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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更新时间:2021-08-30 19:24:36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这是牟宗三化解“中国哲学史合法性”危机视角与方法的殊胜之处。

   二

   在进行了上述回顾和讨论之后,似乎本文应该就此打住了,因为笔者认为牟宗三已圆满回答了对“中国哲学史合法性”的质疑。但是,事实上“合法性”危机并未止于此,否则便不会出现当前的“合法性”讨论了。之所以“合法性”问题仍在被激烈地争论,主要原因在于上述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对“合法性”的讨论只限于化解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而对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并未彻底解决。换言之,上述胡、冯、牟所讨论的只是作为历史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不是作为当代学术形态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认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虽有关联,但亦有区别,在讨论“合法性”问题时不可将二者等同。所谓“中国哲学史”是指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思想及其学术形态,而所谓“中国哲学”则主要指当代的中国哲学思想及其学术形态;“中国哲学史”虽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中国哲学”形态所构成,但“中国哲学史”以诠释性为学术特色,以最大程度地阐释哲学文本的理论意蕴为标志,而“中国哲学”则以创新性为学术特点,以为现时代提供意义诠释基础为标志。在此文的语境下,为了深化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笔者着意强调的不是二者的关联,而是二者的区别。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字之差,其理论内涵却差之千里。这一点不可不察,否则不仅会陷入语义的混乱,而且会影响对问题的深入探讨。

   就历史真实情况看,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在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同时,也建构了“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有此说,其根据在于他们在采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范式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同时,亦基于当时的意义视界创制了“新理学”和“新心学”等中国哲学学说。虽其标榜为对“理学”和“心学”的继承和弘扬,但其“创新性”自不待多说。在此,至于“新理学”和“新心学”是否准确而圆满地回答了时代问题姑且不论,从历史上来看,其理论创制对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意义突出地表现为它建构起“中国哲学”学科,从而不仅为中国哲学界解释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路,而且亦为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并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尽管这种建构是初等的、精线条的和框架性的,但它毕竟为“中国哲学”学科提供了一种概念和思想的框架,为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学术资源。由此看来,胡适、冯友兰和牟宗三等人的研究是双重性的,其一重是以诠释为理路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重则是以创新为理路开拓了“中国哲学”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站在现时代的立场上,不管“中国哲学史”的形态如何,推动以现时代为反思对象的哲学创新总是更为重要的。

   不过,在二十世纪初由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建构的“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并未能够真正完全成熟地建立起来。在西方文化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并不成熟的“中国哲学”不仅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范围内的冲击和挑战,而且也受到了国内“政治化”倾向的严重干扰。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哲学”形态是用实在论和前苏联式的唯物论诸如此类的思想模式来建构的与传统相割裂的解释范式和理论体系。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政治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为了凸显哲学思想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在哲学研究中增加了“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并且,相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也增加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方面的内容;更严重的或许还在于,为了贯彻“阶级分析”和“唯物唯心”的原则,哲学思想中一些普遍性内容和命题被具体化和简单化了。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使我们更加彻底地消解了旧的经学学术范式,但并未能够建构起真正有效的“中国哲学”范式,因而也难以对现实问题提供解释的意义基础。这种情形导致了我们常言的一种“哲学”与“中国”相脱节的“哲学在中国”的状态,因而更强化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不完善性与不成熟性。如此不完善与不成熟的“中国哲学”在日新月异地进行着哲学创制的西方哲学的对照下,其“合法性”自然而然地被凸现出来。这便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产生还可以从认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在作为“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信念”的经学学术解体之后,新的“信念”并未及时有效地建构起来,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意义迷失和价值缺失的状态之中。按美国当代思想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理论,这种状态可称为“认识论危机”。麦金太尔认为,要建构新的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项是提供整套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全新解决方案;另一项是对原有传统之无能的根源做出准确的说明;第三项是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与传统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10](p472-481)就此分析,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以及相继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基本上满足了第一、二两项的要求,但是,因为“新理学”与“新心学”对西方哲学系统和概念的“移植”使得其所代表的“中国哲学”未能建构起与传统之间的“基本的连续性”,因此未能满足第三项条件的要求,从而导致了中国思想近一个世纪来的“认识论危机”。[10](p477)正因为如此,不仅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中国哲学史”,而且包括作为意义阐释基础的“中国哲学”在内,均未得到主流的西方哲学界所承认和接受。在西式话语系统笼罩全球的今天,“中国哲学”的学科身份及学者在此框架内所进行的辛勤工作不被既是哲学故乡又是当代文化中心的西方承认和接纳,这不免使人感觉失落和沮丧。

   作为一个成建制且拥有基本范式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但是,在上述“时代背景”和“认识论危机”的双重挤压下,尽管由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转换构成了中国学术近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从意义承担来讲,“中国哲学”都远未在中国人的文化谱系和精神生活中建构起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相对应的地位。今天,“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像冰山浮出水面一样“醒目”且“刺耳”,它所引发的学科危机让一些学者感到了忧虑和不安。一些学者对争论中隐约表现出的某种试图否定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哲学学者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倾向表示不满;另一些学者则担心争论的结果会动摇“中国哲学”的学科基础,并进而对作为一项学术事业的“中国哲学”的前景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的学者干脆以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问题”而采取完全拒斥的态度。但是,冷静地思考下来便会发现,“合法性”问题所引发的这种忧虑和不安其实是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与创新的一种自觉,也就是说,它所标志的不仅不是一种颓废和无奈,反而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一种觉醒;这种觉醒表现为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形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更是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和意义阐释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

   所谓对“中国哲学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指当代中国哲学学者透过“合法性”危机意识到了以仿效西方哲学而建构的“中国哲学”的思想表达方式不仅束缚着“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叙事方式,而且也阻碍着中国哲学思想之独特性的有效表达。“中国哲学”是依照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基本范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很多来自西方哲学的术语、方法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故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扮演主角的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中表现着明显的“主体性”,而“中国哲学”本身却表现出明显的“受体性”。毋庸置疑,中国哲学学者对此现象的“觉醒”意味着要改变简单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式来“剪裁”中国哲学思想材料的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摆脱因一味地照搬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梳理中国学术思想所导致的中国哲学特性丧失的困境,从而破除西方哲学话语霸权对“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进而在逐步消解“中国哲学”“受体性”的同时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

   要消解“中国哲学”的“受体性”从而建构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一项艰巨的时代任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改变“中国哲学”的“受体性”境况绝不能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如果我们真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钳制,最佳的办法就是自创新哲学理论和哲学典范,否则将终究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因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所主要指向的并不是由对传统思想文本进行解读而形成的“中国哲学史”,而是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群体研究产品的“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其说它指向的是近百年来学人对“中国哲学”学科的探索,不如说它指向的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群体未能承担起作为意义提供者和阐释者的文化使命。因为,作为一个特殊使命的承担者——“中国哲学”及其研究者未能如国人和世人所期待的那样,在当下与历史和未来之间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未能在现时代创造性地建构起基于民族生命的意义表达系统。因此,要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迫切需要的是具有创生性的“宏大叙事”,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真正有效应对现时代问题的哲学学说。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自信地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建构起作为普遍性价值和思想尊严的“中国哲学”。

   三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抢眼且急迫的问题。但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教训启示我们,在对待“中国哲学合法性”这个问题上,绝不可让民族情感或学科情绪主导我们的理智,否则将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最终解决。回首共和国成立后的学术历程会发现,我们对哲学的理解长期飘忽不定、来回摇摆,哲学的命运始终与社会政治一并进退沉浮,作为一种纯粹学术形态的哲学显得无奈而又多难。因此,我们应珍惜目前大为改善的政治和学术环境,准确把握“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真正涵义和当代意义,沉静地区分民族感情与理性判断,避免重蹈中国哲学在近现代的覆辙。换言之,对当前“中国哲学”的身份困顿和“合法性”焦虑必须从崭新的视角加以认知,只有这样才可理清问题的症结,才能找到相应的救治之法从而开出一些光明的前景来。这个崭新的视角就是:虽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表现为“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这一老问题的重现,但这种重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有着新的意义:它的关切点在于反思“中国哲学”的建构历程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探讨“中国哲学”研究走向合理化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消解掉“中国哲学”的“受体性”,建构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在这一视角下,“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所包含的建设性向度和面向未来的姿态非常明显。

所以,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重要的已不在于有、无,而在于对当代中华民族生命意义的自觉表达。因此,要克服“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危机,需要把对中国哲学文本与西方哲学形式间关系的外在关注,转换为中国哲学主体与时代、社会和民族生命间的内在关注。换言之,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所谓的名分或话语权,而在于“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应对现时代的问题,它的思想义理是否适合中国这片土地。过去的“中国哲学”是否存在或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感受和化解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哲学就只是一种“哲学史”,而不是“哲学”。因此,要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既不能“照着”西方哲学讲,也不能“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该是创新式地“自己讲”和“讲自己”: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哲学论题”的发现、对时代冲突的义理解决和对形而上学之谓道的“赤诚追求”等等。因此,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面对过去的文本,更主要的是要面对现时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并由此进而寻求人类对生态、人文、道德、精神和价值等危机的化解之道。只有应对时代问题建构起新的哲学理论和学术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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