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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沙垚:被争议的与被遮蔽的: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

更新时间:2021-08-29 13:26:27
作者: 赵月枝   沙垚  

  

   摘要:乡村振兴,谁为主体,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文章认为,在地域和宗族文化认同的规约下,在共产党组织部门的引导下,返乡人群这一被争议的对象可以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也不完全是没有希望的、需要被拯救的对象,他们是乡村的主人,他们身上的正能量和价值感需要被重新发现。因为他们不同于其他亚非拉农村的农民,他们是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他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因此,需要将各类主体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使之相互制约,又共同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大业。

   关键词:乡村振兴; 主体性; 社会主义; 文化传播

   赵月枝,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与乡村发展等;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乡村传播。

  

   从文化到经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沙垚 (以下简称沙) :自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 乡村传播日益成为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乡村, 也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乡村。甚至我在一个乡镇看到大幅标语“用企业家的激情, 点燃农民心中的梦想”。这里就涉及一个重要的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赵月枝 (以下简称赵) :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召开动员大会, 很多乡村振兴讲习所已经挂牌成立, 政府主体声势很大。资本主体也早就跃跃欲试, 并且已经以各种形式介入。知识主体, 也是在场的, 一些有乡村情怀的学者, 也早开始各种乡村实践了, 还有一些艺术家, 到村里搞设计、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 甚至乡村建设。唯一缺席的, 或者说还没有真正登上乡村振兴舞台的, 是农民自己。当然, 中央文件是明确的, 乡村振兴要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因此, 说乡村振兴的主体缺位, 一不是中央文件不明确, 二不是真的没有人搞乡村振兴, 而是说作为乡村主人的农民在乡村振兴这场时代大戏里面还没有真正登场, 或者说他们的主体性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我举个例子。为了搞乡村旅游, 一个偏远的空心山村搞起了文化节, 村双委干部和文化站干部都很积极, 又是拓宽公路又是搭台和组织节目, 农民也会为了应景和挣钱而加入民俗表演。但是, 农民对乡村旅游业能否发展起来和自己能否得益没有信心, 他们的参与是为了别人的观看, 虽然他们在场, 但他们内心并不把这事当作自己的事情, 而且他们是以群众演员的身份出场的。也就是说, 群众没有被真正发动起来, 成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振兴村庄这一事业的主角。当然, 在我家乡缙云县, 在乡村春晚的舞台上, 农村妇女为了自我表达和村庄共同体的荣誉而演出, 积极性很高, 又是另外一回事。通过乡村春晚复兴乡土文化这一领域, 一方面是党委政府的引领和有意识的乡村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另一方面是村民在传统春节的文化表达需要。两者一拍即合, 形成了合力。

   :按照您的讲述, 至少在缙云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 农民是有主体性的。但文化或许是“五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中最为薄弱的一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文化传播的学者不能绕过政治经济去谈文化。那么, 在经济层面如何理解乡村振兴的主体缺位问题呢?

   :你这话说到我这个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心里去了。可以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先声、是号角, 但没有经济的支撑, 尤其是强大的集体经济, 乡村春晚是很难走远的。

   :我插一句。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过程中, 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农民仅仅靠出去打工来提升收入, 那他们还有没有经济主体性?战略中提到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增加农民收入之间是什么联系?有没有内在的镶嵌或者有机的互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诸如光伏发电这样的项目, 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经济薄弱问题, 但和农民是什么关系?租用了农民的场地或屋顶而已, 并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并不能全面地发挥农民的生产能力。

   赵:你能看到这一点很好。虽然我们是传播学者, 但我们在讨论文化传播之前, 我们必须讨论农村的经济和经济组织的问题。我在家乡调研时发现, 每个村都挂着好几个牌子, 除了党支部、村委会、村监会, 另一个牌子是“经济联社”, 但这块常常被我们忽略了。这与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有一定的连续性, 是当下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 应该承担农村经济管理、服务和运营的功能, 但现在大多时候它只是一个空牌子。一方面, 通过村民选举和近年加强基层党建, 乡村的政治主体是建立起来, 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了;但是, 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和集体经济的衰败, 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经济主体性没有了。正如一位农村问题专家所说, 由于“产权、财权、事权、治权”统一的村社共同体名存实亡, 乡村成了“主体无主体性社会”。也就是说, 村庄共同体没有了经济基础, 农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也就无力自我解决村庄的问题, 更遑论发展了。所幸的是, 改革40年后, 作为村社主体存在基石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还存在, 而且是农村改革不可动摇的底线;今天, 乡村振兴战略又大力倡导壮大集体经济。在这样的语境下, 有没有可能激活农村经济联社, 使它成为农民在经济上组织起来的主体?

   :去年, 我在西北一个县的农办挂职。我们学习了贵州六盘水市的“三变”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改革, 回来后就推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其中探索的一个模式是, 由村两委发起成立集体经济属性的合作社负责生产, 是由农民作为股东的, 真正合作的合作社;由供销社负责对接市场, 进行销售。虽然前些年供销社普遍瘫痪, 但它在全国的组织、网络和系统还在。

   赵:没错, 想的是很美。但问题是, 一方面, 这样的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开拓精神的村双委是少数;另一方面, 基层的管理者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转变观点、解放思想。他们认为, 农民搞搞卫生、跳跳舞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 去从事集体或合作性质的经济活动, 又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 有关部门可能并没有将组织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个破解当前乡村发展困局的选项。考虑集体经济在农村的兴衰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僵化理解, 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了, 这也是媒体和传播学者需要参与解决的问题。我们是要不断地去冲破这种意识形态的定式和禁锢。表面上, 壮大集体经济又成了“政治正确”的口号, 文件上写了, 新闻上也报了, 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也通过一些短平快的扶贫项目很快消除了;实际上, 没有人从经济上去组织农民。换句话说, 在实践中, 基层干部对发展集体经济并没有积极性甚至还有意识形态上的认识误区, 更不认为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相反, 他们热衷于培植龙头企业、私人农场主或其他的私有经营主体。照此逻辑, 我真担心, 农村的未来会不会重新由大地主、大资本家来主导?

   沙:我想我们还是乐观一点。首先, 似乎社会各界已经达成共识, 即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应对现代市场的风险;其次, 外来的资本似乎也不想直接和零散的小农打交道, 成本太高了;最后, 经济联社、供销社这样的机构在农村或许还有一些遗留的公信力和认可度。因此, 或许困境之中也孕育着机遇。

  

   返乡“资本家”:如何从被批判的对象到乡村振兴的主体

  

   沙: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警惕, 有一些乡村能人, 在环境好的时候, 发起合作社, 但经济能力有限, 在外来资本的冲击或利诱之下, 很快就被收编, 成为代理人。我调研过的一个县就有不少这样的合作社, 他们帮助外来的瓜贩子压低瓜价, 侵害瓜农利益。瓜贩子每斤瓜返给他们2分至5分不等, 由此他们每年也能获得10万至30万的收入。县政府试图推动村双委成立集体经济的合作社, 绕开瓜贩子和代理人, 直接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市场对接。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瓜贩子和代理人联合起来, 与新生的合作社打价格战, 导致很多瓜农临时倒戈;同时, 他们还以各种方式腐化基层干部。

   赵:这个情况现在很普遍, 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买办和营利性经纪人。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人在外打工并积累了一定经营管理经验后, 被返乡创业的政策吸引, 回到山村承包了茶园, 又在省科技特派员帮助下, 在新茶叶品种的种植、加工和营销上颇有成果, 赢得了市场。同时, 在乡镇干部的引导下, 又想出了惠农方案, 带领茶农共同致富。这样的返乡私人创业者故事, 和你讲的代理人模式截然不同, 是应该被鼓励的。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大资本家, 也不是垄断资本或金融资本, 他们更多是掌握了资本运作技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返乡创业, 受到本地文化的规约和道义的要求, 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去恶意剥削农民, 而是回馈故土。

   还有一些资本家, 虽也有本地背景, 但是以纯粹投资的身份进入乡村的, 这是需要我们警惕并团结的对象。比如, 有返乡者在租用农民的土地搞乡村旅游的过程中, 不但事实上无偿使用了农民世世代代创造的村庄景观以及生态和文化资源, 而且因只把自己与村庄共同体成员的关系定位为简单的经济关系而与村民发生摩擦。这种情况下, 外来资本主体和农民主体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而地方政府也不免面临着在这两类主体间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实际上, 当地方政府引进资本, 让其租用农民的土地独资经营依附于村庄景观和生态的旅游业时, 就已经选择了支持回乡资本主体, 而让农民处于从属的地位了。不错, 相关农民有一点地租收入, 个别农民也可以出卖产品和劳动力, 你甚至可以说, 欧式庄园也为古老的村庄平添了现代化的景观, 但相对于作为开发者的新庄园主, 农民作为村庄主人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了。总之, 即使一个地方, 也有不同的资本与农民结合的模式;即使同是返乡资本, 也由于个体经历、认知和经营方式的不同, 会有与农民和村庄有不同的互动方式。当一位村民抱怨回乡资本的代理者不屑通过递一支烟这样的姿态与村民打交道并融入时, 你会知道农民在意的不仅仅是几个钱, 而资本在把自己“嵌入”村庄时, 也需要更多地理解乡土文化。虽然上级政府完成了引资的指标, 甚至希望这样的下乡资本能带动村庄的发展, 但是, 如果村民的作为村庄共同体主人的主体性———不仅仅是个别村民作为农产品出售者和雇佣劳动者这种经济层面的主体性———得不到尊重和发挥, 那么, 这能不能达到振兴乡村的目标还真很难说。实际上, 如果指望外来资本重新组织和振兴一个村庄的经济, 那就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了。

沙:对, 现在回乡资本进入农村的模式很多, 很难说哪一种模式是普遍, 哪一种模式是例外。近年来, 除了私人老板返乡创业外, 私人老板返乡就任村主任、村支书的现象频频被学者们谈起, 褒贬不一。更有人把这些现象讲述成一个“狼来了”的故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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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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