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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更新时间:2021-08-28 16:29:34
作者: 张维迎 (进入专栏)  
他证明,利润来源于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超过资本的平均回报率的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生产要素的价格属于成本,利润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企业收入中超出成本的剩余部分。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产品的价格将全部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要素价格(如工资、利息、地租),企业没有利润。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了作为剩余收入的利润,才有了企业家。这一点对理解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含义。

   第一,企业家的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一般来讲,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需要更高的企业家能力,更高的利润诱惑。如果环境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的话,只有那些绝顶聪明、有超常判断力的人,胆子很大的人,才敢去从事企业活动,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毕竟是极少数,他们可以赚取极高的超额利润。

   第二,几乎每个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有不确定性就有风险,你要让他承担风险,就必须予以风险补偿。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风险补偿也越大。这样,即使每个人事前面临的预期收入相同,事后的收入也会不同。运气好的赚钱,运气坏的亏本。不确定性越大,事后的 收入差距就越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从事工商业活动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什么?是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最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可能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是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是政府部门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做企业仅有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力是不够的,关系、背景可能更重要。只有那些有政府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人真才敢去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就不敢去做企业。并且,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关系和背景就越高。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前面讲到的五个困惑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尽管体制的不确定性是一普遍现象,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效率与收入平等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我们用横坐标代表GDP增长率,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应该是向上倾斜的,但不同地区GDP增长率与基尼系数关系的斜率是不一样的,如下图所示。体制的不确定性越高的地区,斜率越陡。这是因为,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做生意非常地难,只有少数人敢做生意,大部分人不敢做,但因为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所以能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暴利。而在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的不确定性相对低的地区,许多企业家能力相对一般、没有很强政府关系背景的人也可以做生意,利润率较低。在前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少,经济增长率低,利润总量少,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收入差距大;在后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多,经济增长快,利润总量大,但利润的分布比较均匀。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前一类地区要比后一类地区付出更高的收入差距的代价。我们前面的跨地区统计数字表明,恰恰是那些高增长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一点。这条向下倾斜的增长率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曲线,事实上是由不同地区的向上倾斜的曲线上的点组成的。

  

   解决问题的出路

  

   如果我们发现的这个结论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何在不损害GDP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关键是提高经济的 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行为方式,推进到浙江省这样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与此相关,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用法律把政府约束起来,让各级政府在法律边界内行事,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能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无论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预测政府的行为,把握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少数人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使得很多事情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做,大部分人不能做,保护了垄断利润,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定是负相关的。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改革体制,既可以提升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对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证明,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其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长越快。如果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义务教育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大学教育,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大学自主确定学费,向高收入阶层收取较高的学费以便有财力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奇怪,越是水平差的大学,学费越高,越是收入低的家庭的学生支付的学费越高。那些收取高额学费的三类大学(三本),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孩子上的。

   前面已经证明,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不如要用市场手段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更有效。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尤其是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而言,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公平问题。如果我们把创业的人吓住了,没有人愿意做企业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出现。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法律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群体,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法律带来最大的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一些普通工人。

   本文根据作者于2008年1月12日在“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首次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20日。修改后的文章曾收入作者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和《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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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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