一战线”“民族主义”“民族民主革命”“实事求是”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38它们的意义就如同“仁”“忠孝”“礼治”对儒家文明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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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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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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