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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根植乡土中国

更新时间:2021-08-29 13:10:27
作者: 赵月枝  
虽然笔者与他人联合主编的《全球传播:迈向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Chakravartty & Zhao,2008)一书的作者大部分有非西方背景,但是,城乡关系依然不是其中重要的主题,更遑论把城乡关系当作分析框架了。作为论文集的两位主编之一,笔者并不是有意去忽视作为分析矢量的城乡关系;毋宁说,这一忽视和遮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原因在于上述根深蒂固的学科参考框架。总之,学术研究议程设置中的“沉默的螺旋”起了作用。这一知识霸权的另一个表现是,当决定聚焦于传播与城乡关系时,下意识中,笔者马上觉得有必要回应:这是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吗?甚至是,这样的学术研究是被乡愁和情感所驱动甚至是在向后看吗?更严重的是,这是否意味着走上自我边缘化的学术道路,甚至是学术生涯的慢性自杀?

   因此,文化与传播的乡村转向不是小事,“赌注”很高。尽管联合国在2005年宣布,全世界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是,正如佐尔格和帕德韦(Sorge and Padwe,2015)所指出的,今天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历史上最多的,“这一事实增加了了解为何今天农村人口尚未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的迫切性”。(p.263)一方面,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城市化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出现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程度在整体上要高于亚洲和非洲等现象;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使得城乡关系问题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例如,在北美,剥削性的城乡关系这一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历史性地与垦殖主义、奴隶制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交织在一起,并产生了对原住民的剥夺和边缘化、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压迫,以及今天大量拉美移民农业劳工在美国的困境等问题。因此,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描述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城乡关系问题(吕新雨,2010)。可以说,上述形式的经济剥削、种族压迫和文化流离失所(cultural displacement)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展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和文化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处理身份政治或承认政治层面问题,而不能对资本主义持续地使农村和边缘地带服从于城市和大都市中心的这一进程进行根本性的批判,就避免不了其唯心和片面的性质。

   从社会变革的主体层面,尽管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作为潜在革命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后冷战时期的批判传播研究关注作为社会变革能动主体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网络时代的“赛博无产阶级”或“数字劳工”,但是,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民到印度农村的纳萨尔游击队,从1990年代墨西哥农村的萨帕塔主义者到今天美国农村腹地的特朗普支持者,世界各地的农村人口不断地表明,他们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不容忽视的强大政治能动主体。回到本文开头所引的自杀悲剧,作为河阳富裕的小企业主家庭中的一员和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朱小辉拒绝成为打工者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农村青年拒绝“无产阶级化”的因素。实际上,就在2010年春朱小辉和他的云南网友相约网络自杀的时候,与他们同龄的富士康工人通过“十几连跳”自杀,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反抗在跨国工业流水线上遭受的超级剥削。两者发生在同一个春天,并不是巧合。实际上,中国2亿8千万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还“没有完成”,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依旧辗转于农村和城市“之间”。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继续取决于全球范围内作为雇佣劳动者来源的农民的背井离乡和受剥夺,既然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确定,那么,通过为朱小辉们和返乡农民工建设一个能够承载有意义的现代生活的中国农村,能否截断中国为全球资本主义供应廉价劳动力的源泉,从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型中,发挥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反帝反资社会主义革命的农耕文明大国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中,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首要的位置,而印第安人没有尊严的惨淡生活以及殖民统治的具体特征很大程度上只是边缘性的问题。对此,加拿大原住民学者格兰·库塔(Coulthard,2014)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分析进行后殖民批判时主张,需要重新确立“剥夺性的殖民关系作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特征”。(Coulthard,2014,p.14)库塔呼吁,需要通过“将我们的研究从对资本关系的强调转移到对殖民关系的关注”,(Coulthard,2014,p.10)以此来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中有关殖民地问题的“残留”地位。2尽管北美原住民群体和中国农民群体在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能被简单化进行类比,但库塔作为一名北美原住民批判学者的分析,为我们把政治经济批判的视角从劳资关系扩展至城乡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与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和粮食安全问题,也为修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态断裂”增添了新的紧迫性。这不是要唤起对乡村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在威廉斯(Williams,1973)所娴熟描绘的如下两套城乡关系二元对立神话之间来回切换,即“一方面是农村的愚昧神话和城市的文明潜力;另一方面是田园的纯真神话和城市的腐化影响”(Sorge & Padwe,2015,p.236)。实际上,农村在生态上遭到的破坏比城市更为严重。例如,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农业过度使用化工产品,中国农村已经处于高面源污染状态。此外,它还曾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西方产生并非法运入中国的电子垃圾的倾倒地和拆解地。

   然而,农村并不仅仅是悲惨世界或荒原;相反,借用威廉斯晚年一部著作的名字,它可能蕴含着克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希望之源“(Williams,1989)。例如,近期有中国学者就提出,“向乡土社会学习”是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这其中,乡村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和它对共同体而非单个农民或农民家庭的强调,尤其它有关共同体是社会资源分配和共享的基本单位这一理念,对克服当下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有指导意义。在提出这一观点的同时,这些学者也试图论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替代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潜在可能(Tsui,Wong,Chi,& Wen,2017,pp.44-45)。通过呼吁在传播和文化研究中重新与乡村的全面联结,我们希望与这些学者一道,探讨恢复传统知识体系与其他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共同体生计手段的可能性,以克服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多重危机。这些知识体系、文化实践和信仰体系包括有机农业实践、草药医学,以及更深层的信仰体系和基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非剥削关系的美好生活方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假定有永恒的、静态的“传统”,而是在具体历史脉络里和地理空间中的特定样态的知识、实践和社会斗争。在北美,这无疑包括原住民反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这不仅包括传统“天地人”三和观念中人与土地的关系,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及实践。如库塔所言,原住民批判理论中“落地的规范性”或“扎根的规范性”立场主要受到土地的启发并以土地问题为中心,而土地的意义不限于其物质意义,而是其作为一种人与自然间的互惠和义务体系的存在本身所包含的规范性价值,它教会我们如何更多地想象与他人和与自然界在非支配、非剥夺的相互关系中生活,而不是陷入那种“没有权利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Coulthard,2014,p.13)总之,库塔所代表的原住民批判思想要抵抗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展中被“无产阶级化”的宿命。

   在上述加拿大原住民和中国农民在土地观念上存在共鸣的基础上,本文随后转向中国与河阳,因为这不只是一个令朱小辉绝望的地方,还是有希望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多重危机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尚未结束的地方。

  

   二、中国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传播与城乡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20世纪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的产物。中国具备以城乡关系视角来观照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将传播和文化作为融入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关键场域的优势。有学者指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剥削性的城乡关系和殖民关系为基础,与此相反,中国在19 世纪初被迫与资本主义交锋之前,始终保持着非对抗性的城乡关系(严海蓉,2009,p.21)。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城乡关系并不是某种静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中华文化精髓的衍生物,而是中国农民周期性抗争的结果:当生活在城市的“不在地地主”累积了过多的土地,或由于维持国家权力和统治阶级特权的税赋过重时,中国农民就会通过反抗推翻统治势力,在新的“天命”下建立新王朝。当然,维系城市和乡村之间人情纽带的文化和社会规范,对维系中国社会的乡土根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通过考试入朝为官者会在退休后回归乡里;在传统文化中,有源源不断的诗句将田园生活描绘成终极美好生活。

   本文并不旨在评述那些关于中国遭遇资本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对这一体系的适应与反抗的大量文献。林春(Lin,2013)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为所有希望超越浅薄的去西方化,并将中国纳入对世界未来的思考的学者提供了深刻洞见。以下概述所希望突出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参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而两者又历史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首先,由于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的规模有限,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从而使中国农民在历史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但成功领导了土地革命,并且发展出了以“群众路线”为特征的政治传播和文化治理模式。“群众路线”不仅体现了有别于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且承认“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变革的动因。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列宁主义原则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努力,通过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开展工作而将自己与中国社会联结起来(Lin,2013;Selden,1971)。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观察到,“现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都是“通过农村的民族主义革命而取得政权的”,她还指出“或许这些通过对农民开展民族主义动员而取得政权的国家,习得了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宝贵经验”(Perry & Lu,2015,p.1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先遭到来自西方的经济封锁,后又经历了中苏决裂。中国初期工业化与现代化依赖于对国内农业剩余的过度提取(这一国内的关系相当于国与国之间的殖民攫取或国际市场中的贸易不平衡),而城乡户籍制度的确立以及“不断加剧的城乡差别”,成为“这一革命性现代化工程的意外后果之一”(Brown,2012,p.2)。然而,正如布朗(Brown,2012)所说,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问题非常复杂,在“不平等、相互作用及发展等彼此重叠的主题”之间充满张力(p.230)。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政策并没有完全将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弃之不顾。阿瑞吉(Arrighi)(2007)甚至认为,“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存在明显的反差,中国在毛时代对现代化的追求不是通过消灭农民,而是通过提高农民的经济和教育水平”(p.374)。尽管这一概括性表述需要更为细致研究加以补充(Brown,2012),但是,就农村发展而言,中国在成人扫盲、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令发展中国家艳羡,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传播和文化政治方面,大众传媒的社会主义修辞将工人和农民树立为新中国的历史主人翁。严海蓉(2005)甚至认为,农村在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高地”,农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得到颂扬。与此相对,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则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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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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