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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人是什么?——孔子面对“攸关技术”的回答

更新时间:2021-08-30 20:36:41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攸关技术正在挑战关于“人是什么”的基本价值观念。所谓“攸关技术”是指那些关乎人的存在与本质、从而导致人伦忧患的技术,例如可以在肉体“硬件”方面造人的基因工程,可以在心灵“软件”方面造人的人工智能,乃至可以灵肉一体地造人的人类克隆。可见,不论是肉体还是心灵的存在,人本身都不足以保证人之为人的独特本质;恰恰相反,正是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导致了技术的狂悖。因此,唯有孔子的“天本主义”才是人类防止人性沦亡、人道泯灭的最后防线。这就是说,人之存在及其本质的根本保证不在“人为”,而在“天然”的“自然”。鉴于攸关技术不断突破底线,今天必须发出一道最强有力的戒令:敬畏天命,禁止造人!

   【关键词】人;攸关技术;人造人;孔子;天本主义;天然;自然

  

   在攸关技术的刺激下,一个问题赫然逼显出来:人是什么?所谓“攸关技术”(TCH:the technologies concerning humanity)是指那些关乎人的存在与本质、从而导致人伦忧患的技术。汉语“攸关”通常与“性命”联系在一起,故有成语“性命攸关”。但“性命”并不仅仅指“生命”;“性”指“人性”,“命”指“天命”,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即人的存在与本质是天所赋予的。然而今天,攸关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点:正在走向“人造人”的境地。那么,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面对攸关技术,他会怎样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一、人的肉体与攸关技术

   既然这里的话题是自然人(natural man)与人造人(artificial man)的分辨,我们所讨论的“人”当然就不涉及人的社会地位或精神境界的划分,即不涉及诸如圣人、君子、小人之类的分别,而只关注人之为人的共性,即作为“类存在”(a species being)的“人”。孔子在类存在的意义上谈到“人”的时候尽管不多,但并非完全没有;他的其他言论也往往蕴涵着类存在的意谓(详下)。

   孔子对作为类存在的人是非常关切的。《论语》载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邢昺解释:“不问伤马与否,是其重人贱畜之意。”[①] 所谓“重人”,是说不论贵贱,人的生命都应当珍视。至于“贱畜”,是将动物与人比较而言的,并非完全不关心动物。朱熹解释:“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②] 这是说,比起动物来,孔子当然更关心人。这是儒家一贯的态度,即“爱有差等”,正如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③] 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在这些年的生态伦理思潮中,有一些学者尝试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赋予动物与人类平等的价值主体地位,但始终无法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证。而孔子及儒家的“仁爱”观念一方面是“差等之爱”,一方面是一视同仁的“一体之仁”;不仅如此,这种仁爱背后还有更高的价值根据,即并非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人本主义”,而是“天本主义”(Tianism)(详下)。

   人的生命存在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即肉体与心灵,或肉体与灵魂。因此,我们的讨论就从孔子关于肉体的观念谈起。

   (一)孔子论人的肉体生命存在

   肉体在古代汉语中叫“身”或“体”。不过,“体”更多指身体的器官,例如《论语》荷蓧丈人所说的“四体不勤”[④],孟子所说的“体有贵贱”、“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⑤]。整部《论语》,孔子本人没有谈到过“体”,而只谈“身”。

   孔子所说的“身”,有两种用法:

   一种用法并不仅仅指身体,而是指灵肉一体的自我存在,即指“自身”(oneself),例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⑥];“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⑦];“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⑧]。

   另一种用法即特指的肉体,但实际上也是指的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正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话题。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⑨] 这里的“求生”是说的保存生命,“杀身”是说的牺牲生命,即“身”与“生”互文同义,皆指个体生命存在。

   显然,这里蕴涵着一种观念:灵肉一体的整个生命存在是依赖于肉体存在的,肉体的死亡也就意味着整个生命的不复存在。唯其如此,孔子非常重视肉体之“身”的生命存在。例如,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邢昺解释:“若人有犯己,一朝忿之,不思其难,则忘身也;辱其身,则羞其亲。”[⑩] 意思是说:因一时的忿怒而“忘身”,从而危及自己的生命,这是羞辱自己的父母。

   孔子为什么这样讲?后来《孝经》引孔子的话,加以解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1] 连头发和皮肤都不敢毁伤,何况生命!身体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是父母给予的,因此,爱敬父母也就意味着必须爱护自己的身体,否则就是不孝之子。《论语》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邢昺解释:“曾子以为受身体于父母,不敢毁伤,故使弟子开衾而视之也。”[12] 至于“父母给予肉体生命”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形上超越意义,下文还会讨论。

   但应注意,以上并不表明孔子赞同“贪生怕死”;相反,孔子主张“杀身成仁”[13],正如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因为存在着比个人生命更高的价值:“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14] 这个话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无论如何,在孔子看来,个人的肉体生命具有崇高的价值,因此,他说:“未知生,焉知死?”[15]

   (二)攸关技术的肉体生命突破

   上文谈道,孔子之所以重视肉体生命,是因为肉体乃是父母给予的,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但是,如果肉体生命可以不由父母给予呢?

   这正是攸关技术所提出的严峻问题。攸关技术不仅能够部分地制造出人的肉体,例如部分地由人造的肢体、器官等“义体”(prosthesis)构成所谓“义体人类”(cyborg);而且甚至能够整体地制造出人的肉体,最极端的例证就是将属于基因技术的克隆技术(cloning technology)用于人类克隆(human cloning)而造成所谓“克隆人”(cloned human)。这就是攸关技术在肉体“硬件”方面造人。

   这就表明,肉体的存在并不足以保证人之为人的独特存在,即不能界定人的本质,因为:动物也有肉体的存在;不仅如此,基因技术使得人造的肉体生命存在成为可能,如克隆人。近年来,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的“身体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body)影响下,人们都时髦地大谈“身体”,乃至赋予身体以本体论的地位;但攸关技术表明,对于确定人的本质来说,身体并非那么重要。

   总之,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说,肉体生命的存在远非孔子的最终回答。

   二、人的心灵与攸关技术

   上节的讨论表明,人类与非人类的本质区别并不在肉体方面;那么,在心灵方面吗?过去的观点认为,技术纵然能造出人的肉体,却不能造出人的心灵。但是,这一点也正在被今天的攸关技术突破,人工智能正在具备、甚至超越人类心灵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关乎认知方面的智能(intelligence),而且关乎包括情感与意志在内的整个心灵。

   与本文的话题密切相关,儒学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论题,即“人禽之辨”。[16] 最著名的是荀子的说法:“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7] 他所说的“义”或“分义”是指的“礼义”,是指向“礼”(社会规范)的。但礼是外在的东西,并不内在于心灵。

   将“人禽之辨”内在化的是孟子。他的思想基于“类”的观念,以揭示作为类存在的人的本质:一方面,“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而另一方面,“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18] 而他所说的“义”与荀子不同,是内在的。[19] 这就是他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20],也就是“仁义而已”[21]。

   那么,孔子的“人禽之辨”思想如何呢?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作为“德”的“仁”。但事实上,孔子、乃至后世许多儒家都不仅仅以“仁”论证人的独特性。首先是“类”意识,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22] 所谓“人禽之辨”其实也就是“类别”,即人类与非人类的辨别。然后指出:这种本质区别不能仅仅以“仁”之“德”来论,因为“德”之为“得”,乃得乎天,人类与非人类皆然,各有其“德”。如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23],即马亦有其“德”。

   所以,问题在于人之“德”与动物之“德”的区别。孔子是从知、情、意三个方面来综合地阐明人之“德”、进而揭示“人禽之辨”的。

   (一)人的认知能力与攸关技术

   人虽然并不能“生而知之”[24](孔子甚至自谦“无知”[25]),但是先天地具有能知的智能。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朱熹解释:“盖君子于细事未必可观,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虽器量浅狭,而未必无一长可取。”[26] 这也表明,撇开君子、小人的分别,人都具有获得某种知识的智能,说明人都是有先天的认知能力的。荀子后来加以发展,认为人都具有能知的智能:“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27] 这里,荀子明确地将认知能力认定为每个人都具有的先天人性。[28]

   但是,认知能力并不足以保证人之为人的特有本质。甚至荀子也说“禽兽有知”,更不用说今天不少科学家都认为动物也有不同程度的智能。因此,正如康德所说:“理性对人类的用途如果也与本能对畜类的用途一样,那末人类虽然赋有理性,那也并不能把他的价值提高在纯粹畜类之上。”[29]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人是理性的动物”[30],并不能揭示人的独特本质。

   这就表明,智能并不能界定人的本质。当然,动物纵然具有智能,但其水平远不能与人类相比。然而,攸关技术对人类心灵能力的突破,首先就是在智能方面。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储存、记忆知识,甚至还能够“温故而知新”[31],具有学习的能力。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不仅远超动物,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远超人类。上文提到的关于“义体人类”(cyborg)的攸关技术,已经不仅在肉体上部分地造人,而且扩展到心灵上,尽管还只涉及智能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近来沸沸扬扬的马斯克(Elon Musk)“脑机接口”技术(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or brain-machine interface)。

   (二)人的情感能力与攸关技术

   鉴于人工智能的上述优越性,许多人认为,人与机器人的本质区别不在智能,而在情感。对情感的强调,正是孔子及儒家的一大特色。著名哲学家蒙培元先生甚至将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界定为“情感哲学”[32],指出“人是情感的存在”[33],以揭示人的本质。

众所周知,孔子不仅广泛论述了人的种种情感(包括感触、情绪、感情)[34],而且将一种特殊的情感规定为人的本质,从而规定为儒学的核心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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