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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悦之:人民政治的兴起与演化

更新时间:2021-09-01 06:42:45
作者: 王悦之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国民国家竞争体系下流行天演论逻辑,人民主权观念与民权思想均扩张成时代精神意识,人民政治由此兴起于绅商阶层主导的立宪政治潮流之中;20年代,伴随19世纪西方文明的去魅化、立宪选举体制的弊病以及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人民政治由于阶级政治的引入而表现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探索;到了40年代,毛泽东鉴于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成败经验,形成了区别于英美式和苏俄式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也是以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的人民政治的第三波浪潮。人民政治是现代性在政治上的根本体现,受到战争的深刻影响,而其兴起和演化,不仅是完成国家和民族救亡大业的强劲动力,更是人民启蒙事业获得长足进步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 人民政治,立宪政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

   人民政治的兴起与演化,是贯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根逻辑红线,也是至今为止尚未真正引起学界重视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重现这根逻辑红线,本文将选取三个时代和三位历史人物的理论思考,作为理念路标和历史刻度,这包括20世纪头十年的梁启超(以《政治与人民》为中心)、20世纪20年代的李大钊(以《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为中心)和20世纪40年代的毛泽东(以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构想为中心)。为什么是这三个时代?因为第一个时代是人民政治逐渐兴起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人民政治发生流变的时代,而第三个时代则是人民政治基本定型的时代。为什么是这三位历史人物?因为他们分别是那三个时代的精神体悟者和思潮引领者,他们都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民政治的内在脉络,且创造性地推动了人民政治的兴起、流变与定型。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围绕这三位历史人物的理论思考,既梳理他们之间的异同以辨析源流,又重置于时代思潮的大背景之下以解释因缘,目标在于勾勒和呈现人民政治的起源、流变及其影响。

  

   一、梁启超与人民政治的兴起

  

   1907年,梁启超在政闻社机关报《政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与人民》的文章;到了1910年,梁启超又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以“沧江”的笔名重刊于《国风报》第1卷第21期。短短三年之内两刊此文,可见梁启超的重视程度。

   在此文中,他开篇即言:“凡一切政治,莫不与人民有不可离之关系。”接下来,他征引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的名言:“政治者,余之生命也。”但他的断言(也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则是:“吾以为政治也者,宁独政治家之生命而已?实一切人民之共同生命也!”①这既是此文的中心主旨,也是对人民政治最经典的概括和最热切的呼唤。值得格外注意的是,所谓人民应以政治为生命,此处之“人民”是相对于职业政治家而言的,也就是说,人民政治乃侧重于指代并非专门从事政治职业的多数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关切意志和参与行动。在梁启超看来,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政治如同空气,与人民须臾不可离,所有人都应当密切关注一切政治,切不可自以为能够隔绝于政治之外,甚至认为政治只是别人的事而与己无关。梁启超苦口婆心地说:“政治为人民生命,其理由本非甚邃,徒以重重关系,间接稍多,中人以下,骤涉焉而不见其樊,则其漠然视之,亦固其所。”《道德经》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梁启超也知道,人民政治之道带有惊世骇俗的性质,相比古代经典传统中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论断事实上是对常识的一种颠覆。

   然而,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一种忧患深重的普遍危机意识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士林。自倡言变法维新开始,梁启超最自信的是:“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搔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②作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这篇惊世骇俗之论,放置在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或许也不是那么奇特和突兀。

   首先,在反思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原因的过程中,梁启超日渐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③他评说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这既是为李鸿章作辩护,也是对李鸿章的批判。辩护之处在于,李鸿章在晚清顽固派的围剿之中,深知中国已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非变法维新不足以图强,故以洋务运动而求安内制外之方,孤独的李鸿章是中国的先觉者;批判之处则在于,李鸿章“久居要津,秉持大权”,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④他无法唤起人民的国家意识,在国民国家的竞争大势之中,仅恃购买来的船炮以御敌,其败有由来矣。在梁启超的时代,“国民”概念本身即是人民政治的代名词,它是从日本转手的舶来品,而其流行于世则可归因于中日甲午战争的震撼、冲击和启示。在辛亥革命之前,无论立宪派抑或革命派,都将之视作中国的救亡之方和启蒙的根本要义。所谓“国民”,不再仅仅是统治权管辖范围内只知交粮纳税的子民,而是需要认识到自己作为国家一分子拥有何种权利和义务的人民;国家的痛痒即是人民的痛痒。这就必然要求人民不能自外于国家的一切政治。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即是能够有效动员和统合这种现代国民的政治有机体。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只有这样的政治有机体,才可能在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演论逻辑)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生存的权利。

   其次,在吸纳和消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也完成了政治合法性原则的古今之变,即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过渡。沃勒斯坦曾指出西方思想史的这个大转型:“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头脑中,主权所在已经从君主或甚至立法机构转到更难以捉摸地存在于‘人民’身上。”⑤的确,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主权观念已深入人心。梁启超说:“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读十九世纪史,而知发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⑥在他看来,“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⑦故而,“君权神授”的说法被弃如敝屣,“天意”被“民意”所驱逐和取代。如果存在君主,君主也应该只是国家的象征符号或代理人。政治社会最高权力的所有者是人民,一切合法权力都来源于人民,国家所有机构都只是代为人民执行仆役的任务,因此,一切权力存在的正当目的都是要为人民的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服务。就此而言,立宪派和革命派并无实质区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其独特性仅仅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⑧他们针对革命派想说的是,保留一个傀儡化和象征性的君主机构,有利于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他们针对清廷想说的是,以君主神圣无责任的立宪体制,能够换取皇族长期的荣华富贵。不仅如此,就实质性的效忠对象而言,作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天职是:“大抵报馆之对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几谏,委曲焉,迁就焉,而务所以喻亲于道,此孝子之事也。”⑨近代日本自我塑造了一个神圣化的天皇以供崇拜,想要模仿日本搞立宪政治的清末立宪派,事实上多数人却对清廷毫无敬意可言,尤其是梁启超,虽受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拒绝了革命派的“排满”民族主义,但他念兹在兹且一向认为值得效忠的唯一对象,只有国民,亦即政治化了的人民,这才是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天子之所在。

   再次,对于梁启超来说,20世纪的大问题之一即“扩张民权之问题”。⑩就立宪政治的实现而言,君主和官僚的妥协、退让乃至推动,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即使有此事,也不是立宪政治的原动力和本质所在,因为立宪政治的要害是限制专制君权及其官僚体系,而“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11不仅如此,他说得更明白更透彻的一段话是:“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断言:“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13一切的希望和进步的前途都取决于国民,因此,所谓立宪政治即国民政治,所谓国民政治即人民政治,在梁启超那里,这根本是同一化的逻辑。

   尽管如此,具体到1907年的历史情境之中,梁启超再度强调人民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仍然难以避免其突兀性和奇特性。这是因为,早在1906年,他就发表了《开明专制论》一文,其中明确说:“宪法者,决非一纸空文所能立,朝欲之而夕致之也。夫人民程度之一问题,各人有各人之主观的判断,吾以为未可,人以为已可,是非终未易决也。若夫机关事务与否,则全属客观的事实,虽好立异,宁能否认焉?吾以为但就以上所举诸端,苟欲其规模粗具者,虽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而彼持极端破坏论者,乃谓于干戈倥偬、血肉狼籍、生计憔悴、神魂骇丧之余,不数年而可以跻于完全优美之共和,一何不思之甚!”14这里就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表达了对革命派(所谓“持极端破坏论者”)的贬低和驳斥,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二,表达了对清廷的拥护。毕竟,自1901年新政之后,1906年清廷又颁布预备立宪诏令,政府的开明姿态还是显而易见的。康有为就提醒过梁启超:“若夫政府之柔脆易转,实普万国所无……推之即动,激之即行,故立宪之事,但患其速,不患其迟也。”15梁启超注目于“强有力之中央政府”,可见其重心所在。其三,对现实存在的“人民”,梁启超并未抱有浪漫化的看法。作为政治合法性原则的人民主权观中的“人民”,本质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是一个集合整体,犹如上帝、神或天意那样难以捉摸,在实际上它很可能并未出场;而在现实政治中出场的“人民”,则是杂多零碎和分化散漫的,是需要历经“国民性批判”的“国民”,也是应该承受“新民说”洗礼的绝大多数民众。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民”是不值得过于信赖和依靠的。

   根据《开明专制论》的设计方略,贬斥“革命”和轻视“人民”,转而诉求于“强有力之中央政府”,梁启超表现出了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但是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在《政治与人民》一文中,梁启超似乎完全接受了杨度对他的批评:“若专驳革命党,批评国民,实为失策。弟以为国会未成立之先,国民实无服从此等政府之义务,虽一切反对之,不足为激。且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16自1907年后,杨度的策划替换了《开明专制论》的方略,成为立宪派的主流走向,梁启超的《政治与人民》正是这一走向初露端倪的一个最好见证。就此而言,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自海外归国,曾公开演讲说,在推倒清廷方面,立宪派和革命派起了同样的作用,因此辛亥革命无论功罪,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应该共同分担。这恐怕不全是虚言。

此外,也是在1907年,为了重新设置议题以胜过革命派的“排满革命”,杨度引导梁启超倡议开展国会运动,“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将有很大的成效。17而梁启超写作《政治与人民》,其落脚点和归宿也正在于论证“国会政治之所以可贵”,一再申说“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也”,文末的结语则是:“人民而欲求得良政治也,亦曰求得国会焉而已矣。”18到了1910年,果然国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立宪派的声势得到极大扩张。但是,正如美国独立战争时“人民”更多时候都只是存在于精英制造动员效力的政治话语之中,19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乃是立宪派,而立宪派除了部分官僚之外,则多以绅商阶层为主;事实上,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绅商阶层为了限制“君权”和“官权”,虽表面上总以“民权”相号召,但其实质则是扩张“绅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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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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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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