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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刘师培的中、西观与文化民族主义

更新时间:2021-08-30 19:22:27
作者: 盛邦和 (进入专栏)  

  

   学界已有不少有关刘师培的研究文章,本文不打算对刘做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只想以此个案,说明国粹派的文化建设观。说到国粹派,人们常将其与“文化民族主义”联在一起,似乎凡入此派,即顽守“中学”,反对西学。

   然而通过对刘学术思想浅探,或许可得出一个相异的印象:刘坚持国粹观点,但不是一个思想的“排外者”,恰恰是将西学中最“激烈”的学说–无政府主义引入中国的一员健将,甚而参与将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最初的活动。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从新角度,对国粹派做新观察。同时,假如我们认同“国粹”运动是中国20世纪文化重建史的“首页”,由对刘师培的思考,也可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内涵与实质产生最初认识。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庵。 江苏仪征人。曾祖刘文琪、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皆为著名乾嘉学者。 1901年(18 岁)中秀才。1903年开封会试落第。时与种族革命家王郁人交往,同时认识林獬。后到上海与爱国学社章太炎识,同尊古文经。《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记曰:“二十,赴京会试,归途滞上海,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纪元前九年也。”章此时正在办报兴学鼓吹“排满革命”。刘入教育社,受影响写《攘书》表示排满决心。同时与林獬合著《中国民约精义》,以独特方式宣传卢梭《民约论》思想。又与蔡元培、叶瀚等人创办《俄事警闻》,警示国人防俄侵华。 1904 年《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此后参加蔡元培主持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参加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光复会,为首批成员。此时他积极撰写反清文章,宣传“排满复汉”,自称“激烈派第一人”。此年他与何班结婚。何班后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后改名何震。

   1904年刘参加由邓实、黄节发起的“国学保存会”。次年《国粹学报》创办,刘为之投稿,被视为“国粹派”首要人物之一。同年冬天,上海发生广西巡抚王之春刺杀案,刘参与策划。同年《警钟日报》查封,刘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继续宣传反清, 又参加由陈独秀发起的岳王会。

   三年以后(1907年)刘渡日本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其时署名“韦裔”,成为《民报》及其增刊《天讨》的重要撰稿人。东京时代,受日本社会党影响,急剧向无政府主义倾斜,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社会主义讲习班,办《天义报》与《衡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与《家庭、所有制的起源》某些章节。《事略》说:“前五年亡命日本……夏,君创《天义报》。秋,与张君继设社会主义讲习会。前四年又创《衡报》,此两报皆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也。”

   1908年刘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遭拒绝后入两江总督端方幕。1911年随端方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端方被新军镇压之后,刘逃往成都,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关于此事,《事略》是这样记载的:“是年(指前四年)君忽与炳麟龃龉 ,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于是年冬归国,依端方于江南。前一年随端方至四川,端方死 ,君幸而免。盖在四川国学院讲学”。

   1913年为阎锡山高级顾问。此后刘的思想进一步右倾,竟然成了筹安会的理事,为袁世凯复辟造舆论。《事略》记:“四年,君忽为杨度等句引,加入筹安会,袁世凯死 ,君留滞天津。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为教授。”

   晚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主编《国故月刊》,与《新青年》论争,反对新文化运动。同年11月20日病逝与北京。

   刘逝去,留下大量著述。辑有《左庵全集》、《刘申叔先生遗书》等。《事略》记:“所著书经其弟子陈钟凡、刘文典诸君所搜辑。其友钱君玄同所整理,南君桂馨聘郑君裕孚所校印者,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学校教本六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

   一、于传统的温存

   刘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满革命派。他与章太炎交往,与孙中山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过蔡元培的军国民会、暗杀团。他写过《黄帝纪年论》、《攘书》、《论激烈的好处》 等论文,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

   这时他手中的精神“武器”,是传统的“攘夷”思想。《攘书》(1903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

   他又说,“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刘光汉识。”鉴于时代的具体情况,刘师培以“攘夷”宣传革命是历史使然。这使我们想到日本明治初开时,维新志士也同样使用过这个历史口号,其在鼓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为后世所认可。

   刘坚持黄帝纪年。他说,凡是一个民族必须追溯其起源。中华民族之祖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故对未来之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

   不过也要看到,在许多的“主义”中,大概民族主义最难把握“度”,每当走过头便可能仄向狭隘的一途。

   刘师培宣传“攘夷”的目的在反清,这是对的,但有时也将此思想做过度的演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神州之民”与少数民族杂处的情况,对此他持反对的态度:“偷息苟生,日与夷族相杂处,吾恐百年之后必凌灭至于无文而蔑不夷也”,对汉民与少数民族杂处生活表示反对。

   中国以汉族为主轴,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大中华”国家圈内,共生共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其实不是坏事,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文化融合。

   刘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温存情感,故将极多精力,倾注于对中国经典与诸子的研究。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等杂志上所发的文章可以见其学术观点意趣。

   他在《国粹学报》上所发的文章有《南北学派不同论》(第2、6、7、9期,1905年)、《清儒得失论》(原刊《民报》14号,1907年)、《近代汉学变迁论》(《国粹学报》第31期。1907年)、《近儒学术系统论》(《国粹学报》第28期,1907年)。以上的文章皆论列中国学术史,尤对中国宋明至清以来的学术做排列比较,颇有心得。

   《汉宋学术异同论》于宋儒多有肯定之处,此文载于《国粹学报》第6、7、8期。时在1905年。

   《汉宋学术异同论》言:近世以来,治汉学者,都指斥宋儒家为空疏,汉儒经学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有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他们的学说有时确也“出入老释之书”,“如张朱二程皆从佛学入门”,但心得之说实高出于汉儒。所谓“宋儒多有思想穿凿之失、武断之弊,虽数见不鲜”,然“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

   他对宋儒也有批评。宋儒侈言义理,“高远精微”,但是往往创一说而常有“先后互异”的毛病,“立一言或游移无主”。他又说:汉人治学有章可循,“循律而治经”,宋人则是“舍律而论学”,此为宋学与汉学的一大区别,也是宋学缺失之处。

   刘师培是传统派,却不是尊孔派。他反对立“孔教”,写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 论中国宗教起源,认为“中国上古之时本有宗教,而宗教之源起源于神教,因祀先而祀人鬼”。

   他考证教字从孝。《孝经》曰“夫孝,教之所曲生也”,此古教起源于祖先教之证。因礼而祀天神。因祭社而祀地祗。他考证社为土地之神。同奉一神即同居一地。今中国各村落民户虽十,也必有土地庙,是为证明。是则中国之宗教可以分为三:一为多神,一曰拜物,一曰祀先。此皆孔子以前之宗教,而今日依然存有遗风。此一言曰之皆为神教,也可称为巫教。汉魏以降,老释二家继兴“中国陋儒以昔之从奉多神、拜物各教者,参入老释两家之说。”而致使中国普通民众崇拜张道陵、袁了凡。他指出这就是中国宗教的大概历史。

   他论孔子系教育家而非一宗教之教主。孔子所以被后世崇信,是因为多种原因。近世以来,有人要树立孔教以对抗西学,其实孔教两字最“不合论理”。

   刘反对立孔教,却不反对在中国建立普通意义上的宗教。《醒后的中国》可以说是他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前景的预见与设定。他论中国将来的宗教与“主义”:“中国醒后之宗教。国民必有宗教。宗教者,进化之伴侣也”,明言中国应该有宗教,对其于教化民众的作用表示肯定的态度。

   他所倡导的“中国宗教”,有独特的意义规定。由于“世运日新”,“犹太之古箴,断不足为不变之圣典”,因此中国未来的宗教将主张“上帝非实有”;新宗教将以国家为崇拜之对象,“以国家为至尊无对,以代上帝”;“一切教义,务归简单”;宗教教义将随时“经教会若干议员之允可,可得改良”;树立教会的权威性;对于已被确立的教义,“背之者为叛国家,由众罚之”。

   以上的文字写于1905年,当时的他还主张“国家”,可见他思想转化史上的曲折起伏。 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观察,写这篇文章时的刘师培要求在中国有一个国家宗教,以统合国民思想,建立新信仰世界。

   二、以“中学”释“西学”

   应该说,刘早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主论者。他注意用中学解释“民主”,想在中西学融会贯通中,求其新解,并能使中国人接受。这大概也可说是将西洋学说“中国化”的一种尝试。

   他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我国学子知道有“民约”二字者,已经有三年。大体是阅读了杨廷梁据日本版所译本。卢梭《民约论》为欧洲政学之力作,然是学输入,对中国仅增加一新名词而已,实应大力宣传,以求普及。同时他又认为民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明,故当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出本国民约思想精华。由此原因编写《中国民约精义》(1903)。

   在这本书中他引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周礼》、《礼记》、《论语》等有关君民、君臣关系论述,以《案》述及己见,论民约思想,说明西方民约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证明在中国可以实行民约思想。

   例如他在《论语》《案》中说,孔门之论政,厥有二端:一为君臣间之关系,一为君民间之关系。上古之时,君不独贵,臣不独贱。既设君以治天下,复设臣以为之佐理。国为君臣共有,岂有尊卑贵贱之可分。推孔子之意,岂非抑君主之尊,而重执政之权哉。

   刘《中国民约精义》对于宣传民主思想固然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民主思想毕竟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说典型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已经有了民主思想未免牵强。而刘所处之时,中国正需要大力引进西方学理,强调民主思想古已有之论,对继续加大力度宣传西学,似有负面影响。

   三、又是一个“激烈派”

他在《论激烈派的好处》(1904年)中云:对于旧社会应该毫无顾忌,鼓动人民,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他表示与平和派决裂,要做激烈派,专门从事破坏。破坏就是“革命”,“中国到了现在,国里头的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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