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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浅析苏轼对词体革新的历史性贡献

更新时间:2021-08-30 15:42:03
作者: 张庆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以诗为词”本来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后山诗话》)。陈氏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其源固出于保守的词学观,但在客观上却准确地揭示了苏词这一手法开创性的特色。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

   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

   苏轼的一生升沉不定,备历险难。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反对空虚无实的形式主义之风,提倡“有意而言,有为而作”的现实文风。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于中而张其外”(《李方叔书》)。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这又使他的现实精神具有了强烈的人民性。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逝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词人在悼念王弗的时候,触发起自己对十年来艰难的人生经历,宦海风波的一番回顾。这首词上阕写作者对王弗的思念,下阕记梦中还乡,深切地表现心中的悲痛。而在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作者借习武出猎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但由于朝庭内部剧烈的明争暗斗,迫使他离京外任,“书剑报国”的壮志难酬,从而在他内心兴起迟暮的苦闷和牢骚。在词中作者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场,实现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苏轼有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词中的创作意境,赋予词以鲜活的思想和生命。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示了作者不得志的心情,透露出欣慕古人,渴望建立功业的心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作者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留在人间。作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想起历史上出现的悲壮场面,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时不待人,而此时自己不能成就事业,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叹息。

   同时,苏词的部份作品还深入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咏月而兼怀人,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出对于现实人生的执著态度和豁达胸怀。上片写对月饮酒,以问月发端,由现实进入幻想,又由天上回到人间,展现了作者内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过程。下片写对月怀人,作者由月到人,由古到今,将物理的变化与人事的迁移联系起来,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作出了具哲理意味的解释。在为月解脱的同时以理遣情,得到自我慰解,进而发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表现的情感有些压抑,但境界开阔高远,基调是积极乐观的。全词在叙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描写中,有对现实迫害的愤慨与藐视,有对人生的执著,有对人生哲理的议论,有对弟弟的深切怀念。现实的迫害使它产生出世之想,而这种想法是暂时的,一刹那的。他的执著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的热切希望战胜一切。同时在这首词中,也流露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表现了一种对人生社会的怀疑情绪。

   苏词以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在徐州写的《浣溪沙》描写了村姑、醉叟、络娘和卖瓜人等农村人物,描绘了清新秀美的农村生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而“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则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再看《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晚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刻画秋日农村景象,鲜明生动,历历如见。上片四句分别取四组景象,远景近景相同,听觉视觉互用,动态静态结合,宛如一幅幅变动的图画。下片写人的活动和感受,表现词人对生活的热爱。

   在苏轼的众多作品中,他不但用词写前人惯写的题材,而且用词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辈情谊,贬居生涯……空前拓宽了词的创作视野。词到他手中,确实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三、“自是一家”——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

   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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