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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法学知识的演进与分化——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1-08-30 22:51:26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当前我国法理学界存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这一争论实际上涉及法学知识论的问题。法学知识是不断演进与分化的,我国法学知识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法法学、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承接与递进,可以勾划出我国法学知识的演变过程。而法学的知识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两个要素。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说,法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学者可以采取不同方法,从不同维度进行考察,据此将法学知识区分为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在这个意义上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而只不过是法学知识的两个不同面向。

   目次

   一、法学知识的历史演变

   二、中国法学的知识转型

   三、法学的知识论

  

  

   本文来源为《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思想(第73-82页),原文13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可参阅原文。购刊请戳这里。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是苏力教授对我国法学知识演进过程中两种不同法学知识形态的概括。这种概括主要是以法学方法论为依据的:采用社科方法对法进行研究的,属于社科法学;采用教义学方法对法进行研究的,则属于法教义学。除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苏力还提出了政法法学的概念,以此描述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法学研究状况。

   当然,在我国法学界产生影响的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这两个概念,甚至引发了所谓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这种争论最初是在法理学界,此后波及部门法学,因而是一个具有法学一级学科影响力的问题。在我看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并不仅仅涉及方法论和价值论,而且是、或者更主要是涉及知识论。因此,应当从知识论维度对此进行考察。

   法学知识的历史演变

   法学是随着法律的产生而出现的,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并且与法制发展相同步的。可以说,只有发达的立法与司法,才能为法学的兴起与繁荣提供源头活水。古代意义上的法学,亦即法律之学,都是以法律规范为中心的解释学。

   中国古代以刑律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律学,萌芽于战国,产生于秦汉,定型于魏晋,随着唐宋明清刑律的一脉相承而兴盛一时。从律学到法学的概念转换,是清末沈家本完成的。

   沈家本的《法学盛衰说》一文率先采用法学这个概念,以法学取代了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和律这两个词本来就并用无忌,而且法的使用还要早于律。战国时期李悝著《法经》,此后商鞅改法为律。自秦代以后,以律代法,尤其是刑事规范统称为刑律。

   因此,法与律是相通的。正如《唐律疏议》指出的,“法亦律也”。相应地,律学就成为采用刑律注释而形成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代的律学是以探寻律义为目标的。律学的主要方法是语义分析,使用的是语言学方法。晋代杜预、张斐注律,对晋律中的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等20个法律术语作出了解释,例如“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的《唐律疏议》则将律文与疏议合为一体,直接指导法律适用。

   明清时期律学达到高峰,出现了大量律学著作,并且总结出律学分析方法。例如“律眼”和“律母”,实际上是解律的关键词。清代律学家王明德还在《读律佩觽》中提出读律八法,包括扼要、提纲、寻源、互参、知别、恒心、集义、无我,都是解律的经验总结。以语言学方法为主的律学对古代刑律使用的文言文有依赖性。“律母”中的以、准、皆、个、其、及、即、若,“律眼”中的例、杂、但、并、依、从等字,都是语言学中的虚词(副词、介词、助词、语气词、连词、代词)。王明德指出:“律有以、准、皆、个、其、及、即、若八字,各为分注,冠于律首,标曰八字之义,相传谓之律母。”王明德还引用宋儒苏子瞻的话,将八字称为读律之法,指出:“必于八字义,先为会通融贯,而后可与言读法。”

   然而,近代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文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因而律母与律眼这些文字在中国现代法律中已经不再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律学的实用价值不复存在。及至清末法律改革,引入大陆法系的法制体例,改律为法,同时亦引进了法学的概念。沈家本最先采用“法学”一词,以此代替我国流行了二千多年的律学。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沈家本描述了我国古代刑律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法学的盛衰过程。

   在西方,古罗马法的法学家以解答和评注方法完成其解释法律的工作。古罗马的法学家在解释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循它们所依据的法律文本。因此,将古罗马法学称为注释法学是完全正确的。在欧洲大陆中世纪的教会法法学中,注释(glossae)是基本的法学研究方法,重视法律文本。

   由此可见,无论中外,古代社会的法学都是以法律文本为中心的注释法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法教义学。这种古代的法教义学的特点是将法学限制在对法律条文进行语义解释的窄小范围内,因此,古代法学的内容是封闭的而非开放的,方法是单一的而非多元的。

   到了近代以后,社科研究方法开始引入法学领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法哲学是采用哲学方法对法进行考察,这是超越法律文本的形而上的研究。黑格尔所说的法,其实并非规范的法而是指理念的法。因而黑格尔指出:“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

   在该书中,黑格尔把犯罪界定为一种否定的无限判断,而又把刑罚界定为对犯罪的扬弃,是对不法的否定之否定。这些论述都是对犯罪与刑罚现象的观念性的描述,具有抽象性与哲理性。因此,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以哲学思辨方法对法本体的思考。

   黑格尔的法哲学对德国法学留下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法教义学,包括刑法教义学也同样具有浓郁的哲学气息。例如,德国刑法学家帕夫利克(Michael Pawlik)提出了“古典哲学基础上的德国刑法学”的命题,明确地指出:“刑法学应当是教义学,而哲学在这里并无一席之地,这是一种肤浅的见解。在德国,从哲学汲取养分的刑法学具有悠久且辉煌的历史,但这条路还没有走到尽头。”

   随着社会学的产生,又出现了法社会学,它采用社会学方法对法律进行考察。例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将法律置于社会分析框架之中,寻求实在法的存在根据,实现对实在法的超越。孟德斯鸠本人就是近代社会学的先驱,其对法律精神进行的社会学考察可以说是法社会学的一个范本。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是指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完全不同于法教义学所推崇的法律文本的含义。我国古代律学将法律文本含义称为律义,其对应于律文。从律文推导律义,也就是所谓疏议,是解律的必由之道。

   在孟德斯鸠之后,以对法社会学贡献而论,首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韦伯论述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要素的关系,并将形式理性的学术进路引入对法律的研究,采用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分析框架,描述不同类型的法律。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术殖民,采用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的法经济学成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学知识的分化推动了法学知识的丰富与繁荣。法学从技术性知识发展为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跻身于社会科学。如果没有多元的法学知识,法学很难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提并论。法学现在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大学科,其知识包括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理论法学就包含了上述社科法学知识,而部门法学则是法教义学知识。

   法学是一个从法教义学到社科法学不断进化与开放的知识累积过程,由此推动了法学的学术扩张与理论更迭。注释法学是纯粹法学,它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以法律适用为研究功能,以法律解释为研究方法。而社科法学则是采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法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知识形态。如果将法学限制在注释法学,则法学的范围是极其狭窄的,对法的认知也是较为表面的。

   随着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研究的广泛适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形成交叉研究,由此拓宽了法学学科的边界,使法学知识融入社会科学知识之中,为法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法学的知识转型

   我国新时期法学以1979年刑法等七部法律的颁布为标志,其中就包含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然而,法律颁布还不等于法学的恢复重建。随着我国立法与司法的逐渐恢复与发展,我国法学亦相应地获得了成长的空间。根据苏力教授提供的分析工具,1979年以后我国法学知识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此外,还有三次学术会议对我国法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一)1980年代,政法法学流行的阶段

   法学知识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这里存在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此时法学知识还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政治话语,因而这时的法学还不是纯粹法学,而是政法法学,因此有“幼稚的法学”之评语。例如,国家与法理论框架下的理论法学,显得十分单薄。而注释法学缺乏方法论的支撑,也显得十分肤浅。

   1980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作者是当时理论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主要讨论的是法治与人治、以法治国、民主与法治,以及法的继承性与阶级性、法律与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关系到法治重建的理念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从思想上肃清法律虚无主义,为新时期法治建设奠定理论基础的性质。

   (二)1990年代,社科法学滥觞的阶段

   1.文化热导致法律文化研究的繁荣。以梁治平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引领了法学研究潮流,法律文化研究知识谱系总的来说偏向于法律人类学。

   2. 科技热导致大量新兴法学的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知识界曾经掀起科学三论的学习和运用高潮,这里的“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科学三论,尤其是其中的系统论对法学,包括部门法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所谓系统法学是指人们用以系统科学为主的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法和法律现象的一门科学,是法学和系统科学相结合的一门综合学科,其发展受法学和系统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刑法学领域,何秉松教授编写了《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可以说是系统论直接引入刑法学的一部论著。

   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法学知识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毕竟不如社会科学那样直接。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法学中运用会产生知识增量,而自然科学方法论在法学中机械套用只会产生简单仿照的消极后果。只有诸如将统计学等作为法学研究的辅助方法的时候,例如,利用统计学对犯罪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描述犯罪现象的演变轨迹,自然科学方法论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3. 法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苏力教授1996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开我国法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该书不是法社会学的体系性著作,而是采用法社会学方法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而具有应时性,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带动了社科法学的发展。

该书在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性影响。严格地说,该书并不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学术专著,而是重要论文的汇集。其中的主题涉及法制现代化、法律移植、市场经济与法制等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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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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